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辞相风波，还是行边争议，贾似道都有能力将这些变成几乎年年上演的经典桥段，这也无怪乎当时的舆论及后世都会讥讽他的要君天赋了。
即使在襄阳被围的朝不虑夕中，滥觞于咸淳初年的贾似道辞相要君闹剧仍在不断上演：咸淳四年（1268年）五月，贾似道以“乞骸骨”为由，欲告老还乡；咸淳五年（1269年）四月，贾似道“抗章请去”，宋度宗在内宴上恸哭挽留；咸淳八年（1272年）九月，贾似道因宋度宗祭祀明堂不依典故，唯恐后世将他与韩侂胄相比，愤而“七疏请去”。
贾似道在咸淳三年（1267年）已至最高实职——平章军国重事，升无可升，但还是在这几次要君中获得了礼仪上的恩遇：据《宋史·贾似道传》记载，他从此前被特授的三日一朝延至六日一朝，继而又令十日一朝；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
对要君最激切的批判，出自宋理宗末年彗星事件中就曾痛批贾似道的大臣高斯得。高斯得在《书咸淳五年事》中直陈贾似道“内以要君，外邀名誉”，先将他与王莽相提并论，嘲讽他的劣迹“杂诸莽传，谁能辨之”；继而将他与两宋诸奸相比较，认为蔡京、秦桧、史弥远虽贪权位尚不求名，而贾似道意在二者得兼，诸奸相在朝中尚且有公开反对者，而“堂堂天朝，无一人发似道之奸诈”。高斯得还写了《要君》一诗，“圣人戒要君，春秋罪同弑”，“忍于君父前，用此军中诡”。
文天祥也卷入了要君风波。度宗有两道挽留贾似道的诏书轮到文天祥当值起草，但对此嗤之以鼻的文天祥不仅没有照例对师臣歌功颂德，反而“语皆讽似道”。按照当时的政治惯例，凡拟草之诏令都要经由贾似道过目，但文天祥故意不呈稿。当贾似道得知文天祥绕开他，还起草了对他语含讥讽的诏书，勃然变色，唆使御史张志立弹劾文天祥，罢免其所有官职。为官十年屡遭罢斥的文天祥对朝局心灰意冷，毫无留恋地回家乡庐陵闲居了。
据说当年文天祥与权宦董宋臣发生矛盾时，贾似道还从中斡旋，对他有回护之恩惠。但文天祥在公义之前，就是如此不近人情，拒绝成为权臣结党的对象。
当贾似道与宋度宗还在为了行边与辞相纠缠不休时，蒙军已开始了对樊城的最后一击。
二张援襄前，蒙军已攻占樊城外城，但对内城仍是望城兴叹。宋军守樊城的最大底气是，樊城与襄阳之间虽隔着汉水，但之间有铁索和巨木制成的浮桥连接。正如《元史·张弘范传》中张弘范对阿术献策称，“襄、樊相为唇齿，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断其援兵，水陆夹攻，樊必破矣。樊破则襄阳何所恃？”
欲攻樊城，先断浮桥。至元十年（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初，刘整与阿术命熟悉水性的士卒冒寒潜入汉水，用巨斧断木沉索，焚烧浮桥，断绝了襄、樊二城之间的联系。
但攻坚终究是蒙古人的弱项，更何况要在短期内拿下樊城。为此，忽必烈将秘密武器“回回炮”调至襄樊前线。尽管此时已步入火药时代，金军在蒙金战争时使用过“震天雷”和“飞火枪”，但“回回炮”并不是一种火炮，而是一种巨石炮，或也可理解为一种新型投石机，因此写作“砲”可能更精准。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遣使臣至波斯征召炮匠，旭烈兀长子、伊利汗国第二任君主阿八哈向伯父忽必烈献上了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两位制炮专家，两人举家迁徙至京师制炮。因为这两人是来自西域的回回人，故大炮被称作“回回炮”和“西域炮”；又因大炮首先用于攻坚襄樊，也称“襄阳炮”。
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在《元史》中皆有传，可见其地位，也可见元军对战争新技术的开放性。据说“回回炮”发射的巨石重达一百五十斤，首次运用于樊城，便焚其护城栅，摧毁其角楼。
“回回炮”，再加上水师、汉军步兵的协力，樊城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
《宋史·牛富传》记载，樊城守将名为牛富，在数年守城中愈挫愈勇，多次将书信射入襄阳城中，与吕文焕相誓“固守为唇齿”，宋史称“两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蒙古发动总攻后，牛富与之血战十余日，城破后，率死士百人坚持巷战，渴饮血水，身负重伤后“以头触柱赴火死”。裨将王福见牛富殉国，感叹“将军死国事，吾岂宜独生”，也追随赴火自焚。
范文虎虽畏葸不前，但他的侄子荆湖都统范天顺却是一条好汉。范天顺随二张一同援襄，此时也在樊城中。《宋史·范天顺传》中说，樊城陷落时，范天顺仰天长叹：“生为宋臣，死当为宋鬼。”言罢便自缢而死。
樊城失陷前的最后一刻，吕文焕再次向临安告急，称“樊之力已不可支，再于襄城临江一面，植木栅立硬寨，誓以死守”。《宋史·贾似道传》中记载贾似道再请行边，朝中莫衷一是，监察御史陈坚等大臣也纷纷上疏挽留：师臣出了临安，“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
于是，贾似道仍然留在了临安。
破樊城次月，也就是至元十年（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蒙古对襄阳发动了最后总攻。蒙军将“回回炮”从樊城运到了襄阳城下，据《元史·亦思马因传》，回回炮“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元史·阿里海牙传》则说，“一炮中其谯楼，声如雷霆”。
一时间，襄阳城人心惶惶，众多将领都偷偷翻城出降。再多的勇气与倔强，也经不住六年时光的侵蚀。
蒙金战争末期，《金史·完颜娄室传》记载金哀宗曾哀叹：“北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而今，蒙古大军除了这两者，又添了巨炮，天下谁能御之？
这也正是蒙古无远弗届之资源与技术优势。
襄阳城破在即，刘整的意思是“立碎其城，执文焕以快其意”，也就是趁势攻破襄阳，活捉吕文焕。刘整如此作为很可能是出于私仇，《元史·刘整传》记载他此前见吕文焕城头观战，便单枪匹马上前喊话：“君昧于天命，害及生灵，岂仁者之事！而又龌龊不能战，取羞于勇者，请与君决胜负。”被羞辱的吕文焕默不作声，但一旁的宋军伏弩伤人，刘整幸因甲坚未受重伤。
但还有一种说法是，刘整与同掌汉军的阿里海牙不合，意欲以生俘吕文焕为筹码与阿里海牙争功。
然而，恰恰是阿里海牙反对强攻，据《元史·阿里海牙传》，他亲自率数骑来到襄阳南门劝降吕文焕：
君以孤军城守者数年，今飞鸟路绝，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则尊官厚禄可必得，决不杀汝也。
据《新元史·吕文焕传》，阿里海牙此举是得到了忽必烈的授意。忽必烈还亲自诏谕吕文焕：“你等死守襄阳孤城已有五年，为你们的皇帝尽了忠。但现在势穷援绝，你们难道就不考虑城中数万百姓的生死吗？你若愿意投降，我将大赦城中所有军民，还会擢升你的官职。”
很显然，阿里海牙更知晓忽必烈心意，而刘整可能并不清楚决策内情，或明知如此但还是建功心切，一意孤行。据《元史·世祖本纪》，早在至元八年（1271年）八月，也就是襄樊之战结束前一年半，忽必烈就下诏，“招谕宋襄阳守臣吕文焕”。
曾任安南达鲁花赤的张庭珍也随行阿里海牙到襄阳城下，据《元史·张庭珍传》，他以襄阳民众之生死要挟吕文焕：
我师所攻无不取者，汝孤城路绝，外无一兵之援，而欲以死守求空名，如阖郡之人何！汝宜早图之。
恰逢此时襄阳城中又有将领出城投降，深感大势已去的吕文焕已有降意，但还是担心蒙古人不讲信义，《新元史·张宏传》记载他提出让重诺闻名的济南万户张宏担保，“得张济南一言，吾无盟矣”。张宏随即被遣入城内诏谕，再加上阿里海牙折箭为誓，吕文焕最终于至元十年（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举城投降。
吕文焕以孤军守襄六年，粮尽援绝而降，在襄阳最后的时光中，每次巡城，皆南望恸哭。吕文焕固然远比不上睢阳殉城的张巡，但自比李陵倒也贴切。
对于吕文焕之降，时人大多不忍苛责。周密《齐东野语》有言：“襄阳降，此天意非人力也。”刘一清在《钱塘遗事》中惋叹：“独守孤城，降于六年之后，岂得已哉？”宋末宫廷乐师汪元量的《湖山类稿》则认为罪责是贾似道的：“吕将军在守襄阳，十载襄阳铁脊梁。望断援兵无信息，声声骂杀贾平章。”
甚至日后拒当元臣绝食而亡的谢枋得此时也对吕文焕生出同理心，《昭忠录》中写：“文焕守襄六年，古无有也，势穷援绝，遂失臣节。议者遽加以叛逆之名，今沿江诸郡，有能守六日者乎？”以谢枋得的宽容立场，道德与忠义首先是用来律己的，而不是律他的。
吕文焕真正失格的是，他降元后迅速倒戈相向，对旧主毫不留情，积极献策攻宋。至元十年（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四月，献城两个月的吕文焕随阿里海牙赴大都觐见忽必烈，一见面就献上进攻鄂州之策，并且自请为前锋，被忽必烈封为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阳大都督；其麾下将士也被授予忽必烈直属的“侍卫亲军”的地位，并仍旧由其统领指挥。
次年二月，吕文焕被拜为参知政事，行省荆湖，真正成为灭宋的马前卒。
明人何乔新的评价颇为中正：
使文焕既降之后，屏居田里，不受官爵，终身不北面而坐，君子将原其情而恕之。顾乃引雠敌之兵，招其部曲，诱其子侄，以覆其君之宗社，虽欲辞叛臣之名，恶得而辞哉！
卡尔维诺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中说：
放弃一切东西比人们想象的要容易些，困难在于开始。一旦你放弃了某种你原以为是根本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你还可以放弃其他东西，以后又有许多其他东西可以放弃。
有些人的道德底线一旦被突破，就不知伊于胡底。
吕文焕与刘整虽不和，但降蒙后的反戈一击却如出一辙。除了希冀以灭宋在新朝捞取军功，吕文焕可能也因上至贾似道、下至诸将的援襄不力而心生怨艾，必亲自统兵灭之方能泄心头之恨。但这也正是人性幽暗驳杂之体现，虽失格，但也并非骇人听闻。
重用吕文焕也是忽必烈政权的共识，正如胡祗遹在《寄张平章书》中所吁请：
吕生（吕文焕）世握兵柄，兄弟子侄布满台阁，宋君臣之孰贤孰愚，宋河山城郭之何瑕何坚，宋兵民之多寡虚实，宋兵刑政之得失巧拙，不为不知。
对于此时的吕文焕而言，南宋是见死不救之故主，元朝乃既往不咎之新主，“在忽必烈政权中有许多汉人在为其效力，能力主义、绩效主义这一原则超越了人种及文明的差别。口头上的书生之论很少出现，靠华丽辞藻伪装自己的文人官僚之间的‘党派斗争’亦很少发生，比起包括书生在内、上上下下都充斥着无限嫉妒与斗争的临安南宋政界，这里自然是完美得多”。
这一判若云泥的信息，吕文焕很快也会传递到其他宋军将领手中。
襄阳失陷，无疑是决定蒙宋战争走向的最关键一战。其一，蒙古实现了刘整浮汉入江的战略规划，再借助此战中崛起的水军，明确了最清晰的灭宋路径；其二，南宋各路军队在添油战术式的援襄中元气大伤，与元军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其三，随着吕文焕降元，南宋军力最为雄厚的吕氏军事集团进入变节进行时，日后蒙古灭宋时，如《新元史·吕文焕传》所述，“时沿江诸将，多吕氏旧部，争望风款附”。
集大权于一身的贾似道终将无法闪避滔天压力集于一身，他还能重演鄂州之战“再造王室”的奇迹吗？
予室翘翘，风雨所飘摇；王室多故，国步方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