这一切完全是在意识之外发生的。好比夏洛特，她说她想要找一个可靠的、可以亲密相处的男朋友，但每次遇到她的“型”，都一定会带来混乱和沮丧。她最近约会的一个男生似乎在不少方面都符合她所描述的对另一半的期许，但她却在治疗时向我汇报说：“真是太糟糕了，我们完全不来电。”对夏洛特的潜意识来说，那个男生在情感上的稳定性太让她陌生了。

心理治疗师特里·李尔sup/sup将我们这种因循守旧的行为解释为“我们将自己的原生家庭内化，成为我们人际关系中不断重复的主旋律”。人们不需要通过语言来告诉你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们的行动会说明一切。他们常常会把消极的期望投射到治疗师身上，但如果治疗师作为一个可靠而慈爱的形象打破了这些消极的期望，使来访者经历“矫正性情绪体验”，那来访者就能有所改变——他们能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世界不像原生家庭那样。如果夏洛特能和我一起努力克服她对父母所抱有的复杂的情感态度，她就会发现自己会逐渐被另一种类型的异性吸引，让一个有爱心的、成熟的、如她所愿的伴侣给她带来全新的情感体验。但实际情况是，每当夏洛特遇到一个可能会好好爱她的人，她就会在下意识里拒绝他，把他的稳重看作“无趣”。她还是无法将被爱与“平和”或“喜悦”画等号，被爱对她来说就应该等于焦虑。

所以情况只是不断重复。同样的类型，不同的姓名，同样的结果。

“你看到她了吗？”有一次夏洛特问我有没有看到和那小哥一起来的女生。“她一定是他的女朋友。”我迅速瞥了一眼，看到了他们俩。他们坐在相邻的椅子上，但完全没有任何交流。那个女生和那小哥一样身材高挑，有一头浓密的黑发。我想，她也可能是他的妹妹，跟那小哥一起来接受家庭治疗。不过还是夏洛特的猜测更合理，她更像是他的女朋友。

从那天到现在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那小哥的女朋友已经成了候诊室里的常客。但今天又突然发生了什么事，让夏洛特在此刻的治疗中宣称我会杀了她呢？我迅速在脑海中闪过许多可能性：我想到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夏洛特无视女友的存在，上了那小哥的床。我想象那小哥和女友同夏洛特一起坐在候诊室里，女友却不知道夏洛特和自己的男友已经有了肌肤之亲。我想象女友渐渐发现了端倪，抛弃了那小哥，于是夏洛特和那小哥名正言顺地成了一对。我又接着想象，在那之后夏洛特还是像往常一样，在亲密关系中避免真正的亲近，而那小哥也同样遵循自己一贯的行为模式（那只有迈克知道了），然后整件事最终以爆炸式的结尾收场。

但我猜错了。今天我会“杀死夏洛特”的原因是，她昨天下班，正要第一次去戒酒小组互助会的时候，金融公司的那些同僚刚好来邀请她去喝一杯，于是她就答应了，因为她觉得这是个职场社交的好机会。然后，她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她为自己没有去戒酒互助会而感到难过，一难过又喝了很多。

“天哪，”她说，“我真是恨我自己。”

有个督导曾经跟我说过，每个治疗师都会遇到一个和自己惊人相似的来访者，简直感觉那个人就是你的分身。当夏洛特走进我的诊室的时候，我知道她就是（或者说几乎就是）我的“那个”来访者。她和二十来岁时的我简直就像双胞胎一样。

我们不只是长得像，还有相似的阅读偏好、言谈举止和思维模式（过虑且消极）。夏洛特来我这儿的时候刚从大学毕业三年，从表面上看一切似乎都很光鲜——有朋友簇拥，有一份又体面又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但同时，她也不确定自己今后的职业发展方向，她和父母也有矛盾，总的来说她很迷茫。诚然我没有像她那样过度饮酒，或是随便地和陌生人发生关系，但我也是迷茫着度过了二十几岁的那十年。

从逻辑上来看，如果你能在某个来访者身上找到共鸣，或许会使你更容易帮助她接受治疗，因为你能很直观地理解她。但实际上，这种共鸣会在诸多方面让治疗变得更困难。我在治疗夏洛特的时候格外警惕，时刻提醒自己要把夏洛特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一个年轻版的自己，不是要回到过去拯救自己。相较面对其他来访者，我尤其注意克制自己不要在某些时刻立刻跳出来矫正她的行为，例如当她“扑通”一声瘫进她的“宝座”里，又或是当她讲完一个曲折的故事之后，总要加上一句质问：“我的经理是不是特别不讲道理？”或是：“你能相信吗，我的室友竟然会这么说……”

二十五岁的夏洛特虽然有她的痛苦，但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憾。她不像我，没有中年危机；也不像瑞塔，她没有对自己的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或是嫁给一个会动粗的人。时间就是她的财富，当然她得善于“理财”。

夏洛特刚来治疗抑郁和焦虑的时候并不认为自己有成瘾的问题。她坚持声称，她每晚只是“喝两杯”红酒，帮助自己“放松”。（但遇到像这样对用药或饮酒问题特别防备的来访者，我会立即按照治疗师公认的计算公式，默认她实际喝的量要比她自己报告的量多一倍。）

后来我终于知道夏洛特平均每晚要喝掉四分之三瓶红酒，有时还要先来一杯（或是两杯）鸡尾酒。她说她白天从来不喝酒，“除了周末，因为要去吃早午餐，你懂的。”她还说她极少在别人面前喝醉，因为多年来酒量见长——但事实上她常常在喝完的第二天记不起当时的情况和细节。

即使这样，她还是坚持自己的“社交饮酒”并没有什么特别；与此同时，她却认为“真正”让她上瘾的——导致她花越来越多时间在心理治疗上的——是我，是我本人。她说，如果可能的话，她想要每天都来接受治疗。

每周，当我示意治疗时间即将结束的时候，夏洛特会特别夸张地发出叹息，然后惊呼道，“真的吗？你确定吗？”然后，当我站起来去开门的时候，她才开始非常缓慢地收拾她摆放在四周的物品：墨镜、手机、水壶、发圈，把它们一样一样收起来，而且常常都会落下点什么，过两天再来拿。

当我指出她这样把东西落在这儿就是一种不想离开治疗的表现，她就会说：“你看吧，我就是对治疗上瘾。”她用的是“治疗”这个统称，而不是更个人化地说，是对“我”上瘾。

不过确实，对于像夏洛特这样渴望与别人产生联结，却又极力避免亲近的人来说，心理治疗可说是一种完美设定。治疗师和来访者间的关系是亲密和疏远的完美组合：她可以靠近我，但又不会靠得太近，因为在治疗结束时，无论她想不想，她都得回家。在两次治疗之间的一星期时间里，她可以保持既靠近又不太近的距离，可以发邮件给我分享她读到的文章，可以发简讯告诉我她遇到了什么事（“我妈妈打电话给我，她像发疯了一样，但我没有对她吼。”），她也可以发图片或其他觉得有趣的东西给我（例如一个号码是4evjungsup/sup的车牌——我希望她拍这张照片时不是酒驾状态）。

可是，如果我在治疗时想要谈谈这些事，夏洛特就会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哎呀，那只是看着觉得好玩。”有一次她发给我一篇文章，讲的是孤独正成为她这个年龄层的流行病，当我问她是否深有同感，她却面带困惑地回答说：“倒也没有，我只是觉得这是个有趣的文化现象。”

当然，所有来访者都会在两次治疗之间不住地想到他们的治疗师，但对于夏洛特来说，把我放在心上似乎并不产生一个安定的联结，而更像是一种失控。如果她太依赖我，那该怎么办呢？

为了应对这个恐惧，她曾经两次中断治疗，但最后又重新回归。她总是在挣扎，想要远离她所谓的“安慰剂”。每一次，她都是不辞而别。

第一次的时候，她在治疗中宣称“必须要戒掉（这个安慰剂），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离开治疗”。然后她就真的站起来，从治疗室夺门而出。（回想起来，当时她进门没有把自己的物品一件件摆放在扶手上，也没有拿起椅子上的毯子，我就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两个月后，她问我能不能就回来“做一次治疗，就一次”，想和我讨论一些关于她表姐的事。但当她再次出现的时候，我才知道她的抑郁症复发了，于是她持续治疗了三个月。但当她感到有所好转，正要作出一些积极的改变时，她又在治疗开始前一小时给我发了个邮件，向我解释说，她必须彻底戒掉——

她指的是，戒掉心理治疗。但照常喝酒。

一天晚上，夏洛特参加完一个生日派对开车回家，一头撞上了电线杆，警察当场开出了酒驾罚单。第二天早上她打电话给我。

她打着石膏来到诊所，她的车已经报废了，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她只伤到了手臂。她对我说，“我根本没看见，我说的不仅是那根电线杆。”

“也许，我的问题不在于依赖心理治疗，而在于依赖酒精。”这是她第一次这么说。

但一年之后，当她遇到那小哥时，她依然在喝酒。特里·李尔（terryreal），美国家庭治疗师和作家，专注于男性问题和伴侣治疗。4evjung=foreverjung，意为永远的荣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