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区分理想和抱负很有用。抱负是对一个很好的地位的构想和渴望，渴望取得什么，从而能够赢得同伴的认可和尊敬；它只注意外部。它有行动的渴望。而理想是渴望成为让人欣赏的人，不管实现它的过程是否赢得我们同伴的赞美还是不被承认。亚当·史密斯在著名的《道德情操论》里写道，我们内心有一种东西促使我们渴望值得称赞以及被称赞。这就是我所坚持的区别。抱负是渴望被称赞；而理想是渴望成为值得称赞的人。我们不能忘记，为了成为想要成为的人，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最终不落实到行动上来的渴望和决心对性格的形成没有一点影响；我们必须“做出光辉事迹”，而不仅仅是“成天幻想着它”。不过这种区别相当有力，并且非常重要。套用一句古话，我们可以说抱负是渴望出人头地；而理想是渴望保持诚实。现在，英国公立学校体制，用它反对一切反省的偏见、它对竞争动机的强烈吸引、它对成功的运动员和学者的奖励和奉承，极大地刺激了抱负；而英国生活总的来说，用它绝对专业的奖励、它巨大的奖赏、圣公会主教、头衔、统治者的职位、议长、相当有保障的收入、对那些爬到树顶端的人的社会思考、它向所有能够以及想要向上爬的人极具诱惑地展现出来的社会阶梯，所有这些对聪明的男孩和男人施加了相同的刺激。它的好处是男人的能力被充分发挥出来，得到进步，并且成为服务这个国家的主要来源。而这正是大不列颠在世界上取得成功的重要秘密。也必须承认，在美国，缺乏同样有组织的荣誉和奖励体制是民族生活的一个弱点；因为它使很多天赋都没有被开发出来，或者没能把它们纳入对集体的服务之中。但是与此相应的是，它也有好处，即抱负没有被如此强烈地激发，人们能更自由地追求一个理想。诚然，得到财富成为很多人的抱负；但同时也被广泛承认的是，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让人满意和满足的抱负；因此，我认为美国生活中做出慷慨行动的频率，它通常用最私人的方式实现，这种行动几乎与英国不可相提并论，然而这种行动却使美国如此多伟大的机构成为可能，没有它们，美国的文明将会贫乏得多。

因而我们不能指责抱负，认为它只是个人的一种偏激的想法；我们甚至必须认识最不理性的渴望——对死后名声的渴望，它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一个能够为名人纪念馆、雕像、纪念碑和纪念会提供充分“素材”的角色。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抱负是一种弱点，并理解为什么它是一个弱点。它是一个弱点是因为它是对最好或最高的东西的渴望；它会造成一种不完全的性格。一个纯粹野心勃勃的人，尽管他也许能忍受大量的劳动，达到极高的效率，并提供优质的服务，但他也许内心其实非常滑头。“如果我服务上帝像服务我的国王一样好，他一定不会在我年老的时候把我抛弃。”这是一个曾经非常成功且很有抱负的人的呼声。单独只有抱负，倾向于制造出一个不择手段的人，因为顾虑常常会妨碍抱负的实现。

在另一方面抱负也是一种弱点：它永远得不到满足。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很少能带来所期望的满足感，很少能使人满意、得到宁静。相反，它成为一个永远不能被满足的欲望，但是需要重新被更多的人更响亮地赞美。亚历山大的事例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个原理，他哭泣，因为已经没有更多的世界来让他征服了。

那么，抱负是不够的。年轻人的理想也许包括抱负。对理想的渴望和追求不会使他有肆无忌惮的行为。相反，这种渴望将是他所能找到的，防止错误行为和性格缺陷、抵御抱负引诱的最可靠保证。一个最终目标是理想性格的人绝不需要害怕他会陷入亚历山大的痛苦境地；他在追求之中可以寻找一种合理的满足感，一直到生命最后的日子。即使他能力消退，或由于命运坎坷，抱负令他大失所望，即便是失明、变聋、残废、卧床不起或衰老，他仍然能够通过用尊严和愉悦忍受痛苦来向他的理想致敬。

有价值的理想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使理想的性格适合一个人的天性和成长环境是一项需要判断力和评判能力的任务。这个过程中，本质上是一个获得“良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年轻人必然受到他所崇拜的人的巨大影响；好的建议能助他一臂之力。就像伟大的伦理学家t.h.格林真实评论的那样：“没有人能不受任何帮助自己形成良心”；他必须从道德传统中吸收影响，主要从他自己所在的时代和地方的道德传统中吸收；尽管，如果他学习哲学的话，可以通过学习其他风俗、其他时代来扩大和优化他的理想；他也许会在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或伊壁鸠鲁或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在佛教或孔子那里找到一些他强烈感兴趣并想加入到他自己理想中去的东西。

但是，当一些理想已经形成，还需要完成这个过程的第二部分，即批判性地把它作为他自己行为的标准和性格的评判尺度，有判断力地努力达到他的标准。而这才是这个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会或多或少地失败，我们从来不会感觉到事情已经做完，我们必须完全依靠我们自己，没有人能帮我们。就像圣·洛·斯特雷奇在他最近的自传中，在描述完他男孩时代所受到的一些主要影响之后，写道：“作为最后的一招，一个人是他自己的明星，必须铸造他自己的灵魂，尽管无疑，他有权利，并且有义务，去感谢所有好的机会和幸福的环境。”

被赋予一种理想的性格，多少崇高、多少优秀、多少适合他特定的需求，以及被赋予一种强烈与不懈的渴望，渴望认识到他自己的理想，那么这个年轻人就有了上路的本钱，向着成为有极好性格的人这一目标前进。

然而这种起到如此重要作用的渴望究竟是什么？它源自哪里？它跟其他渴望的关系如何？它的自然史是什么？这里我们触到了位于道德理论讨论中心的难题。对此哲学家给出了各种不同的回答。有的说这是理性的作用，美德只是一种知识的形式。有的人，像沙夫茨伯里勋爵，说这是一种天生的品位或审美能力。很多人跟随布特勒主教和查尔斯·福克斯，第一批贵格会信徒说它是一种特殊的天生道德能力，把它称为良心，或一种道德感，或者任你想怎么称呼它。还有以佩利为代表的人（神学功利主义者）说它是逃脱惩罚，确保生活的回报将会到来的渴望。杰里米·边沁学派的自然主义功利主义说它是保卫这一生的幸福的渴望（或者说最大的快乐和最小的痛苦）；他们主张这个社会的组成主要是惩恶扬善，于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聪明的人，看到这个事实，自然会更喜欢美德而不是邪恶，因为他更愿意享乐，而不是遭受痛苦。

这些由来已久的回答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可以接受。多年前我曾经提议（在我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在这本书中我第一次提出这几页所讨论的性格理论）用自然主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我仍旧认为这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道德本性，我们求善、追求理想的倾向在我们先天的身体组成中就已经预先形成（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问题，我们在将来的很多年里将仍旧不能回答它）。我认为我们所说的非常重要的渴望，跟我们所有持久而循环的渴望一样，都来自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即自尊或自爱的情感。

注意，在寻找对理想的渴望的源头时，我并没有发明或发现迄今为止未被认识的我们天性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知道，行为正常的人都有自尊；自尊对于调节行为非常重要，这一点也众所周知。如果一个人如此不幸，失去了他全部的自尊，那么他的处境非常糟糕，要帮助他重建道德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果还有可能的话就恢复他的自尊。

自尊是非常真实和有力的东西；它是深刻影响我们行为和维持我们努力渴望的源泉。它是一种情感，在本质上，从起源、成长和实施上，与别的情感并没有不同。就像，当我们了解别人时，我们可能会学着欣赏和尊重他们，因此，当我们了解自己，当自我意识带来自我认知时，我们就能学着尊重自己。我的意思不是这种自尊的情感与某一种别的情感完全相同。任何两种情感，即使它们是同一类型，甚至是以同样的名义（就像爱或尊敬或恨），也绝不会完全相同。我们对于任何人或任何事的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有其特有的历史、组成及其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这种特殊的情感与所有其他的都稍微有点不同；我们甚至不能够好几分钟都不想到它。它不可避免地被所有社交活动激活，开始运转；因此它变得极其敏感，它的冲动或渴望非常强烈；因为它成为我们很多最紧张的情感经历、最激动的喜悦和最严重和持久的伤痛的来源。得意（一种极其强烈的喜悦）、羞怯、羞愧、嫉妒、愤恨、自我谴责和悔恨是我们赋予某些最复杂的感情状态的名称，它们都源于这一种情感；并且，由于它的渴望是如此强烈，它也是我们最强烈和持久的希望、焦虑和失望的来源。

我们已经知道对某种目标的情感可能成为主导的情感，超过所有其他情感，支配他的整个人生，如母亲对孩子的爱，一个人对他世代所在的家和土地的热爱，对他的家庭、他的国家、他的教堂或他的上帝的热爱，一个人对他的王子的忠诚，或者对情人的投入。这种人的行为可能在很多方面受人赞美——这些方面包括他对一种事情的坚定投入、它的力量和持久以及对目标的专心程度，然而它也容易与狂热这一不足为伴的情感为伍，缺乏适度和相对值，太过专一，而忽略了很多本不应被忽略的比如像正义和诚实这样的事情。我们听到过狂热喜爱古代中国或其他形式的小古董的故事，他们尽管在其他方面都非常体面，但他们会不择手段或秘密地追踪他们觊觎已久的珍品；在这种案例中对不重要对象的追求成为主导情感，这显示出它已经没有资格去影响其他的主要情感。

自爱、自尊或自负的情感，如果变成一种主要情感，也容易引起行为极端和扭曲。如果它以抱负的形式出现，它会产生不择手段的行为；如果它以骄傲的形式出现，它会使他蔑视一切。但是它有一种特殊的优点，它能呈现出一种形式，使它自己能适合一切环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为我们所能想到的行动上限提供一种确切动机。只有当自爱成为主导情感，而它也被理想的性格引导之时，它才能获得这种优点和这种能力。在这种指引之下发展，自爱成为情感系统的顶端、性格的飞轮、行为的调节器、所有道德思考的最高仲裁者；它对正确和做正确的事的渴望成为所有道德选择与自觉的决定性因素。

读者心里可能会有两种反对，一种是道德上的，一种是辩证的。他们可能会说：你想说服我们自爱是产生最高形式行为的根本因素。但是很多道德学家和传教士不是说忘我才是善良的精髓和所有美德的开端吗？我只能回答那种教条对我而言漏洞百出。确实有非常德高望重的人给我们举例，有的人一生致力于最忘我和最具牺牲精神的慈善事业和服务穷人或是遭受痛苦的人。但是他们不一定就是最好或者最完全的性格的典范。他们不是那种战胜巨大的困难，为世界树立新的标准，并作为榜样影响他人来效仿他们的类型。阅读斯特雷奇先生对弗罗伦斯·南丁格尔sup/sup的记述，你会发现，尽管她满腔热忱去救苦济难，但她绝不是一个顺从和忘我的人。她也许没有完美的性格，但是她有巨大的力量，我们称之为坚强的意志或性格。她用巨大的力量投身于她伟大的事业，因为她的温柔的保护倾向被她强烈的表现自己的倾向所加强了。她知道什么应该属于她，并坚持要得到它，即使她不得不拿起斧头砸开政府库房的大门，撕碎所有阻挡她前进的官僚习气。不仅如此，成千上万甚至是数以百万的善良女性一生都忘我牺牲；她们的影响随着她们的死亡而消逝。然而弗罗伦斯·南丁格尔的影响力留存下来，并且鼓舞无数人投身于同样伟大的事业中。

辩证的反对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紧密相关。有性急的读者会说：前面的章节中你告诉我们每一种真正能被称为道德的行为，其源头都在于温柔地保护的倾向，在温柔地为他人着想之中。现在你反过来告诉我们所有好性格的根本因素是自爱。这两者怎么能协调呢？它们互相之间不冲突吗？我的回答是：就像上面已经证明过的，它们不冲突。

发育良好的自爱促成很强的性格，但不一定是有道德的性格。一个人如果性格很强，但是，如果他的道德情感崇拜中没有慈善、同情、自我牺牲和温柔这些品质的位置，那么这些美好的品质将不会存在于他的理想中；他不会培养它们，而且，在任何需要深思熟虑做出选择的情况下，想要认识和展现这些品质的渴望也不会出现，在思考的过程中将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如果保护的冲动在他心中没有完全萎缩，他可能会不顾自己，就像我们说的（或者说不顾他强硬的性格）被打动去做出一些包含某种程度的自我牺牲的有同情心的行为。他也许已经学会了讨厌和鄙视这些品质；他也许是尼采的信徒，他的理想也许是冷漠无情的；那么，如果他发现自己内心有任何温柔或同情的活动，他会坚定地把它们扼杀在萌芽之中，并不顾这种活动而选择无情的做法。他坚定地使行为服从理想的命令，尽管会有干扰，他还是会表现出强硬的性格，但这却不是有道德的性格。

自爱在决定行为时给予我们道德情感的效力。一个人也许有值得称赞的道德情感，但是，如果他没有强烈的自爱，如果他从来没有获得过，或者失去了自尊，他将没有强烈的渴望去认识到自己身上值得欣赏的品质。因此，不会持续地展示它们，尽管当没有强烈的冲动领着他往反方向走时，他也许会零星地这样做。也许他天生的性情就跟圣弗朗西斯一样非常善良，但是他也许会在愤怒或恐惧或欲念强烈之时，或者在乌合之众的感染下，做出极其残忍的事情。

那么很强的性格的精髓在于，自爱应该处于支配地位，它应该是主导情感；而性格的品质是包含在理想之中的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情感决定性格的品质和行为；自爱保证这些情感所产生的冲动和渴望在相冲突的冲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使行为持久，使性格能够自发，使它总是朝向理想的指路明灯，总是沿着最具有耐力的道路走下去。因此，也许看上去自相矛盾，强烈的自爱能使人总是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的利益之后——不管他天生的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有多少。

那么，要拥有很强的、有道德的性格以及适当的道德情感，最重要的是两件事情，即：第一，有意识地把值得欣赏的品质收入到对性格的理想之中，并稳定地评估它们的相对值；第二，有很强烈和敏感的自尊，它持久地更新和保持努力，去认识一个人自身的行为和性格。

我们不要忽略，练习这些最高级别、最复杂的性格仍然有效。每一次这些更高级的因素开始活动，并且成功地决定理想的行动，我们就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一次成功的满足感，朝向这种行动的倾向得到强化和肯定；每一次我们允许它们在与其他倾向——贪婪、野心、欲念、恐惧——的斗争中占下风，它们就被失败的痛苦弱化和阻碍。然而“至少爱过和失去过，要好过从来没有爱过”；而且人一旦学会去热爱理想，即使他从来没有使它在自己身上成为事实，但是与其一直完全天真相比，他会少一些粗鲁；在认识到他自己的失败之时，他会获得一些谦虚，而这正是智慧的开端；他也许会希望拥有更美好的东西，他至少知道如何欣赏他人的努力、胜利以及失败。尽管他不是一个强壮的参赛者，没有赢得任何奖项，他也可能成为一个道德专家；尽管他也许没有美德，没有沾染各种邪恶，至少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让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实用的教训。首先，让我们鼓励自己和孩子的自尊；让我们细心地避开任何有可能损害或毁灭它的事情。其次，让我们反省自己的道德品质，并引导孩子们反省；让我们试着清晰而诚实地思考它们，直到我们能以某种理性的秩序估计它们的相对值；让我们努力去认识我们自身备受认可的品质，并鼓励我们的孩子也这样做。

道德运动——训练意志

一些在罗马教堂德高望重的权威嘱咐大众采取特殊的方式来训练意志。我记得其中一位建议他的读者每天拿出一小段时间，做一些完全无用和荒唐的事情，就是不要专门去训练意志：比如，以一种荒诞的姿势站立一段时间，或者把火柴盒里的火柴全部拿出来，以一种缓慢的预先规定好的速度把它们一根接一根地摆放在桌子上，然后以同样的方式放回火柴盒。这种练习不能锻炼肌肉、增强胸肌，或以任何方式促进身体健康或体能或灵敏度；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另一种不是纯粹渴望增强意志的动机就会被激活，而当这种动机发挥作用，意志的训练就会相应地失效。

我个人没有体验过这种训练的效果。但是在我看来，似乎如果忠实地长时间坚持，这样做应该能增强自主能力，应该能形成坚强的性格。但是，当然，这种行为本身不能拓展或优化性格。在一个非常权威的道德训练体制下，每一种情境都有一个规定，信徒自己没有选择、品味或是道德判断力，这种训练也许会找到合适的价值。

我不会反对任何人使用这种训练；但是我更愿意认为，对于那些想要实践道德运动的自由的人来说，更好的是选择几个领域，通过克服本性冲动来训练意志，这种操作如果有度的话是完全无害的。让他某一段时间——如果不是经常的话——拒绝给自己某些奢侈品，如过多的酒，泡热水澡，第二支雪茄，他最爱的佳肴，早晨被叫醒后仍旧在床上美妙地躺几分钟。吸烟者总有一些这样的自律方式。让他偶尔——一段或短或长的时间，不抽烟；或者，好一点的是，让他某一段时间减少其抽烟的量，规定一天多少烟斗，多少雪茄或香烟，在这段时间内严格遵守——这段时间可以是一天或一周或一个月，但不要有规律。

在孩子的教育中，在训练意志力方面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和实践。好几代人以前，普遍的做法是训练男孩完成他没有任何兴趣的艰巨的任务。在桦树条的鞭打下或其他威胁和惩罚面前，他被强迫长时间投身于志趣不投的任务。接下来的一个时期的威胁和惩罚被奖赏所补充，或部分替代。奖励、荣誉、奖金和报纸扬名被用来激发在竞争中取得成功的渴望和刺激竞争来帮助对失败的恐惧。后来，出现了反对所有这些方法的剧变。大肆宣扬孩子必须只做他天生应该做的事情，只从事他们的天性激起其自发兴趣的事情。所有的惩罚，以及所有的奖励如引诱他学习，都必须废止。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是玩。托尔斯泰和蒙台梭利就成为广受认可的先进教育家的倡导者。

但是新体制从来就没有占绝对优势。总是有很多老师，他们理解工作与玩乐之间的区别，认识到我们不能不给孩子布置繁重的任务，否则将给他造成巨大的损失。因为只有在完成艰巨任务的过程中孩子才能获得最有用的能力，获得把注意力集中到并不能引起其好奇心或喜爱的主题上的能力，而非仅仅为了这件事而做这件事的能力。这种注意力的集中是一种特殊的意志力训练；而这种训练会增强意志力，也就是说，强化性格。

但是现代对旧式方法的反对里面也有一定的道理。只是由于害怕惩罚而维持或刺激工作对性格的形成帮助甚微或没有帮助；充其量只能制造出一个奴隶的性格。而由于外在的奖励、由于抱负的渴望所促进的工作，能培养性格，但只能形成抱负占主导的不完全的性格。真正需要的是，孩子应该学会努力工作，因为他需要靠这么做来获得知识、智力和性格，尤其是那种让他能够把他的智力有效运用到任何问题上的性格或意志力。

还有一个动机也可以被适当地激励，以维持孩子的努力，即取悦他人或服务他人的渴望，这种协作能够促进孩子的性格往应有的方向发展。一个男孩如果知道其父母和老师对自己的进步极为感兴趣，看到他对学习越来越精通非常高兴，他也许会在这门学习上更加有动力；而如果，与此同时他知道自己的成功——比如赢取奖学金能够减轻他所爱的人的负担，他的勤奋学习就有了另一个值得称赞的动机。

注释

弗罗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nightingale），1820—1910，英国女护士，欧美近代护理学和护士教育创始人之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