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是乾隆时有名的进士，也就是当时的名士，学问很好。他讲过一句名言：“六经皆史也。”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四书五经”都是历史。譬如讲历史，你先要懂《易经》，不是要你懂八卦，那太难了，你要先看孔子研究《易经》的报告，叫《系传》。他把宇宙社会的演变程序，很科学地告诉你了。还有像家庭及个人的一生、生命的旅程和价值，也都告诉你了。

大家都讲儒家的代表是孔子，我们晓得，在孔子手里，把中古到上古渊博的文化浓缩下来，以唐尧为标准。你看孔子嘴里的话，随时口称尧舜，但是不大提大禹，只提了一两次，“禹，吾无间然矣”。对于禹，他说：我没有话讲，不敢批评。因为禹对中国人功劳太大了，把洪水大患整治成了水利，奠定了几千年农业立国的基础。可是孔子却只称尧舜。他对于汤武革命也有意见，并没有明说，大家看不出来。这就是历史的眼，“史眼”。

孔子一辈子真正的学问，不是《大学》《中庸》哦。《大学》是他的学生曾子著的，传授孔门心法。《中庸》是他的孙子子思作的，子思是曾子的学生。孔子的讲学对话记录是《论语》，是他的学生们编集的。那么孔子有没有真正的著作？有，《春秋》，还有《易经》的《系传》等十翼。孔子为什么把他编著的历史叫作《春秋》，不叫“冬夏”呢？这是根据天文来的，每年春分与秋分这个阶段，气候温和，不寒不冷，昼夜均长，所以春秋的意思就是平衡，像秤一样的公平。这是孔子著《春秋》的深意。

《春秋》他是只写纲要哦，没有写内容，等于是左史记事，没有记言；中间的历史内容是他的学生传承编集的。《春秋》有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把内涵加进去补充说明，三家各有不同观点。

孔子著了《春秋》以后，他认为别人不一定了解他的历史哲学观，因此讲了两句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他说将来后世的人如要骂我，是因为我著了《春秋》；真正懂我的人，知道我讲中国文化精神在哪里的，也是因为《春秋》。所以说《春秋》有微言大义。有没有人骂孔子？有。像我们小的时候读书，有些古板的老师不准我们读《春秋左传》，也不准我们看《三国演义》，更不可以看《红楼梦》《水浒传》。他们说《红楼梦》是淫书，黄得不得了，看了就会学坏了；看《春秋左传》《三国演义》，你将来会变奸臣，喜欢用权术智谋。

所谓“微言”是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太相干的字，不太要紧的话，如果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可以增删；但在《春秋》的精神上看，则一个字都不能易动，因为它每个字中都有大义，有很深奥的意义包含在里面。所以后人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害怕呢？历史上会留下一个坏名。微言中有大义，这也是《春秋》难读的原因。

那么《春秋》记载什么呢？记载“唯时史观”。魏承思老师有一天跟我讨论，他说西方讲唯物史观。我说不对，那是十九世纪的东西，不谈了，世界上的宇宙万有不完全是唯物的。那么唯心史观对不对呢？也不对了。魏老师说那中国的历史是什么。我说是“唯时史观”。你看我们的史书上，不把帝王当主体，他的纪年先讲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以时间来推算的，这个时间怎么编呢？一个花甲六十年。

《春秋》中记载了周朝后期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当时中央天子虽没有垮台，但诸侯之间互相吞并，道德沦丧，整个社会国家都乱了。其间“弒君三十六”，臣子弒侯王的有三十六起；“亡国五十二”，周朝初期分封的八百诸侯相互兼并，到春秋时期所剩无几，到战国后期更只剩下七个较为强大的国家。当时社会呈现这么一个乱象，文化道德丧失到这种程度，《春秋》记录的便是这样的情况。

孔子著的《春秋》，比较说来，是中国第一部创作的历史纲要。其他记录各诸侯国历史的有《战国策》《国语》等，只是笔法不同。

但是后世的人有些搞不清楚了，我也常常问专门研究国学历史的年轻同学们，《春秋》讲什么？后世一般学者讲《春秋》是“尊王攘夷”的思想，认为尊王就是尊重王权，专门拥护帝王专政，攘夷就是排斥外来野蛮民族的文化。我说孔子一定不承认这种观念。但是日本人采用《春秋》所谓尊王攘夷的精神，创造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局面。明治维新最特出的代表不是日本天皇，而是首相伊藤博文。当然维新也不是伊藤博文一个人的成功，但是伊藤博文赢得了历史的盛名。他推崇尊王攘夷的精神，日本因此兴盛起来，把当时美国、英国的力量赶出日本。

我们研究《春秋》的精神，有“三世”的说法。尤其到了清末以后，我们中国革命思想起来，对于《春秋公羊传》之学，相当流行。如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派学者，大捧《公羊传》的思想，其中便提《春秋》的“三世”。所谓《春秋》三世，就是对于世界政治文化的三个分类。一为“衰世”，也就是乱世，人类历史是衰世多。研究中国史，在二三十年以内没有变乱与战争的时间，几乎找不到，只有大战与小战的差别而已，小战争随时随地都有。所以人类历史，以政治学来讲，未来的世界究竟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学政治哲学的人，应该研究这类问题。

如西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所谓“理想国”。我们知道，西方许多政治思想，都是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来的。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理想？当然有，首先《礼记》中《礼运·大同》篇的大同思想就是。我们平日所看到的大同思想，只是《礼运》篇中的一段，所以我们要了解大同思想，应该研究《礼运》篇的全篇。

其次是道家的思想“华胥国”。所谓黄帝的“华胥梦”，也是一个理想国，与柏拉图的思想比较，可以说我们中国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另一方面看，整个人类是不是会真正达到那个理想的时代？这是政治学上的大问题，很难有绝对圆满的答案。

因此我们回转来看《春秋》的“三世”，它告诉我们，人类历史衰世很多，把衰世进步到不变乱，就叫“升平”之世。最高的是进步到“太平”，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太平盛世”。根据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观察来说，真正的太平盛世，等于是个“理想国”，几乎很难实现。

我们《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就是太平盛世的思想，也就是理想国的思想，真正最高的人文政治目的。历史上一般所谓的太平盛世，在“春秋三世”的观念中，只是一种升平之世，在中国来说，如汉、唐两代最了不起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称为升平之世。历史上所标榜的太平盛世，只能说是标榜，既是标榜，那就让他去标榜好了。如以《春秋》大义而论，只能够得上升平，不能说是太平。再等而下之，就是衰世了。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论语别裁》）

司马迁的历史眼

中国古人讲，研究历史要经史合参，经史合参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司马迁的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是宇宙物理世界；人，是人道。所以读历史不是只读故事，不是只知道兴衰成败，还要彻底懂得自然科学、哲学、宗教，通一切学问。“通古今之变”，你读了历史以后才知道过去、现在，知道未来的社会国家，知道自己的祖宗，知道自己的人生，知道以后你往哪个方向走。司马迁提出了孔子《春秋》的内涵，也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平生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他写《史记》的时候，也考察了各个地区的有关史料。不过我在这里再加上一句话，一个人要想成就自己的学问，除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要交一万个朋友，当然最好是交好朋友，交到坏朋友就麻烦了。

《史记》比起《春秋》又有不同，司马迁自己创作了一个新的历史体裁，他的精神在八书，不像《战国策》《国语》等史料各有各的系统。《史记》以后才有班彪、班固父子作的《汉书》，后面的历史都照《汉书》的体裁慢慢演变。

《史记》用的是传记体，体裁同别的都不同。他用传记体裁，等于写小说。所以我常常告诉年轻人，你要读《史记》，想要懂司马迁写什么，最好也读《聊斋志异》。你以为说鬼话就那么无聊吗？司马迁常称“太史公”，实际上是推崇他父亲，因为他父亲司马谈也是太史令，同时也表达一个史官的历史责任。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在每一篇异闻、鬼话之后，他也跟司马迁一样，他自称“异史氏”。所以想把文章写得好，想做个好的新闻记者，你非读《聊斋志异》不可，要学会他写故事的手法。他在重要的故事后面常有个评论，就是“异史氏曰”，和司马迁写《史记》“太史公曰”一样。这是我们读历史应具备的一只眼睛。

我当年年轻，自己认为学问也不错，抗战初期那时二十几岁，在四川成都中央军校教课。这个时候，我见到我的老师袁（焕仙）先生。我一生的老师很多啊，唯有这位老师很特别。那个时候，人家说我诗词文章都好，又说我文武全才。他听了就说南怀瑾是一条龙，我要把他给收了。这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

有一天，我们两个人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学问，谈到历史，谈到写文章，他就很严厉地问我：“你读过《伯夷列传》没有？”我说：“先生啊，我太熟了，十一二岁就背来了。”他说：“嘿！你会读懂吗？”我说：“是啊，都背来了。”他那个态度，把胡子一抹，眼睛一瞥：“嗯！这样啊！”样子很难看。他这么一讲，我愣住了，我就说先生啊，我们那个时候不叫老师，叫先生。“先生啊，你讲得对，也许我没有读懂。”他就说回家好好读一百遍。

我这时心里真的有一点火了，但是还有怀疑，他怎么这样讲呢？《伯夷列传》我很清楚，我现在都还能背得出大半。回去我真的把《伯夷列传》拿出来好好地用心再读，反复思考，当天晚上明白了。我第二天去看袁先生，我告诉他：“先生，《伯夷列传》我昨天回去读了一百遍。”他就哈哈笑了，说：“不要说了，我知道你明白。”你们读书称呼老师，这就是老师了，这是书院精神，让你自己读通了。这是读书的眼睛，读史的眼睛。

司马迁写《史记》，重点在列传，第一篇写《伯夷列传》，你去看看。照一般写传记，写一个人，譬如说你姓王或姓李，山东人，哪里毕业，做了什么事，讲了什么话，这是传记。但是他写《伯夷列传》，没有几句话。武王那时是诸侯，他起来革命，要出兵打纣王，几百个诸侯都跟着他，纣王是皇帝哦。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读书人。这两个老头子，“叩马而谏”，武王出兵的时候，他们把武王的马拉住了，劝他不要出兵，只有几句话。第一，你父亲文王刚刚死，还在丧服之中，用兵是不应该的。第二，你更不应该去打纣王，他至少是你的天子，你周朝也是他封的，你怎么可以以臣子出来打君长呢？然后“左右欲兵之”，旁边的人要杀这两个老头子，这时姜太公说话了，“此义人也”，你们不要动手，要尊重他们，这两个是中国文化读书人的榜样，请他们回去，好好照顾着。后来武王灭了纣王，建立了周朝。列传中有一句，“义不食周粟”，等于说，你这样做是“以暴易暴”，不过是一个新的暴君打垮一个旧的暴君而已，所以他们绝不吃周朝土地上生出的任何一颗米，两人饿死在首阳山。

这是司马迁为他们所作传记的重点。然后下面都是理论，理论什么？对历史的怀疑，人性的怀疑，宇宙的怀疑，因果的怀疑，你们回去多读这篇《伯夷列传》就知道。从古至今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为什么天下的坏人都很得意啊？为什么坏蛋造反都有理呢？强权为什么胜于公理？这个因果报应在哪里啊？这是司马迁在这一篇的怀疑，也是对上下古今历史打的问号。

但是这一篇就告诉你，中国文化不赞成这些帝王，做帝王的干什么呢？所以你要去看书了。你看唐朝杜甫的诗，这是讲到历史的参考，这是看历史的眼睛，杜甫写那个唐太宗得唐朝的天下，两句名诗，“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你看多漂亮！换句话说，你唐朝的天下是打来的，你消灭了各路英雄诸侯，最后是你拳头大，当了皇帝，整个的国家就是打来的。毛泽东当然也懂这个，他是熟读《资治通鉴》的，枪杆里面出政权。可是杜甫不是那么讲，杜甫讲得很文雅，“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这是历史的眼睛。

还有唐人章碣的两句诗：“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举子”，就是考取举人、进士啊这些人。读书人一辈子很可怜，死了埋在泥土里。换句话说，我们这些读书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最后归到烂泥巴而已，读书有屁用啊！这个宇宙天下都是用权力与手段骗来、偷来、抢来的。这两句诗就把功名富贵，有钱财的，有权势的，统统批评了。唐人的诗像这样的有不少，这是历史哲学的观点。

司马迁写《史记》，不同于《春秋》，《史记》有五种体裁，做皇帝的叫“本纪”。做宰相诸侯的，以及了不起的人如孔子，这些叫“世家”。古人说的世家子弟，就等于现在说的高干子弟，就是这样来的。其他普通一般的，就叫作“列传”。还有“表”“书”等体裁。他写《史记》这几种体裁，大都用传记体写，不像《春秋》，他这是首创，在他以前没有，以后大家慢慢跟他学的。刚才讲列传第一篇，以伯夷、叔齐代表一个高尚的人格道德，然后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而且他很特别，《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什么都写了；乃至写《货殖列传》，做生意的、盗墓发财后来称王的，什么都有，做偷儿、做妓女也可以发家的，他讲得非常白、非常清楚，有各种列传。

司马迁引用孔子一句名言，是讲写作历史的重点——“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说写历史、写文章，如果光讲空洞理论，没有用，他用传记体来写，等于写小说一样，把一个人一辈子的思想、行为、言语，写得明明白白的，让大家看得清楚，这是他写历史的眼睛。所以我们读历史，要经史合参，要学观音菩萨千手千眼，每一只手里有一只眼睛，每一只眼里有一只手，要清清楚楚。

你看他写皇帝，刘邦是《高祖本纪》，写项羽也是本纪，他认为项羽跟刘邦是一样的，平等看待，只有他敢，也只有他做到了。班固后来写《汉书》，就改了，项羽不是本纪，就跟陈胜、吴广一样了，这个问题就很大。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