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位捷克作家不同的是，瑞士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bergman）在一期电视节目中谈到自己的童年时，显得非常清醒。据他所说，他的童年就是一个关于屈辱的故事。受辱是他受教育的主要方式。例如，当他把裤子尿湿了，他就必须一整天都穿一件红裙子，这样所有人都能看见，他也会感到难为情。伯格曼是一位新教牧师的小儿子，他还有一个哥哥。在电视采访中，他描述了一个童年时经常发生的场景：父亲经常抽打哥哥背部，母亲就用药棉把哥哥背上的血迹擦干净。而他则坐在一旁，注视着这一切。伯格曼在讲述这一场景时，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的情绪，几乎是冷漠的。大家仿佛看到了那个呆坐在一旁看着哥哥挨打的小孩。他当时肯定没有逃走，也没有把眼睛闭上，或者大喊大叫。这个场景虽然是真实发生了的，但同时，他通过回忆这件事情，掩盖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相同遭遇的记忆。因为难以想象，他的父亲只会打他哥哥一人。

有时候，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会深信，只有他们的兄弟姐妹才受到了羞辱。只有接受多年的治疗，他们才能带着愤怒感与无助感，回忆起并感受到被自己深爱的父亲打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多大的屈辱，是多么的孤独。

但是除了运用转移与否定的防御机制之外，伯格曼还有一种办法来应对自己的痛苦——拍电影。可以想象，我们作为观众，在电影院里感受到了伯格曼身为这样一位父亲的儿子所无法体会到的、保存在心底的情感。坐在银幕前，我们就像当时那个小男孩一样，直面着“我们的哥哥”遭受的暴力，并且我们觉得自己无法、也不愿以真情实感去接受这一切残酷的行径，于是我们抵制它。后来，伯格曼很惋惜地表示，虽然他在纳粹时期经常去德国，但他直到1945年都没能认清纳粹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他的童年经历所造成的后果。暴力行为对他来说，就像是从小呼吸着的空气，又怎么会引起他的注意呢？

我为什么要列举这三个挨打的人的例子呢？这些难道不是极端情况吗？我是要研究挨打造成的后果吗？不，当然不是。或许我们会认为，这些都是极端案例，这些事只发生在国外，因为例子里的这三个人都不是德国人。然而我选择这些例子，一部分是因为我不必对此保密，它们早已为人所知了。更主要的原因是，我想借此说明，即使是最严重的虐待行为，也会由于孩子对童年的理想化而被掩盖住。法院等机构不会管这些事，一切都会埋藏在过去的黑暗之中。就算某天事实败露了，父母也会说：“我们是为了你好。”就连身体虐待这种最极端的例子都如此，像精神折磨这样不容易被发觉、存在争议的事情就更难察觉了。谁会真的在乎吃冰棍的例子中出现的难以看透的歧视呢？

这样的过程模式不是元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该理论研究占有过程、内心活动规律、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但不关注那些最多被视为病人幻想的事实。它的研究领域是经历的意义，而非经历的真实背景。但我们研究父母，我们会感受到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情感，了解他们的自恋需求，也必须思考，这些会对孩子的发展造成什么后果。我们要用这些认知做什么？我们可以隐瞒它吗？对于“分析师的任务就是看到内心的关联”这样的观点，我们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似乎在弗洛伊德猜想“被诱奸就是女病人的愿望幻想”之后，我们就不敢进一步迈出通往童年现实的步伐了。因为病人十分乐意在我们面前，甚至在自己面前隐藏他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有时很长一段时间都得陪他待在他的黑暗当中。但是病人不会停止用症状作为语言讲述他的一些实际情况。

当然，发生在孩子身上的真实的诱骗并不像弗洛伊德歇斯底里的病人幻想的那般。尽管如此，父母对孩子的自恋性占有还是会导致一系列的性误导或者非性误导，等到孩子成年后，甚至为人父母的时候，他们才会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艰难地发现这些。

在压抑本能欲望的环境中长大的一位父亲，可能会在婚姻中、在性关系上，表现得很拘谨，甚至可能存在性变态行为。例如，他可能在给女儿洗澡的时候，才敢第一次仔细观察女性的生殖器，并玩弄它来感受刺激。一位年幼时因为无意中看到勃起的男性生殖器而受到惊吓的母亲，会对男性生殖器产生恐惧，或者把它当成是暴力的象征，她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这样一位母亲只有在她幼小的儿子身边时，才能掌控她的恐惧。比如说，她可能会在给孩子洗完澡擦干身子的时候，故意让孩子勃起，这对她来说不具危险性。她也可能会以“清理包皮”为借口抚摸儿子的生殖器，直到他进入青春期。在孩子对母亲无可争议的爱的保护下，母亲可以在孩子身上继续她小时候已经中断的性探索。

当孩子被性压抑的父母自私地利用时，这对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每个孩子都在寻求父母亲切的抚摸，如果得到了，他会很幸福。但同时，如果孩子的内心激起了与所处成长阶段不相符的愿望，他就会感到不安。如果他的自慰行为被父母禁止或者鄙视，这种不安的感觉会更加强烈。

除了性压迫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对孩子的压迫，例如灌输洗脑式教育，这种做法既是“反权威教育”，也是“好教育”的基础。这两种教育模式都会压抑孩子在每一个成长阶段的真实需求。一旦孩子被视为我们达到某一目标的所有物，一旦我们强行控制了他，那他就无法再充满活力地成长。

先切断孩子活力的根源，然后再试着以人工的方式去代替自然的功能，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教育方式。例如，我们会压制孩子的好奇心（“有些问题不该问”），等到孩子以后缺乏自发的学习动力，我们又给他报辅导班来解决学习上的困难。瘾君子的行为也是类似的例子，客体关系早已内化在他们的心中。那些从小就不得不压抑自己强烈情感的人，经常会借助毒品或者酒精——至少是短时间内——来让自己重新产生强烈的感受。

为了能够避免无意识地压迫或者鄙视孩子，我们必须首先有意识地觉知到这些行为。只有对那些微妙的、难以看透的羞辱孩子的行为保持敏感，我们才能培养出对孩子的尊重，这也是孩子从出生后的第一天起就需要的东西。要达到这种敏感有很多种方法，例如观察一些陌生的孩子，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或者对自己的命运产生共情。对于分析师来说，我们可以和病人一起回顾他的过去，并且相信，他的情感会向我们讲述一个无人知晓的真实故事。

【注释】

在这个场景中还有件非常不公平的事，就是孩子必须面对两个强大的成年人，如同面对一堵墙。要保持所谓的“教育中的一致性”，就不能允许孩子当着父母中一方的面，抱怨另一方。

“布拉格之春”是1968年1月5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

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指以心理学的对象为研究内容的理论或学说。

“反权威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兴起于德国的一类教育理念的通称，其理想是促进孩子的自主性，崇尚自由、权利、解放孩子的“性”。（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