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主人公辛克莱经历过暴力行为（被比他大的男孩敲诈），但这没能让他更好地认识世界。在他看来，“恶的”就是“堕落的”（这就是传教士语言）：代表恶的不是仇恨，不是矛盾，不是每个人身上都带有的并且辛克莱也亲身经历过的残暴，而是奇奇怪怪的琐事，比如说在酒馆喝酒。

黑塞小时候从父母那儿学到了“把恶视为堕落”这种特别的观念，但是这个观念并没有扎根于他的人格之中，而是像一个异物。因此在小说中“糅合了神性与魔性”的阿布拉克萨斯神出场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离奇地变得疏远了，不再触动我们了。恶在此“艺术地”与善结合在了一起。这似乎对辛克莱来说是陌生的、危险的、不熟悉的东西，但是他没有从中走出来，因为“堕落”早已和恐惧与罪恶感捆绑在了一起，也从情感上被占据了。他想消灭内心的恶：

“又一次，我发自内心深处地，试图从崩塌的生命阶段的废墟中建立一个光明的世界；又一次，我整个人只有一个愿望：消除我心中的黑暗和邪恶，完全沐浴在光明中，跪在诸神面前。”

在1977年于苏黎世举办的纪念黑塞百年诞辰的展览上，人们可以看到一幅挂在黑塞床头并伴随他长大的图画。画的右边是一条通往天堂的“正确的”道路，路上充满了荆棘、困难与痛苦。左边是一条舒适惬意的道路，却不可避免地通向地狱。在这一条路上，酒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概虔诚的女性想借此威胁她们的男人和儿子，好让他们少去这种地方。这些酒馆在小说《德米安》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非常荒诞，因为黑塞从没想过在酒馆喝得酩酊大醉，但是他想要突破父母狭隘的价值观。

每个孩子最初的关于邪恶的设想都来源于父母所禁止的、忌讳的、害怕的东西。他必须经历一段很长的过程，才能真正从中解脱，才能发现自己内心的“邪恶”，并且不再把它们视为“堕落的”“有害的”东西，而是把它们当作一个鲜活生命身上的某一面。没有人能够完完全全摆脱邪恶，即使他们通过坚决否认来幻想自己能够做到这点。或许黑塞在青春期时也不得不过着像他父亲那样被否定的、分裂的、“堕落的”生活，并尝试在他的书中描绘这种生活。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他小说中的许多地方才不那么容易理解。但通过阅读他的小说，我们了解了黑塞小时候所忍受的那种家庭氛围，而且他还无法从中解放出来，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就必须将这种氛围内化到心里去。失去爱的客体的威胁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黑塞寻找真实自体？读了《德米安》中的下面这段话，就会知道答案：

“有时候我们并非出于习惯，而是凭着最本真的冲动献上爱和崇敬，我们全心全意地愿意充当追随者和朋友，但就在这些地方会产生一些苦涩而可怕的瞬间——我们突然认识到，自己内心情感的洪流想要把我们从所爱之人那里冲走。每一个拒绝朋友和老师的想法都将毒针刺向我们自己的心灵，每一次反抗都是抽自己的耳光。所有自认良心未泯的人心中此时都会响起羞耻的呼喊，给自己打上羞耻的烙印：‘不忠！’‘忘恩！’受到惊吓的心灵充满恐惧地逃到童年道德的可爱的峡谷，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违背了它们，竟然想要毁掉这样的纽带。”

在《童心》一文中，黑塞这样写道：

“如果要追溯所有的情感和情感之间痛苦冲突的根源，并用一个词来描述它，我觉得没其他词比恐惧更合适。就是恐惧，恐惧与不安，这是我在每一个童年幸福幻灭的时刻所体会到的：惧怕惩罚、惧怕自己的良心、惧怕被我视为违禁的情感冲动。”

在小说《童心》中，黑塞带着理解，温情脉脉地叙述了一个11岁男孩的情感。这个男孩为了能让自己身边有一些属于父亲的东西，就从父亲的房间偷来了一些无花果干。罪恶感、恐惧与绝望折磨着孤独的他，最终，当他的“恶行”被揭发后，他感受到了深刻的耻辱与羞愧。黑塞讲述的这个故事非常生动，让人忍不住猜测这是发生在黑塞童年的真实的故事。而他母亲于1889年11月11日写下的一张便签更是印证了这个猜测，上面写着：“赫尔曼偷无花果的事情被发现了！”

从他母亲的日记以及自1966年起公布的父母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大量的信件往来中，足以看出小黑塞艰难的生活历程。黑塞和许多他这一类人一样，因为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让父母难以忍受。孩子的天赋（强烈的情感、深刻的体会、好奇、聪慧、灵敏）通常会让父母面对矛盾。他们一直想用规章制度来约束孩子的天赋，不惜以孩子的成长为代价来换得规则的维护。这就导致了一个看似矛盾的情况——他们一方面为天资聪颖的孩子感到骄傲，甚至羡慕孩子，另一方面却出于无奈而去反对、压抑甚至摧毁孩子身上最美好、最真实的东西。黑塞的母亲说过的两段话展现了这种摧毁的行为是如何与亲切的关怀糅合在一起的：

1.（1881年）“赫尔曼上幼儿园了，他的暴脾气简直让我们难堪。”那时黑塞三岁。

2.（1884年）“教育黑塞这小子劳神又费力，不过他现在的表现好多了。从1月21日到6月5日，他一直在男生宿舍待着，只有礼拜天才和我们在一起。他在那儿很乖，但回来的时候脸色苍白，瘦不拉几的，还很消沉。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他现在比以前更容易对付了。”这时黑塞7岁。

更早以前，在1883年11月14日，黑塞的父亲约翰内斯·黑塞（johanneshesse）曾写道：“赫尔曼被认为是男生宿舍的道德模范，可有时候他真不好对付。我认真考虑过是不是要把他送到一个教育机构或者其他家庭去，但这样对我们来说太羞耻了。我们对待孩子太紧张了，无法震慑住他，家里也没有个规章条例。他似乎对一切事情都有天赋，他会观察月亮和云朵，即兴演奏风琴，用铅笔和钢笔画出美丽的图画，想唱就唱，并且句句都押韵。”

从《赫尔曼·劳舍尔》（hermannlauscher）一书中，我们看到黑塞将他的童年与父母完全理想化了，抛弃了原本叛逆、难对付、让父母讨厌的自己。他无法与自体中这一重要的部分共存，不得不将它驱逐出去。或许正因如此，他对真实自体强烈、真诚的渴望从未得到过满足。

黑塞的作品以及许多信件，特别是他在斯特滕精神病院写的那封信，都表明了黑塞并不缺乏勇气、天赋和体会的深刻性。但他父亲对那封信的回复、他母亲写下的便签以及从《德米安》和《童心》中摘录的片段都让我们看到了，父母留给他的沉重的内心投射已经成了他的命运。尽管他收获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了诺贝尔奖，却在成年后饱受与真实自体分离而导致的痛苦折磨，而医生将这简单称为抑郁症。

在孩子生命的最初几年中，母亲是他认识社会的媒介

如果我们告诉病人，他的反常行为在其他社会中根本不被当成是问题，只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是病态的，会导致束缚和压迫，那么我们虽然讲出了部分事实，但是这对于病人没有多大帮助，因为病人觉得自己身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被忽视和误会了。他真实的悲剧甚至可能会因为这样的解释而被低估。真正需要被理解的，是他的强迫性重复和这种行为背后所表明的情况。这种情况是由社会的束缚所造成的，但是它不会作为抽象的认知留在内心，而是通过孩子与母亲之间最初的情感体验铭刻在心中。因此，它不能通过言语来解决，而是只能通过体验，且不仅仅是通过成年后带有纠错性质的体验，更主要的是体会到小时候所害怕的来自自己深爱着的母亲的鄙视，以及由此产生的愤怒和悲伤。仅仅靠言语，就算解释得再好，也只会保持甚至加重病人的分裂。

因此，如果我们只是告诉病人，我们的社会多么荒谬、病态、充满剥削，并且这导致了他的神经症和反常行为，那么我们几乎无法使病人摆脱他严重的内心投射。就算我们讲的是实话，也不会起作用。弗洛伊德有一位病人因为看不透这个社会对性的虚伪而患病。我们自己就能够识破的东西，并不会让我们生病，但可能会引起我们的愤怒、悲伤或者无助感。使我们患病的，都是那些看不穿的东西，是我们从母亲的眼中看到，并吸收进自己内心的社会约束，并且我们无法通过阅读与学习让自己从中解脱。换言之，我们的病人都很聪明，他们从报刊和书籍中了解到了扩军备战的荒唐、资产阶级的剥削、外交的虚伪、权力的傲慢与操纵、弱者的迎合以及个体的无助，并对这些问题有自己的见解。但他们无法看见的，是在他们还小时，他们深爱的母亲所做的荒谬的事。我们不可能记得父母的这种态度，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是他们的一部分。只有在精神分析中，当时的那种互动才能被体会到，父母的约束才能被逐渐地被看透。

被虐待、囚禁、剥削、约束、驯服的孩子产生的无意识愤怒可能促成一次政治行动。在与机构的斗争中，这种愤怒可以得到部分的发泄，但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童年时自己母亲的理想化却不一定会被放弃。以前的依赖会转移到一个新的客体上去。但如果病人在精神分析中体会到了幻想破灭以及随之产生的悲伤，那么这就不会导致反社会或反政府行为，而是只会让病人从强迫重复的行为中解放出来。

当病人了解到自己的事实真相后，就没有必要为了逃避它而不断地陷入幻想与否定中。然后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一生都在害怕和抵制一些根本不会再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在我们毫无抵抗能力的生命初期早就发生过了。创造力也是如此。创造力的前提是体会悲伤，而不是我们经常认为的神经症。许多艺术家都相信，精神分析会夺走他们灵感。

假设一个精神分析师试图通过把患者严苛的超我归因于服务某种资本利益的社会规则，来让病人摆脱他的罪恶感。这种解释没有错，社会不仅压制我们本能欲望，还压抑我们的某些情感（比如愤怒）和（对于尊重、镜映的）自恋需求。如果成年人能够体会这些情感，如果孩子的自恋需求能够得到满足，那么他们就能独立自主，获得情感的力量。然而，这会损害当权者的利益。这类压制或者被迫的迎合不仅仅存在于办公室、工厂或者党派中，我们从出生后的几周内就能感受到这些。随后，它们会被内化和抑制，根据它们的特点，用任何论证都无法动摇它们。因为迎合与依赖的本质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而仅仅是迎合或依赖的客体变化了。

如果病人严苛的超我可以被分析师宽容的超我替代，治疗就会取得短暂的效果。但是精神分析的意义并不是要纠正病人的命运，而是让病人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并为之感到悲伤。病人必须在移情中、在内心中找到他童年时期的父母，并有意识地体会到父母的操纵与鄙视，这样才能从中解脱。只要他一直带着分析师宽容的替代性超我过活，父母鄙视他的内心投射还是一成不变，因为这些内心投射仍然藏在潜意识之中。它虽然会表现在病人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中，并不断折磨病人，但是却拿它毫无办法。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的内容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只有当这些内容变成有意识的，才会发生改变。

鄙视者的孤独

自恋障碍的病人可能在生活中鄙视过许多人，例如“愚蠢弱小的”弟弟妹妹或者没有教养、什么都不懂的父母。所有的鄙视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那就是抑制自己不愿表现出来的情感。鄙视弟弟妹妹，常常是因为嫉妒他们；鄙视父母，能够帮助病人逃避无法理想化父母形象的痛苦。鄙视也可以保护其他的情感，但当这些情感被体会到时，鄙视就不再起作用了。比如说，追求异性遭拒而感到羞耻，在与同性父母的竞争中感到自己败下阵来，最主要的是体会到无法支配客体而产生的自恋性愤怒。只要我们鄙视他人，高估自己的成就（“我能做的，他做不了”），那我们就不会为“得不到成就，就得不到爱”这一事实而感到悲痛。可是，逃避这种悲痛就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是被鄙视的人。因为我需要鄙视一切在我看来不伟大、不够好、不聪明的东西。如此一来，我就在内心里一直保持着童年的孤独：我鄙视无助、弱小和不安——总之，就是我自己和别人心中那个无助的孩子。

病人在治疗初期很少直接地表达他对分析师的鄙视。一开始，他的鄙视都有意识地针对其他人。例如，他想：“我才不需要任何孩子气的情感，那些是弟弟妹妹才有的，因为他们没有我的聪明才智。本来这些也就是感性的东西，真是可笑。我是成年人了，会思考，会行动，也能够影响到我周围的人。我不需要体会无助感、依赖感。要是我感到害怕，我可以做些事来让自己不那么害怕，或者我可以试着理性地理解害怕。我的理智就是我可靠的伴侣。”

看上去一切都很正常。但是病人接受精神分析，是因为尽管他有如此明显的优越感，他仍觉得孤独，仍然饱受沟通障碍、强迫症或者变态行为的困扰。一旦他开始接受精神分析，我们就会明白，鄙视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他，让他不用面对自己的情感。似乎病人对分析师的鄙视很早就开始了，但是直到他寻找到自己整个情感世界的广泛根基，并能接受自己的矛盾情感，我们才能接触到他对分析师的鄙视。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分析师不能因为自己受到侮辱而向病人展现自己的优越感，进行挑衅。自大的成功人士目空一切，甚至鄙视自己的真实自体。因为他们的鄙视表明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具备我的品质，那这个人就一无是处。”这也意味着：“假如没有这些成就和天赋，我根本无法得到爱，也不会被爱过。”因此，弱小无助、任人摆布、讨人厌、难对付的孩子就只能遭人鄙视。自大也维持了“我是被爱的”这一幻想。

一些人在自大的虚伪自体中装出一副被爱的样子，他们会被抑郁型自恋障碍患者羡慕嫉妒，尽管后者会受到前者的鄙视。然而，我们并不能依据这一点对病人进行分组归类，因为自大和抑郁本质上表现的是同样的问题。

当病人开始为那些无法挽回的东西感到悲伤时，鄙视就逐渐开始消失。鄙视也是用来否定既往的事实的。毕竟如果认为因为别人太愚蠢，所以无法理解我们，这样我们会少一些痛苦。我们还可以尽力向他们做出解释。这就是科胡特所说的，理想化自体客体失败之后，自大的自体必须被占有的过程。至少在幻想中可以找到出路。借助自己的自大，病人可以挽救自己的权威，自己得到理解这一幻想也会保存下来（“只要我能够恰当地表达自己”）。

如果放弃这一努力，就不得不体会到，另一面的东西是如此之少，以及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投身于其他事情。人们体会到，理解本身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的命运和童年都有各自不同的烙印。很多父母有时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自己的孩子，因为父母受到与他们父母在一起的生活经历的影响，并且与孩子是不同的一代人。如果他们在不理解孩子情感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尊重这些情感，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理解的不可能性”并不是要去鄙视什么，而是一种促成妥协的认知，当然这种认知是很难获得的。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一位病人因为折磨着他的强迫行为而寻求第二次精神分析治疗。他反复梦到自己站在一个瞭望塔上，这个瞭望塔在他喜欢的城市边缘的一摊沼泽地上。在那里，他能把整个城市尽收眼底，但他感觉很伤感，很孤独。塔里有电梯，但要登塔却极为困难，要么没有门票，要么障碍重重。现实中，这个城市没有这座塔。毫无疑问，这是病人梦中的景色，并且病人对它了如指掌。在上一次的治疗中，这个梦的阳具崇拜的含义已经被顾及到了，从这个方面去考虑也不算错。但这样明显还不够，因为这个梦和孤独感反复出现。用本能冲突来解释完全没有效果，强迫症的症状在病人身上依然存在。

在我们尝试了很多治疗方法之后，病人的梦才开始有变化，并最终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一开始，病人很惊讶自己在梦中得到了一张门票，但是这座塔却被拆除了，再也看不到全景了。相反，他看见了一座连接沼泽地和城市的桥。他可以徒步去城里，虽然看不到全景，但也能看到一些近景。这位有电梯恐惧症的病人觉得轻松了很多，因为他在梦中也很怕乘坐电梯。他觉得，他现在不再依赖于那种看到全景、俯瞰一切、高高在上、比别人聪明的感觉了，他终于可以正常地用脚走路了。

病人在治疗快结束的时候，梦到自己突然坐在了瞭望塔的电梯里，像坐着缆车一样往上升，然而他并没有感到恐惧，这让他非常意外。他很享受，出了电梯之后，外面很奇怪，围绕着他的是五彩斑斓的生活。这是一片高原，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山谷。但是高处也有一座城市，街上的市场售卖着各式各样的商品；学校里孩子们在练习芭蕾，他也可以参与其中（这是他童年的梦想）；一群人谈笑风生，他与他们坐在一起，侃侃而谈。他觉得自己作为真实的自我融入了这个集体。这个梦令他印象深刻，也让他感到愉悦。他说：“以前我关于瞭望塔的梦展现的都是我的孤立与孤独。我是家里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凡事都要冲在前面。我的父母还没我聪明，在涉及才智的方面，我总是孤苦无依的（病人深爱的那座有塔的城市也是欧洲的智力中心）。一方面，我不得不展现出我的知识，好让自己被认真对待；另一方面，我又要把我的知识藏起来，以防父母说：‘你读书读得昏了头脑了。你以为自己上了点学就比别人优秀了？要是没有我们的辛勤付出，你哪会有今天的成绩？’这让我有种罪恶感，我想把我的过人之处、兴趣天赋都隐藏起来。我想和旁人一样，但这样是对我自己的不忠诚。”所以，病人寻找着他的塔，与各种障碍（登塔之路、门票、恐惧等）斗争。当他登上了塔顶，也就是说，当他比别人聪明时，他觉得自己很孤单。

一对常见的矛盾是，大人出于嫉妒对孩子采取竞争的态度，同时又鼓励孩子取得更高的成就，并为孩子的成功感到骄傲。所以病人不得不寻找自己的“塔”，也不得不面对各种障碍。在治疗中，他体会到了针对成绩压力的反抗，于是在治疗后的第一个梦中，那座塔消失了。他放弃了俯瞰一切的自大幻想，并能接近那座“他喜欢的城市”（他的自我）中的各种东西。当他第一次成功地在艺术行业中表现自我，感受自我，并得到热烈的回应时，他做了第二个梦。这一次，父母不再是以他害怕的那种嫉妒、骄傲的形象出现，而是自己真正的伙伴。他的那座“塔”消失了，随之而去的是对他人的鄙视。

直到现在他才明白，因为鄙视别人，他自己孤立了自己，也与他的真实自体（至少是自体中无助、不安的部分）分离了。将人格中的这一面融入自身，帮助他勇敢地换了一份让自己愉快的职业。经过五年的精神分析治疗，病人怀着丰富、强烈的情感意识到了他俄狄浦斯期的命运，而这种情感的强度和丰富程度，是别人在以前那个目空一切、冷淡清高、理智聪明的他身上所看不到的。

摆脱鄙视的内心投射

性变态行为与强迫症并不是延续当初被鄙视的悲剧的唯一可能，还有无数种有细微差别的形式。孩子因为无法支配母亲，因为母亲否定他的自体而产生自恋愤怒，其表达方式跟母亲否定他的方式是一样的。

一个人可以有多种方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己童年遭受的歧视传播给别人。例如，有些人从不破口大骂，出口成“脏”，显得友善高雅，然而他们总是传递给别人这样一种感觉，好像别人都很可笑、很蠢、很吵闹，反正与他们相比都太平庸。他们自己并不知情，也肯定不想这样，但他们的确散发着这种感觉。这背后的原因肯定是父母的态度留在他们心中的投射，而他们从没有意识到这种投射。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这类父母的孩子总是感觉指责别人很困难。

还有些人十分友好，甚至有时候会摆出一副恩人姿态。有他们在场，大家会觉得自己像空气一般。他们给人的感觉是，似乎只有他们是存在的，只有他们讲的事情是有趣的或者重要的。其他人只能站在一旁羡慕着他们，或者悲叹自己的无用，却无法在他们身旁表现自己。这些人可能是自大的父母的孩子，他们小时候在与父母的竞争中没有任何胜算。长大后，他们无意识地向周围的人散布这种竞争的氛围。

还有的人小时候比他们的父母还聪明，因此虽然被父母羡慕，但是遇到问题却只能自己解决，因为父母比不上他们。这类人虽然能够让别人感受到他们的潜能，却也让人感觉自己被敦促着用智慧去化解无助感。在他们身边，大家感觉自己的困难没有被看见，就像这些人的父母看不到他们的困难一样，他们不得不时刻保持强大，不能去展示自己的苦恼。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有些教授明明可以清楚地表达自己，却偏偏用一种复杂难懂的语言去表述自己的观点。而学生要理解得花费很大工夫，却也没有多大用处。或许学生能体会到他们的老师小时候在父母身边不得不压抑的情感。要是学生以后也当了老师，他们可能会把这些无用的知识当作珍宝（因为学到这些知识要付出很多）再教授给他们的学生。

如果病人可以意识到他内心活动的客体，这将有助于精神分析治疗取得成功，同时这也是与内心投射分离的前提。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曾有位病人在治疗的某一阶段突然开始辅导她聪明的十岁大的女儿写家庭作业，尽管她女儿完全可以独立完成。她这么做的动机是老师在家长会上给出的一般性建议。但是很快，孩子在学习方面不再主动、自觉，她感到不安，学习成绩也受到了影响。现在母亲完全有理由继续辅导孩子的功课了。病人的母亲是一位教师，她对自己的教育天赋感到十分自豪。就像她自己所说的，她善于发掘每个孩子的天赋。她属于那种没有安全感的母亲，恨不得要手把手教孩子说话和走路。我们很早就了解这件事了，因为病人在移情的过程中多次将我当作了她的母亲，并幻想在她的治疗取得效果时，我关注的不是她，而是我自己的成功以及我对自己的认可。随后，她回忆起了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光，并在梦中也经历了这些场景，这一切都印证了她的猜测。但这还不够，病人还得在她的内心找到母亲，并且体会到，母亲多么害怕孩子让自己在老师面前丢脸。她讨厌自己干涉女儿生活的冲动，她觉得这是一种陌生的感觉，但没法摆脱自己的冲动。最终，她在梦里得到了帮助。在梦中，她感受到了二战结束后母亲的处境。她现在可以想象，她的母亲作为一个年轻的寡妇，当时是如何带着女儿艰苦度日的，又是怎样因为工作忽视了自己的孩子而受人非议的。因此，她唯一的孩子，也就是我的病人，必须更加完美。然而现在病人女儿的家庭状况与以往大相径庭。当病人意识到这种差异时，她想要操控孩子的那股冲动就消失了。有一回，她说：“我是不同的人，有着与我母亲不同的命运。”后来，不仅老师，连她的丈夫和邻居们也自觉地不再给她提一些所谓的“好建议”，定一些被装扮起来的规矩。

在每一次的精神分析治疗中，我们都会遇到病人一直压抑的需求、恐惧、愤怒、批评或者嫉妒等情感首次爆发的时刻。这些情感通常以一种病人不待见，甚至一生都在抵制或恐惧的假象出现。在病人能够发展出自己的批评模式之前，他会效仿父亲说一些令人讨厌的话或者发牢骚。而他长期以来压抑的焦虑感也正像他母亲疑神疑鬼的忧虑。病人必须在自己内心之中发现他竭力逃避、折磨着他的“邪恶”，并与之达成和解。为了从折磨之中部分地解脱出来而承认这种个人印记是自己的命运，这或许需要无尽的哀悼工作。

当病人从情感上体会了自己的童年，并重获活力，治疗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必须让病人自己决定，他是否愿意有一份固定工作，想一个人生活还是和伴侣一起过日子，是否愿意加入党派，加入哪个党派等等。他的人生经历、经验会在这些抉择中起到作用。让他适应社会、教育他或者为他介绍朋友，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任务，而是他自己的事情。

当病人在治疗中多次有意识地体会到（不仅仅是通过分析师的解释而感受到）他小时候在接受教育时是如何被操控的，以及这在他的心里埋下怎样的报复欲望，那么他就能比以前更快地识破操控，也会摒弃操控他人的需求；当他在移情中体会到童年的无助感，他在团体生活中就不会无助地任人摆布或者百依百顺；当他清晰地感受到他当初是怎样把父母说的每一句话都奉为至理名言的，他就不太会陷入理想化他人和制度的危险中。如此一来，他可能会在听讲座或者阅读一本书的时候，感受到和当初一样的儿童般的着迷与羡慕，但同时也会看出这背后潜藏的空虚或者人性的悲剧，并为之颤抖。别人无法再用花哨而难以理解的言语去愚弄这类人，因为他们通过自己体会、自己感受，已经长大成熟了。最后，有意识地忍受了自己悲剧命运的人，能够更清晰、更迅速地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即使别人仍然在遮遮掩掩。他不会嘲讽别人的情感，因为他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的情感。他也不会将鄙视的恶性循环再继续下去。

这一切并不是我基于自己的愿望或思想而对病人提出的要求，而是我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得出的经验，也是病人在重获活力之后的真实写照。

【注释】

德国《明星》周刊属于世界最重要的媒体集团之一贝塔斯曼集团，是德国目前最大的时事社会生活杂志，迄今已连续发行50余年。

黑塞在短篇小说《童心》中写道：“父母的所作所为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是完美的，他们就是半个神，我们小孩子只不过是渣滓废物罢了……总是在几天、甚至几小时之后，就发生了那些本不该如此的事情，那些不幸的、伤感的、羞耻的事情。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从倔强的、高尚的决心和誓言走出来，又无可避免地陷入罪恶与无耻、平庸与粗鄙中去……为什么总是这样？别人会不一样吗？”

黑塞在他的作品《赫尔曼·劳舍尔》中提到，“如果现在童年还能撩动我的心弦，那它肯定是一幅镶着金色边框的深色调图画，里面充满了茂盛的栗子树与桤木，晨光熹微，远方重峦叠嶂，依稀可辨。我人生中所有被赐予短暂而遗世般宁静的时刻，所有在壮丽的群峰间孤独的漫步，所有意外的小幸运与不掺欲望的爱让我忘却昨日与明日的片刻，比起把它们比喻成这幅我人生早期的绿意盎然的图画，我不知道还能给予它们怎样一个更加美好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