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异匏瓜难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
他说，人生的遭遇，成功与失败，吉凶祸福，都有它的原因，真有智慧的人，要知道它的原因，不需要烦恼，不需要忧愁。
颔联两句，引用了庄子“覆虚舟”的典故。他说，我们只看到世上富贵人家多财润饰华丽的房屋，仍会被大火烧毁，却从未见到空船在水上被风浪吞没的。装了东西的船，遇到风浪才会沉没，而且装得愈重，沉没的危险愈大。虚舟本来就是空的，纵会翻覆，亦仍浮在水面。这是说人的修养，应该无所求，无所得，愈空虚愈好。曾子说：“富润屋，德润身。”
颈联两句更指出，人世间“名”与“利”两件事不宜贪求，以免招灾祸。可是现代青年，都在那里拓展自己的“知名度”。仔细研究起来，不管任何一种名，如果太高了，不符实际，对于此人的人生与福祉，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障碍。如“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就是这个道理。
说到利，最具代表性，普遍为人所求的，当然是钱，人人都想发财，钱愈多愈好。除非在生命垂危时，宁可减少自己的财富，以挽救生命使之延续。可是生命救回来了，寿命可以延长了，却又会贪财舍命，所谓“人为财死”。白居易说“利是身灾”，人的钱多了，烦恼更大，钱与烦恼，如形之与影，且大小成正比。
所以，白居易这首诗的结尾语说：“虽异匏瓜难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世界上谁不好名贪利？佛教劝人们绝对放弃名利，这是做不到的。老子就不然，他只是教人“少私寡欲”，少一点就好了。所以白居易说，名利像匏一样，实在好吃，叫人绝对不要吃是做不到的，但是吃了以后，很有可能会拉肚子的。深懂了黄老之道，那就是“大都食足早宜休”，不要吃得过分了。这就是老子之道在个人修养上的基本原则。
可出可入，能出能入
我国自唐、宋以后，以儒、释、道三家的哲学，作为文化的主流。在这三家中，佛家是偏重于出世的，虽然佛家的大乘道也主张入世、普救众生，但出家学道、修道的人，本身还是偏重于出世。而且佛家的学问，从心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道。儒家的学问，又以孔孟之学为其归趋，则是偏重于入世的，像《大学》《中庸》。亦有一部分儒家思想，从伦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道，但到底是偏重入世。道家的学问，老庄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都任其所欲。像一个人，跨了门槛站在那里，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让人去猜他将入或将出，而别人也永远没有办法去猜透。
了解这些精神以后，欲懂得老庄的运用之道，在“用”上发挥老庄的哲学，那必须先读庄子的《天下篇》和《让王篇》。且举历史上一个人物的行径来说明，也许比理论上的阐述，让大家体会得更深切。
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大家都知道，他是近代史上一位大政治家，不必多介绍他的身世功业了。后世的人，说他建功立业，一共有十三套本领，但是其中有十一套大的谋略之学，都未曾流传下来，只留了两套本领给后世的人。其中一套，是著了一部《冰鉴》，把相人之术传给后世的人。自他以后，有许多政治的、军事的乃至经济等方面的领导人，运用他这部《冰鉴》所述的相人术选才用人，的确收到了一些效果。
另一套本领，就是他的日记和家书。但是，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不外乎告诉家人，怎样弄好鸡窝，怎样整理菜园，表示很快要回家种田，等等。这些琐碎小事，老农老圃也懂，算得什么大本领，值得留传给后人？
这只是一种皮毛的肤浅看法而已。如果进一步去分析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当时所建的功业，所处的环境，时代的政治背景，历史的轨迹，就可以了解到曾国藩絮絮于这些琐碎细事，实际上正深厚地运用了老庄之道。
曾国藩兄弟，经过了九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将曾经占领了半壁江山、摇撼京师、几乎取得政权的太平天国打垮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是清朝入关以来，前所未有的，到达了“功高震主”的程度。
“功高震主”的情况，可能有许多人体会不到，试以创办一家公司为比喻。一位公司老板，找到了一位很能干的干部，由于这位干部精明能干，而且很努力，于是，因其良好的功劳业绩，由一名小小的业务员，逐步上升，而股长，而主任，而经理，一直升到总经理。到了这个阶段，公司的一切业务，许多事情，他比老板还更了解、更熟练，同下面的人缘又好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老板的就会担起心来。这就“功高震主”了，地位就危险了。
在政治上，一个功高震主的大臣，危险与荣誉是成正比的，获得的荣耀勋奖愈多，危险也愈大。不但随时有失去权势财富的可能，甚至生命也往往旦夕不保。
清朝以特务手段驾驭大臣和各级官吏，慈禧太后以一女人而专政，就用得更多、更厉害。所以曾国藩的日记与家书，写这些个鸡栏、菜圃小事，与其说是给家人子弟看，不如说是给慈禧太后看，期在无形中消除“老板”的疑心，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乡巴佬，以保全首领而已。
在近代史上，明朝平宸濠之乱的王阳明、清朝打败太平天国的曾国藩，都精通老庄之学，擅用老庄之学。但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作风，如果硬把他们打入儒家，认为他们只知道在那里讲讲理学，打打坐而已。这种看法，不是欺人便是自欺，否则，便真的要“悔读南华庄子文”了！
道家与民俗
关于道家与道教的学术思想，它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巨大和悠久，实在源远流长，普遍深入每一部分。例如，以中国的宗教与哲学而言，佛教经典及佛学内容的翻译，有许多名词、术语，以及注释与疏述，很多地方，都是借重道家学术思想的名词和义理。当然，后来道家与道教，有很多是采纳融会佛教学理的学术思想，那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至于儒家学术，以及侈谈玄之又玄的思致辨慧，更离不开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子、庄子、列子的学问。其他如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学、艺术、工业、农事等，无不与道教前身的道家学术思想有关。
我们为了尽量简化来做大概的介绍，列举最重要，而且最普遍、最熟悉的事，莫如中华民族以及各地方所有的风俗习惯。尤其是过去的农业社会、渔猎社会，平原生活、海洋生活与高原生活，对于五候、六气、二十四节气的关系与重视，几乎与整个的生活打成一片，不可分离。这都由于传统道家学术思想的影响，直达三千年之久。
其次，如过去民间岁时过年的伏腊、送灶、元旦、祭天地祖宗，正月初七的人日、初九的九皇诞、正月十五的上元节、春社的宴会、二月十二的花朝、三月三的上坟扫墓、五月端午的插菖蒲并饮雄黄酒、六月六的晒曝、七月七的乞巧、七月十五的中元鬼节、八月十五的中秋、九月九的登高等，不尽细说的风俗习惯，都由于道教思想所形成。若在一般民间迷信道教观念的习惯而言，几乎每一个月当中，便有大半时间，都在禁忌与信守之中，简直不敢错走一步。至于婚丧庆吊等与礼仪有关的习俗，无一不从道家的观念而来。但是，这些种种的习惯风俗，我们只要试读《礼记》与《荆楚岁时记》等书，便可知道其渊源久远，而且是儒、道本不分家的综合文化。我们因为生活在道家学术思想之中过得太久了，反而忘其所以，致使自己对于道家内容太过陌生，岂非有违常理。
道家与教育
至于讲到道家及道教与中国文化教育的密切关系，更为重要。我们都只知道中国过去教育的目的，大体是走儒家孔、孟思想的路线，为建立人伦道德，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教育，所谓功名科第，仅是它的余事而已。然而因为后儒对于道、佛两教素来便有视为异端的因袭观念，所以对于道家与道教在中国教育文化上的功劳，都是阳奉阴违，忘其所以。
其实，中国过去的教育，与中国前辈读书人的知识分子，他由少年到一生的人格道德教育，大多以儒家的思想做规范，以道家与道教的精神做基础。
这是什么理由呢？这便是道教两本书的力量，即《文昌帝君阴骘文》和《太上感应篇》。这两本书的内容，等于便是道家与道教的戒条，也就是中国文化教人为善去恶的教育范本。它以天道好还、福善祸淫的因果律做根据，列举许多做人做事、待人接物的条规，由做人做事而直达上天成仙的成果，都以此为标准。
从汉、魏开始，经晋代《抱朴子》的提倡，一直流传了两三千年。它主张的道德，是着重在阴德的修养。所谓阴德，便是民间俗话所说的阴功积德。阴功，是不求人知、被人所不见、人所不知的善行，如明求人知，已非阴德了。由此思想观念的发展，过去认为科第功名的中取与否，除了文章学问以外，更重要的便是靠为善去恶，阴功积德的结果。因此，很多世代书香的人家，尽管大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案头放着教导子孙家庭教育的范本，都摆有《文昌帝君阴骘文》与《太上感应篇》等书。
这种精神与风气，在中国文化教育界中，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期为止。同时，各省、各府、各县，在在处处，都有文昌阁与魁星楼的建筑，它与东岳庙、城隍庙、三官大帝祠庙等，巍然并峙。所谓梓潼文昌帝君，从唐以后便兴盛风行，是专管文运的神道。魁星也是专管科第功名，赏善罚恶的文运之神。乃至由此普及到戏剧方面，如过去的唱戏（包括京戏、地方戏等），当开锣上台以后，首先出场的便是魁星，其次才是跳加官，招财进宝。戏剧到了最后完场时，便是关公拖着偃月刀来净台，这样的一个戏剧文化思想，他是代表什么意义？大有文章，可以值得深长思也。
道家与文学
道家与道教，从魏、晋开始，到唐、宋以后，它与中国文学的因缘，正像佛学与禅宗一样，都与文学结有不解之缘。如果勉强地以时代来划分界限，魏、晋的文学，含有道家的成分比较多，无论诗歌与散文，都是如此。唐人的文学，道、佛两家的气息并重，尤其以唐诗是如此，至于唐人的笔记小说中，却以道家的成分为多。宋人的文学，似乎比较偏向于禅，无论诗词与散文，大体都有这个情况。元代的戏曲、小说等，佛学成分多于道家。明、清以来，才慢慢走上融混的路道。为了讲这样一个严肃的课题，最后要使大家轻松一些，我们不妨举出唐人诗中一些有关道家与道教的材料，使人读后多少可以沾些仙人气息的意境。
唐代的名士才子中，例如李商隐有名的一首《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所用的庄生梦蝴蝶、望帝托杜鹃、沧海珠泪、蓝田暖玉等，无一不是与道家、道教有关的典故。无此修养，无此意境，无此感情，便做不出这种诗境。
至于唐代名僧、道士的诗，好的作品，也非常多。因为一般限于诗体的成见与偏见，便轻易地忽略过去。道士的诗，例如：“因卖丹砂下白云，鹿裘惟惹九衢尘。不如将耳入山去，万是千非愁杀人。”“佛前香印废晨烧，金锡当门照寂寥。童子不知师病困，报风吹折好芭蕉。”“似鹤如云一个身，不忧家国不忧贫。拟将枕上日高睡，卖与世间荣贵人。”都是惑乱人生中，偶然一服的清凉镇静剂，大可有助于修养。
至若唐人笔记小说中的裴航遇仙、云英谪嫁的仙人艳迹，平添后世许多神仙眷属的幻想与佳话。那都是道家与道教给予中国文学的生命活力，并无颓唐、哀愁、灰色的情调。宋代名诗人，如苏东坡、王安石、黄山谷等人的作品，更与道、佛思想不能分离。苏东坡的名词，如《水调歌头》，要研究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学，此中大有文章，也不可放过。
（选自《禅宗与道家》《老子他说》）
佛学与中国文化的因缘
中国文化的阶段与特色
讲到佛学与中国文化历史的因缘，首当提出中国文化的界说，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自三代前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伏羲画八卦而建立《易经》天人之际的文化为基础，是属于原始的、质朴的、科学而哲学的文化；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演进，便形成以易、礼为中心的天人思想。
第二阶段，由于传统文化的分化，到周、秦之际，产生诸子百家学术思想互为异同的天下，复经秦、汉前后的演变，渐次形成儒、道、墨三家学说思想特立独出的形态。
第三阶段，再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产生隋唐以后儒、释、道三家鼎峙，随时变易互为兴衰的局面。从此历宋、元、明、清，讲到中国文化，便以儒、释、道三家并举为其中坚代表。
好像中国的地理河流，北有黄河，中有长江，南有珠江流域，综罗交织而灌溉滋茂了中国文化的生命，所以讲到中国文化，实在不可偏举，我们身为中国人，更不能不了解自己文化的真相。
尤其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与西方文化哲学，基本大有不同；如果说中国有哲学思想，却不是独立的专科，中国的哲学，素来是文（文学）哲不分、文史不分、学用不分，无论研究中国哲学或佛学，它与历史、文学、哲学、为政四门，始终无法分解，等于西方的哲学，与宗教、科学和实际的政治思想，不能脱离关系，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佛教传入的思潮背景
要知秦、汉以后，儒、道两家学说思想的互相隆替，以及佛教文化输入的前因后果，便须了解两汉思想学术演变的原因：两汉的学术思想，始终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天下；墨家思想在汉初已经融化为儒、道的附庸，并无特立的藩篱。
西汉初期，因为政治领导与社会的趋势，道家思想最为流行，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完全倾向道家黄老之术，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汉初政治原则上的必然趋势。从此道家学术思想，便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定则，凡当拨乱反正的时代，必定需用道家学术的领导，到了天下太平，便“内用黄老，外示儒术”。
西汉以来，因为道家学术思想的盛行，于是法家、阴阳家、杂家等思想，也都托足道家门庭，依草附木而欣欣向荣，及其流弊所致，便造成西汉阴阳家的五德终始，以及谶纬（乩祥）的迷信风气。王莽的叛乱、光武的中兴、汉末三国的局面，无一不在谶纬的观念中而构成政治治乱的心理因素。因而有汉末道家的隐士思想，与墨家变相的游侠思想结合，产生道教的雏形，便与佛教学说互相推排，而又互相融化。
同时两汉学术思想，自经汉武帝与董仲舒辈的提倡，“罢黜百家，一尊于儒”，使孔、孟、荀以来之儒家思想，一变而为两汉经师儒家的天下，于是训诂、注疏与各主一家的传经风气，弥漫朝野，由学术思想的权威经师、博士，与选举孝廉、拔用贤良方正的制度互相交错，而造成东汉后期的世家阀阅（门第）的弊端，以致形成党锢之祸，使学术思想与政治因素，互为表里而促成政治社会的乱源。
汉初承战国与秦室的变乱，文化学术凋敝已尽，西汉传经与注疏的工作，实在甚为重要。但自东汉末期，注疏传经，已经流于支离烦琐，借此从事学问而博取功名，则为唯一工具，如要真实寻出天人文化思想的奥义，已如强弩之末，势已不能透过纸背了。所以两汉学术，一到三国阶段，便相当空泛而黯淡，恰在这个时期，佛教学术思想，挟新颖玄奥的哲学，源源输入，因此而形成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的形态。
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化的颓废与新运，一般多归过于三玄之学的勃兴与清谈风气的腐败。其实，如果了解两汉历史文化的演变，对三玄之学与清谈兴起的原因，就不会诿过于少数读书人，如何晏、王弼之流了。
在中国历史上领导学术思想的转变，少数有识之士，固然可以开创风气，但真实形成力量的，仍然属于实际政治中的领导人物。孔子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固然如此，后世领导方向的正确与否，还是不能例外。初唐君臣，领导学术思想，而启发佛、道两教。宋初君臣，领导儒家而产生理学，后来明、清两代，无一而不如此，所以说学术风气的转移，在于一二人者，绝不是少数坐议立谈、空言之士可以做得到的。
总之，魏晋三玄之学与清谈风气的形成，它的偏向，既不是老庄思想的罪过，也不是佛学般若谈空说妙的错误。细读历史，便知是受魏武（曹操）父子（曹丕、曹植）的文学情调所影响。何晏、王弼都是少年贵族，恃宠气骄，既不能从事洁静精微的学问，又不能做疏通知远的功夫，而以老庄思想的风流外表，互为三玄注解。那是文学的、哲学的必然结果，所以从纯粹的哲学立场看魏晋南北朝的思想，除了佛学以外，所谓三玄之学，只是文学的哲学而已。由玄学再变而有清谈的风气，由清谈而造成无用之用，置天下国家事于风花雪月之间，那是势所必然的结果。
佛教的文化贡献
佛教学术思想，又由于两晋、南北朝西陲氏族的崛起，互相争霸而入主中原，于是推波助澜而使佛学东来的洪流，源源不绝，因而奠定隋唐之间中国佛教，与中国佛学成长的根基。或有认为南北朝间佛学的输入，是凭借西陲氏族的武力入侵而注入，等于清朝末期西方宗教向中国的传教情形一样。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资料上，非常明白，不可混为一谈。
事实上，南北朝之间西陲氏族的入侵，因为他们文化根基过于浅薄，本来便毫无文化思想可言，与宗教政治更不相干，只是一种盲目的凶顽残贼而已，后来如石赵、姚秦的作为，全赖感染佛教的教化，而稍戢其淫威，如北魏的情形，更因受到佛学的熏陶，而融会接受儒、道两家文化的结果，那是史有明文，毋庸争议了。总之，南北朝的佛学，因为与中国儒、道两家文化的互相融会，奠定隋唐以后中国文化与中国佛学勃兴的阶段。西域来中国的名僧如佛图澄、鸠摩罗什等人，无一不是英睿特出之士，而毕生致力于佛学文化事业，对中国文化思想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泯。
此外，在人物方面，如因译经事业，发明中国的音韵之学，便有以此名家的沈约，因佛学的译述而启发文法，即有著作《文心雕龙》的刘勰，又如云冈石窟与唐代敦煌壁画，以及音乐、诗歌、艺术等的发达，无一不与佛学有关。但必须记得，自东汉以来到隋唐之间，由印度佛教思想吸收成为中国文化的佛学，其间经历艰难困苦，错综复杂的过程，约有四五百年的时间，才形成唐代的文化。温故而知新，现在要谈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虽然时移势易，加上现代科学工具的发达，但无论如何，也不是在短时期内，或一个世纪中便可望其成就的，所以我们生在这一时期的知识青年，对于当前中国文化的趋势，与自身所负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责任，更须有所警惕而加倍努力。
佛教勃兴与三教融合
至于隋唐以后，儒、释、道三家学术阵容的形成，当然有其历史背景，远因已如上述，近因则另有新的面目。
由于唐室李氏宗亲，自唐太宗以来，即诏定道教为国教，尊奉李老君为教主，因此而奠定道教在唐代政教上的根基。又因为唐室君臣醉心佛学，故虽尊奉道教，实则佛、道并重，但在人事地位上，略加分别而已。
自初唐，开国将相多数为文中子王通的门人。而王通讲学，对于儒、释、道三家学说思想，择其善者而从之，素来不分畛域。因此，一般读书人，号称儒者的知识分子，多已有儒、佛不分，儒、道无别的学术思想。即使如中唐以后，一位得力于墨家，而以文章名世，号称为儒家正统的韩愈，虽闹过史称“排佛”的大事，其实，还是后人正反双方的渲染过度。细读韩愈排佛的文章与历史的事实，他当时只是对佛教制度与某一类佛教徒的不满，并非对佛学本身多有攻击。
而且自韩愈以后，直到宋、元、明、清几代理学家们的儒者，排斥佛教最有力的理由，就是说它废弃伦常，无父无君的出家制度。此外，少数有关佛学的批评，到底都是门外汉的外行话，无足轻重。如从深入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于佛教毫无损失，所以当代名僧禅德，极少出来说话。真正打击宗教本身的，往往出于宗教徒的自身，这是古今中外不易的定例，凡为任何宗教的人士，应当深省。
唐代佛学的勃兴，影响中国文化每一部门，直到后世普及日本与东方各国，约有三大原因。由于天下太平，社会安定，佛教人才辈起，创立中国佛学各宗义理，因此而普遍影响唐代的中国文教。因南顿北渐的禅宗风气，普遍宏开，唐代文学与所有文化学术，如蜜入水，如盐加味，随处充满禅意的生机。同时，因百丈禅师创立丛林的寺院制度，使佛教十宗学派，一律托庇宇下，奠定中国佛教与中国佛学的特色而照耀古今中外。因玄奘法师自印度留学回国，翻译佛经事业的影响，以及佛学唯识法相的翻译完成，使中国文化中的宗教哲学思想，确立逻辑的思维体系。因此而与儒、道两家，左右逢源，互相吞吐诸子百家之长，而构成中国文化三大巨流的特质。
佛法到了中国以后，到了禅宗这里，剥掉了一切宗教外衣，赤裸裸地用中国文化来表达，一句经典一句佛都拿掉了，这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特别之处。唐代的中国文化影响了世界。现在大家常常讲中国文化，我常问大家中国文化是什么？不懂禅，就不懂中国文化，所谓儒家、道家、佛家，三家合一归到禅，它是中国文化学术的一种。
禅宗把一切宗教的外衣都剥掉了，没有宗教的迷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指出一切众生个个是佛，如何找出自己生命未生以前的本来功能，直接走这个路线，就是禅。那么，中国从达摩禅师以后，统统走这个路线，从梁武帝以后直到唐代，这一把火就很大了，可以说禅宗几乎影响了全世界。
西方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西方哲学文化史叫黑暗时期，天主教的那个幕拉下来，完全是自己困在教廷里研究神学，所谓现代科学文明的影子都还没有。而在这个时候，整个东方像太阳一样，光芒照遍了全世界，尤其是朝鲜、日本，在禅的整个笼罩之下，也包括我们本土的儒家、道家。从轩辕黄帝开始，渐渐变成诸子百家的学问，因为禅一来，等于诸子百家的文化都是豆浆，还不能变成豆腐，豆浆变豆腐必须靠那个卤水，一点下去变成豆腐了。诸子百家所有文化中心的那一点，就是禅。
这一点，整个东方文化起了大的不同作用，现代科学追求的生命科学、认知科学，包括信息科学都在内。
新思潮的兴衰
物壮则衰，事穷则变，佛学禅宗经晚唐五代以后，它的蜕变与转向，也是文化历史的必然趋势。所以一到宋初，由于开国君臣崇尚孔孟学说，于是读书人士当然是儒家之徒的知识分子，便在有意无意之间，吸收隋唐以后四百年来佛学修养的精神与方法，摇身一变，而产生理学濂、洛、关、闽的门庭。
理学家们讲学的方法与作风，书院制度的规模，无一而不从禅宗形态蜕变的。平心而论，要说宋明理学等于儒家的禅宗，佛教禅宗，例如佛家的儒、道，实在不算过分，但这只是言其形式，如究其实质内容的异同，就大有分别了。
禅宗、理学，经过两宋两三百年的互相推排，及其末流，同时皆趋没落。禅宗有默照（沉默）邪禅及狂禅的混杂，理学有朱、陆“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纷争，一逢元朝武力入侵，挟佛教密宗的喇嘛教的卷入，便使亦儒亦佛的两家巨室，就都生出支离破碎的蔓草荆棘了。从此使明代近三百年的文教，笼罩在一片不是狂禅的理学，即是理学的狂禅气象之中。虽然有王阳明创立履践笃实的良知良能的学说，但依违儒、佛之间，毕竟大有问题存在。因此使明末清初的大儒们，讥为“圣人满街走”“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等，确有原因，并非纯属意气用事。清初佛学与禅宗，虽有雍正的再度提倡，但因既定的国策，始终以外崇喇嘛教而羁縻西北边陲，故亦一蹶不振，无能为力了。
总之，由于以上的简述，对于佛学与中国过去文化历史的因缘，大概已可了解其重点了。
（选自《禅宗与道家》《洞山指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