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我先为自己辩护一分钟。当我跟温德尔说，直到分手之前我的生活都过得非常顺遂，那绝对是真话。至少，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或者说，我想要自己觉得事实就是那样的。

好吧，现在让我丢开狡辩：我就是在自欺欺人。

有一件事我没告诉温德尔，那就是我现在本该埋头写书，但写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进行得并不顺利”具体来说就是：我根本还没动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不仅签了合同，收了预付款，而且预付款已经被我花光了。所以我要是憋不出一本书来交差，就得给人赔钱。但就算我拿得出赔款，还是存在另一个问题：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这不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一个身份——所以如果我不能从事写作，就会丧失很重要的一部分自我。我的经纪人说，如果这本书不能如期交付，很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有人找我写书了。

我也不是真的什么都没写。事实上，在我本该埋头写书的时间里，我非常用心地遣词造句，给男友写了许多妙趣横生、你侬我侬的电子邮件。但一转身，我就跟家人和朋友们，甚至跟男友本人谎称我一直都忙于写作。我就像一个深藏不露的赌徒，每天西装革履地佯装去工作，早上出门前还要跟妻子和家人吻别，但一出家门便开车直奔赌场。

我其实一直都很想跟温德尔聊聊这个情况，但碍于我先要集中精力捱过分手的困境，就一直都没找到机会。

不过显然，这也是一个托词。

我之所以从未跟温德尔提起那本我该写还没写的书，是因为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内心就充满了恐慌、担忧、自责和羞愧。每当这件事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它总是准时出现，就像菲茨杰拉德说的：“在灵魂的暗夜，日复一日，时间永远停留在凌晨三点”），我的胃就会收紧，感觉人无法动弹。然后我就会质疑自己一路走来，在不同的人生岔路口做过的每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我确信自己如今的处境都是因为我做了人生中最错误的决定才造成的。

也许你会想，“你是开玩笑吧？能拿到一份出版合同已经够幸运了，你还不专心写书？还好意思无病呻吟！你怎么不想想那些在工厂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的工人们！”这道理我也懂。我以为我是谁呀，难道我是《美食、祈祷与恋爱》中因为内心挣扎想要离开爱她的丈夫而躲在浴室里啜泣的伊丽莎白·吉尔伯特吗？还是《幸福计划》中的格雷琴·鲁宾——即使拥有爱着她的帅气老公、两个健康的女儿，还有比大多数人都富有的生活，还是隐隐地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

这倒是提醒我了，关于这本我该写还没写的书，有一个重点忘了跟大家介绍——书的主题就是：幸福。是的，只有嘲讽从未缺席我的生活：就是这本“幸福之书”让我一直陷于痛苦。

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写关于幸福的书，因为首先，如果温德尔说得对——我悲伤的症结是一些更重大的事情——那我就已经处于抑郁的状态了。当我决定要写这本书时，我刚刚开始独立行医，还刚为《大西洋月刊》撰写了一篇封面文章，叫作《如何培养出需要心理治疗的孩子：为什么执着于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可能会导致他们成年后的不快乐》，当时《大西洋月刊》收到了创刊百余年来最多的读者来信。我在国家级的电台和电视台上谈论这个话题，各大媒体都来邀约采访，一夜之间我成了“育儿专家”。

紧接着，就有出版商想要将《如何培养出需要心理治疗的孩子》出版成书。出版商也就是想借势大赚一笔吧——我也找不出任何委婉的说法了。不过这样一大笔钱，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单身妈妈来说是做梦也想要的。对于只靠我一个人赚钱的这个家来说，这笔钱足以让我们手头宽裕好一阵子。出这么一本书还会为我带来许多去全国各个学校做演讲的机会——而我恰好很喜欢做演讲；同时又能为我带来源源不断的来访者——作为一个刚开业的心理治疗师，这也将给予我帮助；甚至还有人提出要以这篇文章为题材拍摄电视剧，当然如果有一本配套的畅销书，这事就更十拿九稳了。

但是，当这个很有可能改变我个人职业和财务前景的机会摆在面前时，我竟回绝了出版商：非常感谢，这份美意我心领了，但……还是算了吧。

我确定我当时脑子没抽风，但我就是断然拒绝了。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总有哪里不对劲。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不需要再多出一本关于“直升机育儿”sup/sup的书了。市面上已经有许多充满睿智与思考的书籍，涵盖了过度育儿的方方面面。两百年前，哲学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已经替我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这个观点：“太多父母费尽心思想要让孩子过得轻松点，到头来却让孩子们过得更辛苦了。”而在近现代历史上——准确地说，就是在2003年——诞生了一部有关过度育儿的现代先锋之作，这本书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操不完的心》。书中叙述道：“优质育儿的基本原则是适度、共情、顺应孩子的秉性——这些简单的原则并不会因为尖端的科学发现而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