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
这就是温德尔在听完我有关写书的忏悔后作出的反应。要知道我可是纠结了好一段时间才鼓起勇气跟他说这件事的。
这两个星期以来，我已经默默地移到了位置b，准备要向他坦白一切，但只要我们一面对面，在两张沙发的顶角促膝而坐，我就不由得迟疑了。我开始拖延，顾左右而言他。我聊了关于我儿子老师的事（她怀孕了），聊了我父亲的健康问题（他身体不太好），聊了我做的一个梦（很奇怪的梦），聊了巧克力（我承认，这跑题了），聊了我额头上不断出现的皱纹（这倒是在正题上），还聊了生活的意义（“我的”生活的意义）。温德尔试图让我保持专注，但我简直像脚踩了香蕉皮，从一个话题滑到另一个话题，感觉他的战术节奏都要被我打乱了——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
突然之间，温德尔打了个哈欠。这是一个假哈欠，一个战略性的哈欠，一个大大的、充满戏剧张力的、张大嘴巴的哈欠。这个哈欠就像是在说：“除非你坦白心底最根本的想法，不然你就会一直耗在这儿。”然后，他就坐在沙发上，端详着我。
“我要跟你说个事儿。”我说。
他望着我，就像在说：“你最好认真说。”
结果，我把整个故事的原委一股脑儿地都说了。
“唔，”他又说，“所以你并不想写这本书。”
我点点头。
“如果你不能交稿，你的财务状况和专业前途都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对。”我耸了耸肩，仿佛在说，你明白我的境遇有多糟了吧？“如果当初写了那本育儿书，那我今天就不会是这个状况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每天，有时甚至每小时都会跟自己重复这句话。
此时温德尔又摆出了他那套“耸肩—微笑—等待”的应对公式。
“我也知道，”我叹了口气，说，“我犯下的这个错误是巨大的，不可逆转的。”说着我又感觉到一阵恐慌涌上心头。
“我在想的不是这个事。”温德尔说。
“那是什么？”
他突然开始唱起歌来：“我的人生已经过半，呜呼。我的前半生已经离我而去。”
我朝他翻了个白眼，他却依然故我。那首歌的曲风略带蓝调，我尝试着辨别那是谁的歌，是埃塔·詹姆斯的？还是b.b.金的？
“我想要回到从前，去改变过去。我想要多一点时间，让一切变好……”
我这才意识到，这不是什么名曲，这是温德尔·布朗森的即兴创作。他写的词真是糟糕透了，不过他洪亮悠扬的歌声倒是颇令人惊艳。
歌声仍在继续，他还越唱越投入了，拿脚打着拍子，手上还打着响指。如果在大街上遇到他，我一定会以为他是个穿着针织外套的书呆子，但此时此刻，他的自信和即兴发挥简直让我震惊，他正全情投入，完全不在乎别人会不会觉得这很傻，或是很不专业。我可没法想象自己在来访者面前做到这个样子。
“因为我的人生即将走——向——尾——声。”他终于唱到了尾声，还张开双手摆出了一个爵士风格的结尾动作。
结束了演唱之后，温德尔严肃地看着我。我很想告诉他刚才的那段表演很烦人，因为他在戏谑一个本身非常现实的、切身的、令人焦虑的问题。但我还没开口，就先感受到了一阵不知从何而来的悲伤，而他高歌的曲调还在我脑海中萦绕。
“这就像玛丽·奥利弗sup/sup的诗，”我对温德尔说，“‘对于你仅有一次的、狂野而珍贵的生命，你打算做点什么呢？’我以为我都计划好了，但现在一切都变了。我计划好了要和男友在一起，我计划好了要写一本对我意义重大的书，但我没想到……”
“没想到情况会变成这样。”温德尔说着，给了我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对话之后，我们就像老夫老妻一样，能把对方没说出口的话说完。
但温德尔随即又陷入了沉默，这次似乎不是我已经习以为常的那种，带有目的性的沉默。我有种感觉，也许此刻温德尔也被难住了，就像我有时在治疗中也会这样，因为来访者遇到瓶颈而感觉自己也遇到了瓶颈。他已经尝试过了打哈欠、唱歌、引导我、问一些重要的问题，但我还是一直回到这条老路上——不断重复我失去的一切。
“我在想，你来这儿是为了什么？”他说，“你觉得我能如何帮助你？”
我被他问住了。我不知道他是把我当成一个心理治疗师同行来征询我的建议，还是把我当成他的来访者在提问。但无论哪一种，我都不确定答案。我究竟期望从心理治疗中得到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说，但这句话一说出口，就让我自己感到害怕——也许温德尔确实帮不了我。也许没有什么能帮到我。也许我只能学会接受自己所作的选择。
“我觉得我可以帮助你，”温德尔说，“但或许不是以你想象的形式。我无法把你的男友带回你身边，我没法让你从头来过。还有你现在面临的写书的困境，你想要我把你从这困境中解救出来，这我也做不到。”
我对此嗤之以鼻：“我没有指望你解救我，我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我可不是什么危难中的少女。”
他的眼睛紧盯着我。我却转过脸去。
“没有人会来救你。”他平静地说道。
“但我也没有想要被拯救呀！”我再次重申，但这一次，心底却有一部分自己提出的质疑：“等等，我真的不想有人来救我吗？”某种程度上，我们不是都希望被拯救吗？人们来做心理治疗，都是期望能让自己好过一点，但“好过一点”又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