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是什么意思？零就是一个圆圈，没有数，但大家不要误会了，没有数并不是了无一物。它却是无限的数、无量的数、不可知的数，不可见、不可尽，乃至无量无边，这就是零。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从这里来的。数理哲学最高的只讲到“三”这一步，而“四”是另一个哲学观念了。

那么宇宙有多少数呢？只有一个数“一”。永远是一，一加一叫作二，一加二叫作三；到了十又是一个一，到了百又是一个一，到了千又是一个一，到了万还是一个一……永远是个一，没有二，二是假定的。这就是数的道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所以，“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的一切道理，都在其中了。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

出世与入世：孔子为什么不归隐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个观念要配合《礼记》的《学记》和《儒行》两篇来研究。《学记》就是讲学问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儒行》是说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训练自己，形成自己的人格。人有很多种形态，形成各种不同的“人格”，并不要求各个一律。可是哪一种个性，适合哪一种学问，要怎样培养自己，都有一个标准。

现在孔子所讲的这一节，也等于《礼记》中《学记》和《儒行》两篇所讲的个人问题。“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就是一个思想、一个信仰的问题。服从真理，要绝对笃信，还要好学。真理是不变的，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不受区域环境的影响，也不受物质环境的影响。所谓“守死善道”就是守住这个信仰、这个主义，“善道”就是最好的道路、最好的思想原则。下面说到个人有了守死善道的抱负，就“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并不是滑头，而是保持文化的精神。危乱的时候，要有出世的修养，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因为这个地方的思想一定有问题，最好不去。动乱中的社会，不可以停留。“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两句话是中国人的隐士思想。说到这里，有个值得讨论的大问题。

中国的历史文化，素来认为儒家、道家是分途的，绝对不能合流。道家多半趋向于当隐士。说到隐士，问题就大得很。假使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就会感觉到一件事很古怪：学问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是退隐了，不愿出名，乃至于最后隐姓埋名，连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我们都知道张良的老师是黄石公，而黄石公只是一个代号，究竟是谁？没有人知道。因为他连姓名都不要了，对名利更看得毫无道理。可是这一类隐士思想，在中国古代，自上古以来，一直存在。这是道家走的路子。孔孟以后的儒家，则绝对反对隐士思想，而讲究用世之道，所谓学以致用。学问那么好，对社会国家要有贡献，认为退下来做隐士是不对的，这是后世的儒家思想。而后世儒家这种思想的依据，多半是提出孔孟的思想来反对隐士。事实上最能影响历代政治的，是隐士的思想。如果以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来说，中国的隐士思想有点像所谓“不同意”的主张，但并不是“不合作”，“不合作”又是另外一个观念。西方文化现在还保留这一思想形态，如民主社会的投票，不投同意票，也没有投反对票，可就是不同意的意思，先保持自己的立场，这还只是勉强的比喻。可是中国历代政治受隐士思想影响非常巨大。

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汉高祖时代的商山四皓。所谓皓是头发都白了的老头子。从秦始皇时候就当隐士不出来的四个老头子，学问很好，名气很大，道德很高，可是不出来。到了汉高祖的时候，年纪很大，须发都白了，被尊为四老。汉高祖当了皇帝，请他们出来，他们认为汉高祖不会礼贤下士。因为汉高祖好谩骂，喜欢开口说粗话，他还没有得天下以前，对跟着他的那些知识分子，看见他们就讨厌，把人家的博士帽子拿来当便器。陆贾劝他要尊重读书人，他说：“乃翁天下马上得之。”照现代的白话：“老子的天下是打来的，你们啰唆什么？”后来天下太平了，知识分子出来替他摆布了一下，他才尊重读书人。这也是陆贾告诉他“乃翁天下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的善意结果。汉高祖是绝顶聪明的，他问该怎么办？告诉他要建立制度等。制度建立以后，第一次上朝，他坐在上面当皇帝，这个味道很好，这时才认为读书人有道理。于是礼请商山四皓出山，他们不答应。后来他要立太子传位时，宫廷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汉高祖几乎要把吕后所生的孝惠帝——当时的太子——废掉，改立他所喜欢的戚姬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

吕后问计于张良。张良就告诉吕后，只要孝惠帝——当时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请来，汉高祖就不敢废太子了。吕后果然教孝惠帝以卑辞厚礼把商山四皓请来为上宾。汉高祖见到这情形，就告诉戚姬，太子党羽已成，连自己请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请来了，改立如意为太子的事免谈了。这就看到政体问题、社会的思想问题，为什么学说思想对政治产生如此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隐士的重要。

隐士们后来到魏晋被称为高士。有一本书名《高士传》。高士即高尚之士，学问很好，才干也高，也许出来可为治国的大才，可是一辈子绝不出来做事。当然，不出来也有好处，否则出来万一做不好，这一辈子英名也没有了。越不出来越高，有人一辈子做“高士”。到了宋朝则称“处士”。当然，有的处士是怕考试考不取，故意当处士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因此名气越来越大。有时候皇帝特别起用，不经考试还可以做做官。当然真的处士还是有的，宋代有这样一位处士名叫杨朴，宋真宗请他，他不出来，后来硬是下命令给地方官，用各种方法，软硬兼施逼他出来了。到了京师，真宗对他很客气。问他说，先生一路来，一定有很多人送行，其中有好的诗吧！他说：只有我的老伴送了我一首诗。真宗说，夫人的诗一定很好，于是要他念出那首诗。“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哈哈大笑，留他在京里玩了几天，就送他回去。他和同时的种放一样，都是真正的处士，硬是不想出来。

另外，像唐朝武则天时的卢藏用，因终南山地近京师，倡言隐居，结果被征召入朝为官，这又是处士的另一种手段了。所以后来成语所说的“终南捷径”就是指这么回事。陆放翁曾有一首是批评也是称扬隐士的诗：“志士山栖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先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

后世儒家认为这些“不同意”主义的隐士、高士、处士，很可恶，不应该。而认为有学问的人应该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为什么一辈子做学问不肯出来？他们就说孔子是骂隐士的。在后面的《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碰到好几个当时的隐士，都挨了骂。那么孔子挨了骂后怎么讲呢？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后世的儒家就引用这句话，解释为孔子不同意这些人，骂他们是鸟兽。这个话解释错了。实际上孔子的思想，对隐士非常崇敬。所不同的是孔子的圣人胸怀，对于社会国家，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然知道挽救不了，可是他硬要挽救，做了多少算多少。孔子所以为圣，就在这里。明知道这个人救不起来，我尽我的心力去救他，救得了多少算多少，这是孔子之圣。隐士们的道家思想，则救不起来就不救。这是中国思想的两大主流。

道家对时代思想的潮流，视之如山洪的暴发，挡是挡不住的，一定要去挡就是傻子，必定被冲走。如要挽救的话，就估计山洪的力量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衰微下去，先到那衰微处的下游，稍稍一引导，就引进了河川渠圳。儒家的思想则不然，对于时代的趋势，也视如山洪暴发，挡是挡不住，但是要跟着这股山洪旁边跑，在沿途看到洪流中的人，救一个算一个，一直到某一有利的形势，将洪水导入河川渠圳。这两种思想都对。孔子认为道家走隐士路线，站到下游去等待也没错。所以他讲“鸟兽不可与同群”，这句话仔细一研究，孔子是赞成的，并不是反对。鸟类是高飞的，要高飞的就高飞去吧！野兽是生活在山林里的，自然就在山林过它们的生活。而我是人，既不能高飞，也不想入山林，我就做点人世间的事情吧！

一个为人类国家社会的人，不问眼前的效果，只问自己应该做不应该做。甚至今天下的种子，哪一天发芽，哪一天结果，都不知道。下了种子，终有一天会有成果的。从这里我们想到，孔子的思想，几千年以来，始终成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中心，的确是有它千古不灭的价值的。

（选自《论语别裁》）

十六字心传与道统

《孟子·尽心》是孟子整个学术思想的中心，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孔孟心传，是构成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之一。这一贯的中心思想，绝对是中国的，是远从五千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没有丝毫外来的学说思想成分。所以后世特别提出，中国圣人之道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心传。历史上有根据的记载，是在《尚书·大禹谟》上，其中有帝舜传给大禹的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佛学进入中国之前的一千多年，儒、道两家还没有分开时的思想。在一两千年之后，到了唐宋的阶段，就有所谓的“传心法要”。当时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因为得道；那时所谓道的中心，就是“心法”。

这十六字的心传，含义非常广泛。我国的文字，在古代非常简练，一个字一个音就是一个句子，代表了一个观念。

“人心惟危”的“惟”字，在这里是一个介词，它的作用，只是把“人心”与“危”上下两个词连接起来，而本身这个“惟”字，并不含其他意义。例如我们平时说话“青的嗯……山脉”，这个拖长的“嗯……”并不具意义。至于下面的“危”字，是“危险”的意思，也有“正”的意思，如常说的“正襟危坐”的“危”，意思就是端正。而危险与端正，看起来好像相反，其实是一样的，端端正正地站在高处，是相当危险的。也因为如此，外国人认起中国字来，会觉得麻烦，但真正依六书的方法，以“小学”功夫去研究中国字的人，越研究越有趣。

《尚书》里说“人心惟危”，就是说人的心思变化多端，往往恶念多于善念，非常可怕。那么如何把恶念变成善念，把邪念转成正念，把坏的念头转成好的念头呢？怎么样使“人心”变成“道心”呢？这一步学问的功夫是很微妙的，一般人很难自我反省观察清楚。如果能够观察清楚，就是圣贤学问之道，也就是真正够得上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所以道家称这种人为真人，《庄子》里经常用到真人这个名词；换言之，未得道的人，只是一个人的空架子而已。

人心转过来就是“道心”。“道心”又是什么样子呢？“道心惟微”，微妙得很，看不见，摸不着，无形象，在在处处都是。舜传给大禹修养道心的方法，就是“惟精惟一”，只有专精。舜所说的这个心法，一直流传下来，但并不像现在人说的要打坐，或佛家说修戒、定、慧，以及道家说练气、炼丹修道那个样子。

什么叫作“惟精惟一”？发挥起来就够多了。古人为了解释这几个字，就有十几万字的一本著作。简单说来，就是专一，也就是佛家所说的“制心一处，无事不办”或“一心不乱”，乃至所说的戒、定、慧。这些都是专一来的，也都是修养的基本功夫。后来道家常用“精”“一”两个字，不带宗教的色彩。“精”“一”就是修道的境界，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这种“人心”，转化为“道心”。达到了精一的极点时，就可以体会到“道心”是什么，也就是天人合一之道。而这个“天”，是指形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下的万有本能。

得了道以后，不能没有“用”。倘使得了道，只是两腿一盘，坐在那里打坐，纹风不动，那就是“惟坐惟腿”了。所以得道以后，还要起用，能够做人做事，而在做人做事上，就要“允执厥中”，取其中道。怎么样才算是“中道”呢？就是不着空，不着有。这是一个大问题，在这里无法详细说明，只能做一个初步的简略介绍。

中国流传的道统文化，就是这十六字心传，尧传给舜，舜传给禹。后世所说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到孔子的学生曾子、孔子的孙子子思，再到孟子，都是走这个道统的路线。以后讲思想学说，也都是这一方面。

不要忘记，这个道统路线，与世界其他各国民族文化是不同的。中国道统，是人道与形而上的天道合一，叫作天人合一，是入世与出世的合一，政教的合一，不能分开。出世是内圣之道，入世是外用，能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具体的事功贡献于社会人类，这就是圣人之用。所以上古的圣人伏羲、神农、黄帝，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祖，他们一路下来，都是走的“内圣外王”之道。

到了周文王、武王以后，“内圣外王”分开了，内圣之道就是师道，是传道的人，外用之道走入了君道。其实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君道应该是“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等于说君王同时是全民的领导人，也是教化之主，更是全民的大家长，所以说是政教合一的。

如果有人问中国文化的根本中心是什么？只有一个字——“道”，不是道家的道，这个道是中国原始的，五千年前就有了。代表什么？宗教、哲学、科学，一切文化、艺术、经济都包括在内，给它一个总体名称叫“道”。

我们后来研究自己的历史，发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演变，一开始是道的阶段，慢慢人口变多了，社会繁华了，但不能说社会进步了，因为所谓的“道”退步了，变成了“德”，道以后才有德。德过了以后，社会的演变，人类的发展，一路茫然下来，这个时候开始有仁义，儒家孔孟之道讲仁讲义，社会再接着发展下来。到后来仁义也不行了，就变成礼治，由礼而形成法治，也就是政治体制。社会的风气就是这样演变的，礼法以后一直延续到现在。

（选自《孟子与尽心篇》《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孝道：守身是前提，大孝于天下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经常讲孝道，尤其儒家更讲孝道。把四书五经编辑起来，加上《孝经》《尔雅》等，汇成一系列的总书叫十三经。《孝经》是孔子学生曾子著的，我们要研究孝道，就必须看孔子思想系统下的这部《孝经》。《孝经》中说什么样子才是孝呢？不单是对父母要孝，还要扩而充之大孝于天下，爱天下人，谓之大孝。

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来为政，也就是我们所讲公务员是人民公仆的道理一样的，所以后来发展下来，唐宋以后的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人真能爱父母、爱家庭、爱社会，也一定是忠臣。因为忠臣是一种情爱的发挥。假使没有基本的爱心，你说他还会对国家民族尽忠吗？这大有问题。关于“忠”字有一点，是古人讲的：“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慷慨赴死是比较容易的，“从容”——慢慢地来，看他愿不愿意死，这就很难说了。所以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要有真感情、真认识的人，才能够尽忠。

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如果对于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没有感情，亲情不笃，而要他爱天下、爱国家、爱社会，那是空洞的口号，是不可能的。说他真的有爱心，他连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没有爱过，怎会爱天下、国家、社会？或者说私事不爱而爱公众，事实上没有这回事。爱天下国家，就是爱父母兄弟的发挥。所以说笃于亲者，不怕人自私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儒家讲爱是由近处逐渐向外扩充的，所以先笃于亲，然后民兴于仁。从亲亲之义出发，整个风气就是仁爱，人人都会相爱。

我们读历史晓得一句话，就是最怕世家公子当政“不知民间之疾苦”。所以为政的道理，要知道民间疾苦，晓得中、下层社会老百姓的苦痛在哪里。所以爱天下人，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如父母了解子女一样。

中国文化，对于家庭教育来讲，素来就有以“忠孝传家”相标榜的，可见中国文化把孝道看得严重，这个我们就要先懂得中国整个的历史文化了。中国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与欧美各国都不同。所以这几天，几个在外国留学返国的学生来看我，大谈欧美情形，一位在德国念了博士以后，现在又学精神分析的学生说，在外国看了这么多年，结果证明我几年前告诉他们的话没有错。

中国以农立国，有一个文化精神与西方根本不同，那就是中国的宗法社会。三代以后，由宗法社会，才产生了周代的封建。一般讲的封建，是西方型的封建，不是中国的封建，把中国封建的形态，与西方文化封建的奴隶制度摆在一起对比一下，就看出来完全是两回事，完全搞错了。

中国的封建是由宗法形成的。因为宗法的社会，孝道的精神，在周以前就建立了，秦、汉以后又由宗法的社会变成家族的社会，也是宗法社会的一个形态，那么家族的孝道，把范围缩小了，但精神是一贯的。这个“孝”字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人情世故的扩充，把中国这个“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实行而蔚为风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西汉以后魏晋时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

我们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卧冰，他就是晋朝的大臣。晋朝以后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来都是“以孝治天下”。我们看历朝大臣，凡是为国家大问题或是为爱护老百姓的问题所提供的奏议，很多都有“圣朝以孝治天下”的话，先拿这个大帽子给皇帝头上一戴，然后该“如何如何”提出建议，这是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提倡孝的好处、优点。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孟子说：天下什么事情最重要？事亲最重要，就是怎么安顿父母，才是最重大的事情。

守的方面，又以什么最重要呢？守，不是说家里有许多黄金美钞，要守住它，连上课都不上了，这并不是守。守，是操守，就是人格的建立。例如佛家、道家讲究守戒律，基督教也要奉行十诫，世界上各种宗教都有它们的戒律。戒律就是操守，一种人品的、行为的标准，然后坚持此一标准，使自己的品格、行为不致下降，这就叫作真正的“守”。

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成语“守身如玉”。这句话，在古代不一定是对女子的贞操而言，对男子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人格行为标准，要坚守下去，如同玉一样的洁白，才算珍贵；如果稍有瑕疵，就失去价值了。明代洪自诚（应明）的《菜根谭》里，有两句话：“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这个正反两面的比喻，把“守”的重要，说得非常具体而透彻。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借用洪先生这两句话，只是做比喻，并不代表我们是贞节牌坊的拥护者。

一个人立身处世，要有一个立脚点，以现代的观念来说，一个年轻人，要先建立自己的人生观，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年轻人一生有没有事业，不是问题；一生有没有事业心，才是问题。虽然有事业心，不一定能够做得成事业；但是如果没有事业心，就如同已经被丢进字纸篓的考卷一样，这个年轻人几乎是报废了。

事业心的基础在于仁心，一个人如果没有救人救世之心，在思想上就没有建立一个中心，即使事业做得再大，百年之后，也只是黄土一堆。宋代名臣范仲淹曾说：“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他就有救人救世之心，也就是孙中山先生说的“立大志，做大事，不是做大官”，这都是同样的道理。

守身，就是这种道理，所以孟子说“守身为大”，在守的方面，以守身最重要了。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孟子又说，一个人，在他的时代中，能够有人格、有操守，而又能尽到孝道的，我是听到过的，历史上是有这样的人物。孟子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人物，而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也有这样的人物。

像宋代的文天祥，是非常值得我们佩服的，但是如果以私人家庭的孝道来说，他因为抗元，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为了尽忠臣道的节义，不肯投降，不但自己死了，还牵连到家人。假如他投降了，则能与家人安享荣华富贵。他的作为，从小处低处看，又似乎不孝了。

《孝经》的观念：“大孝于天下”。为了救社会、救国家、救民族，即使牺牲了自己，牺牲了家庭，也仍然是个大孝子。

当然，一个普普通通，既无才华，又无责任的人，而说为了救社会、救国家、救天下世人而去跳楼自杀，以醒世俗，那可不是孝子，而是疯子。

所以，在中国文化源流的《易经》中，注重两个字，一个“时”，一个“位”，用现代语来说，就是时间与空间的因素。一个人处身在某一位置上，负了一定的责任，在刚好遇上某种情况时，而为社会、国家、天下人类牺牲，那才是对的。不在那个位置，不在特殊的时机，虽有救人救世之心，做法应该两样。也就是每人要在自己的本位上，为救世救人，去做出最适当的、效益最大的事来，这才是对的，这就是孝。

（选自《论语别裁》《孟子与离娄》）

横渠四句：知识分子的责任

《孟子·尽心上》里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这一段话，要特别注意，尤其是青年朋友们，是挑起民族承先启后责任的人，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要挑起这个责任。

一个知识分子，担负有国家民族文化的责任，对于道德的修养，人文修养，要做到“所过者化”，才合于继祖承宗的标准，也就是要做到内圣外王。真正的圣人，大家就自然受他的影响，受他的感召和教化；口头的教化是言教，更重要的是身教。身教是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别人，超过了言教，但还是不够，要能够做到“所过者化”。

可是如何化呢？“所存者神”，到达神化的境界，就是由精神的感召，改变了别人的心理与行为，只要他人在那里，一般人就会对他肃然兴起恭敬，就像对庙宇中的菩萨，或供奉的神明，或教堂中的十字架一样，戒慎之诚。

一个人学问道德修养的目标，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程度，那是可耻的。孟子曾说人贵知耻，假如做到了“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他的成就能“上下与天地同流”了。

说到“同流”，使人容易想起一个成语“同流合污”，那是狭义的看法，是一个坏的状况；但从广义着眼，天地生长一切万物，有好的，有坏的，的确是“同流合污”的。但天地并没有对万物分好坏，毒药可以致人以死，但有时也可以治病。万物因时间、空间、物件、环境的不同，使用的动机方法不同，才有是非善恶好坏的差别。“同流”就像海洋一样，充满了生机；学问道德修养的目标，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向这一目标努力。所以孟子最后说，“岂曰小补之哉”，人不要轻视自己，尤其一个知识分子，不要轻视了自己的责任，要立志对社会有贡献，对宇宙有贡献，有天地一样的胸襟。

宋代大儒张载（横渠先生）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已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学者为这目的而学，应该如此。

谈到这位先生，是孔孟以后的儒家，宋明理学家中，影响力很大的一位。他年轻时等于是一个太保，意气非常盛，身体棒，思想开阔，喜欢闹事。后来范仲淹带兵在陕西经营边陲的时候，张横渠才二十多岁，年纪很轻，奔往前线，要投军参加作战。范仲淹见他一表人才，约他谈话，劝他回去读书，告诉他将来报效国家的机会很多，等到书读好，慢慢再来，同时将一本《中庸》交给他。那时他应该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可是范仲淹要他再读，告诉他其中自有他的千秋事业，自有他的天地。

张横渠听了范仲淹的话，回去再读《中庸》，从此放下一切，专心求学问，后来成为一代名儒。宋代几位大儒，事实上受范仲淹的影响都很大。范仲淹在前方，出将入相，以文人当统帅，他难道不希望培养好的军事人才？但他一看，张载这个人才不是将才，是对后世思想有贡献的人，不能这样埋没，就马上用这个教育方法培养张载。果然后来影响中国文化思想那么大，尤其张载所标榜的那四句话，非常深远。

凡是知识分子，应该有这样的志向和抱负。出世修道，也同样是“为天地立心”。因为维持文化精神的人，虽寂寞穷苦，但是他们是“为天地立心”；而那些延续人类文化于不坠的人，就是“为生民立命”，在佛学上讲，就是延续“慧命”。

“为往圣继绝学”，就是今日我们所说的孔孟之道，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说来非常可悲，已经是命如悬丝了。这一民族文化的命运，如千钧的重量，只有一根丝在吊住，连我们这些不成器的人，也被称作学人。而我们自己反省，并没有把文化工作做好，而且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再往后看，还未曾发现挑起“为往圣继绝学”责任的人，所以青年人要立志承先启后，而且能继往才能开来。

（选自《孟子与尽心篇》《论语别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