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文学的境界是为了“点题”，就是把题目的中心抓住，先拿出来。

第一个点题：以现在的话来说，一切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只是思想问题。只要使得思想纯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知道，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是思想问题。所以我在讲哲学的时候，就说今天世界上没有哲学家。学校里所谓的哲学，充其量不过是研究别人的哲学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论文的时候，苏格拉底怎么说，抄一节；孔子怎么说，抄一节。结果抄完了他们的哲学，自己什么都没有，这种哲学只是文凭！

世界上今天需要真正的思想，要融会古今中外，真正产生一个思想。可是，现在不止中国，这是个思想贫乏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文化。

第二个点题：牵涉到人的问题。中国史上，凡是一个大政治家，都是大诗人、大文学家，我常和同学们说，过去人家说我们中国没有哲学，现在知道中国不但有哲学，几乎没有人有资格去研究。因为我们是文哲不分，中国的文学家就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文学家，要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必须把中国五千年所有的书都读遍了。西方的学问是专门的，心理学就是心理学，生理学就是生理学，过去中国人做学问要样样懂一点，中国书包括的内容这样多，哪一本没有哲学？哪一样不是哲学？尤其文学更要懂了，甚至样样要懂，才能谈哲学，中国哲学是如此难学。

譬如唐初有首诗，题名《春江花月夜》，有句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与西方人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样，但到了中国人的手里就高明了，在文字上有多美！所以你不在文学里找，就好像中国没有哲学，而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一看，哲学多得很。譬如苏东坡的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是哲学问题吗？宇宙是哪里来的？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还是吃中餐？“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问的这个问题，不是哲学问题吗？所以中国是文哲不分的。此其一。

文史不分：中国历史学家，都是大文学家，都是哲学家，所以司马迁著的《史记》里面的八书等，到处是哲学，是集中国哲理之大成。此其二。

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唐代的诗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唐太宗的诗太好了，他提倡的。明代的对联为什么开始发展起来？朱元璋的对联作得很不错，他尽管不读书，却喜欢作对联。有个故事，朱元璋过年的时候，从宫里出来，看见一家老百姓门前没有对子，叫人问问这家老百姓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门口没有对子。一问是阉猪的，不会作对联。于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很好！很切身份。

唐太宗诗好，大臣都是大文学家，如房玄龄、虞世南、魏徵，每位的诗都很好。为什么他们没有文名？因为在历史上，他们的功业盖过了文学上的成就。如果他们穷酸一辈子，就变文人了，文人总带一点酒酿味，那些有功业的变成酿酒的了。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诗很好，但文名被他的功业盖过了。

所以中国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学家。我们来一个老粗皇帝汉高祖，他也会来一个：“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别人还作不出来呢！不到那个位置，说不定作成：“台风来了吹掉瓦，雨漏下来我的妈！”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备诗人的真挚情感。换句话说，如西方人所说，一个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备出世的精神——宗教家的精神。此其三。

第三个点题：中国人为什么提倡诗和礼？儒家何以对诗的教育看得这么重要？因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会工作的人，经常人与人之间有接触、有痛苦、有烦恼。尤其中国人，拼命讲究道德修养，修养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

我经常告诉同学们，英雄与圣贤的分别：“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圣人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希望每个人能完成圣贤的责任，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从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烦恼，西方人就付诸宗教；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人人有诗的修养，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烦恼，自己作两句诗，就发泄了，把情感发挥了。

同时诗的修养就是艺术的修养，一个为政的人，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感、诗人的修养。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过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将，退朝以后回到家中，拿起笔，字一写，书一读，诗一诵，把胸中所有的烦闷都解决了。不像现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将或跳舞去了。这种修养和以前的修养不同了，也差远了。

（选自《论语别裁》《禅宗与道家》）

人才如何培养

以我们中国文化而言，知识分子、读书人应该有个什么目标呢？我们现在读书是为了什么？对不起啊，诸位同学为了什么，我不知道。我现在是提一个口号，很难听，“教育无用论”，教育无用。

我也反对现在这样的教育，是在糟蹋人才，贻害未来。譬如一个乡村的孩子，父母很辛苦地培养他读了书，读到中学糟蹋了一半，读到大学，完了！这个孩子永远不回来了，到上海、北京各个闹市居住，要发财，要爬金字塔的那个塔尖上去。农村那么辛苦，培养一个孩子出来，农村丧失了一个人才，没有人了！

今天这个教育是在树这个金字塔，都向上面爬。而教的是知识，不是学问啊！人格没有养成，做人做事都不对，对社会国家有什么真正益处呢？

中国文化讲教师是两个要点：“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什么是经师呢？教知识，四书五经、数理化、国文，教这个知识容易。人师呢，他的人格，他的一切，在导师制的书院可以做一位人师，人格的表率，像孔子、孟子一样，不容易！所以“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那么，中国原来的知识分子读书的目标呢，是求学问，包括做人做事、身心修养等一切的学问，凭兴趣来的，玩味一辈子，人格平等独立的，同谋生是两件事。不像现在人读书，都是为了谋生。所以，我提醒诸位年轻同学注意，我不敢说你们的目标是什么，现在反正社会的教育出问题，所以教育无用。

第一个，父母出问题。所有的父母培养子女，是把自己做不到的希望压在孩子身上。自己没有发财的，希望自己儿女出来发财；自己没有做官的，希望儿女出来做官；自己理想做不到的，希望儿女将来给我做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严重的错误！

第二个，升学主义，不是求学问。

第三个，读书的目标是升官发财，至少是赚大钱。

这是个什么教育？我搞不清楚。自己的家庭、社会、国家，教育没有个方向，没有个目标。但你说他没方向目标，他说我方向目标都有啊。你要看这个家庭、社会、国家教育的实际走向、目的是什么，不要看表面文章。

再譬如说，现在把中国隋唐开始的很好的考试制度，用到坏的方面去了。现在考试起来，连幼儿园、小学还要考试，好的成绩考取了进名校，考不取就进差等的学校，这是什么教育？教育的目标是讲这个孩子不成器，你把他教成好的成器的人。读书是凭兴趣，靠启发的，那才有动力、有创造力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现在变成了全力应付考试，有兴趣也给你搞没了。所以我现在讲教育无用论，不晓得搞些什么！自己教育的方向目标，什么都没有研究清楚。

我们想一想，中国三千年教育，由周朝到秦始皇，汉唐宋元明清，政府没有出几个钱办教育，你们怎么不去研究呢？那中国文化过去有没有学校？有啊，“学校”两个字是夏朝开始有的，唐朝有国子监，现在我们北京还有国子监古迹，汉朝叫太学。政府有学校啊，政府的学校是给高干子弟读的，不是给老百姓读的。老百姓是自己读书的，中国历史上这些名人、才子、忠臣、孝子乃至于最好的宰相，最好的文人、武将，都是民间自己培养出来的，培养一个货品给你朝廷、给你政府来买嘛。人才是个货品，中国老百姓自己培养的，都是私塾里出来的。所以古人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然后，你们政府用个什么功名嘛，三年一考，五年一考，考取了做官或者备用。

历代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花了多少的教育经费培养了多少人才，然后出来了还要负责给大家找职业！哎哟，大学生失业的太多……活该！谁叫你读书的？中国本来是诗礼传家，都是家里读的，自愿读的，要谋生你就直接学谋生技术好了。这个我们要反省了。

你看中国知识分子读的《古文观止》、《幼学琼林》、“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不是哪位教授还是哪个博士编的，不是。所以我说，你看中国几千年文化，政府没有花什么钱，都是老百姓自己培养子弟出来，影响一个国家，影响整个时代。

（选自《漫谈中国文化》）

人才如何选拔

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篇文章，对于处世大有助益，这篇文章简称《论养士》，苏东坡作的。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领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的人不能不看。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一个原则，讲得非常有道理。

“养士”这个名称，出在战国时代，当时书籍不如现在普及，也没有考试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识，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到他们家里做宾客。过去叫宾客，现在的名称等于“随员”；从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国藩，不少有本领的人，都在他的幕府里——等于现在的研究室、参谋团、秘书室。现在也有称作幕僚。六国的“养士”就是这样的情形。

那时养士，养些什么人呢？苏轼指出的分类是智、辩、勇、力四种人；实际上也可说只是两种人：一种用头脑，一种用体力。讨论这四种人，如果以现代职位分类的科学来作博士论文，起码可以写两百万字不成问题。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喜欢简单，所以几百字的文章就解决了。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说，社会上天生有智、辩、勇、力这四种人，他认为这一类的人好役人——坐着吃人家的，无法役于人。如果我们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用头脑非常能干，叫他用劳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头脑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劳力就蛮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气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个小时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要多观察人，然后再读有关的书，才有道理。又像许多人有智，这个智是聪明才智；有许多人有辩术，专门用手段，不走正道，走异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当方法想不出来。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人才，就看老板怎么用他，这就是所谓会不会用人了。所以智与辩看起来是一样，聪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两面的方法不能相违。勇与力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样，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气，而个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为国牺牲，他怕死了不干，这是有力没有勇。因此苏东坡说智、辩、勇、力四种人，往往需要人家养他，不能自立。不过依恃人家，攀龙附凤，也可以立大功，成大业，教他一个人干，就没有办法。

所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不养士了，这些人就走向民间去，结果怎样呢？反了！后来到了汉朝的时候，对这种士怎么办呢？到汉武帝时代，就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开始，那个时代的选举，当然不像现代的由人民去投票——这是西方式的选举。中国式古老时代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参考舆论，把地方上公认是贤、良、方、正的人选出来，称为“孝廉”。以现代名词而言，是人才的分类，贤是贤，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为一谈，这是四个范围。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

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就取代了战国时养士的制度，所以汉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来，到隋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正式以汉朝地方选举的精神，采用了隋朝考试取士的方法，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度。所谓进士，就是将民间有才具的知识分子，提拔出来，进为国士的意思。那时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试阶级的一个名称，秀才再考举人，举人再考进士，进士第一名是状元。唐代的秀才，便是进士的通称，凡是学问好的、优秀的，都称秀才。

唐太宗创办了考试制度，录取了天下才人名士以后，站在最高的台上，接受第一次录取者朝见之后，忍不住得意地微笑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他的意思是说，你看我这一玩，天下的英雄都自动来钻进我的掌握中，再不会去造反了。有功名给你，有官给你做，只要你有本事，尽管来嘛！这是唐太宗的得意之处。

苏轼也说，建立了考试制度以后，就等于六国时候的“养士”，所以他认为养士是很重要的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就是智、辩、勇、力分子没有安排很好的出路，没有很好的归宿，就是社会的大问题，也是政治的大问题。但是如何使他们得其养，又是个问题。起用也是养，退休也是养。讲到养，我们要想到前面所讲的，犬马也有所养呀！不是说有饭吃就得养了，仅仅这样是养不了的。智辩勇力之士，有时候并不一定为了吃饭。天生爱捣乱的人，如果没有机会给他捣乱，他好像活不下去；若不要他捣乱，就得把他引入正途，这就是为政教化的道理。

（选自《论语别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