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元史·世祖本纪》，围鄂之初，忽必烈对宋军和贾似道都颇为轻视，轻信“贾似道率兵救鄂，事起仓卒，皆非精锐”，认定拿下鄂州不过旬日之间。

但出乎忽必烈意料的是，鄂州守军智勇皆备，又是坚壁清野，又是以缓兵之计骗得蒙军撤围数日；蒙军主力撤出四川令援蜀的吕文德腾出手来，率军于九月中旬突入鄂州，之后勇将高达也率援军入鄂。

贾似道以其权位之重，调遣起各路援军如臂使指。仅从这个层面出发，宋廷用贾似道已然用对了。

十月，贾似道进入鄂州，总领援鄂各军。

关于贾似道在鄂州的表现，时人曾有“公自荆疾驰，拒守汉鄂，身当百万师，昼夜死战百余日”的评价；贾似道本人战后也自曝在鄂随时预备舍身殉国，“命之短长直在屈伸肘间”。

这些都是一味道德拔高的溢美虚词，并无太大参考意义，对贾似道援鄂最客观的褒奖来自敌人——忽必烈。

为加强城防，防止蒙军突入城内，贾似道下令建木栅环绕城墙内壁，形成夹城。据《元史·廉希宪传》，当忽必烈听闻贾似道“作木栅环城，一夕而成”时，对左右近臣给出了一句无法更高的评价：

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另有一则在《元史·郝经传》中的记载是，蒙军久攻鄂州不下，军中将领推诿于忽必烈爱重的汉族士大夫，说就是因为听了士人少杀人的胡扯，宋人才没有出于恐惧而开城投降。忽必烈以贾似道为标杆驳斥：

曰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

从以上两则忽必烈逸事来看，大有将贾似道视为儒帅，与其惺惺相惜之感。回想围城之初他对贾似道援鄂的不屑，可见贾似道在短短一个月内，便以其表现令忽必烈刮目相看。

时至十一月，鄂州被围已近三月，蒙军使出浑身解数，杀伤宋军一万三千余人，一度还攻破鄂州城东南角，但最终功败垂成，疫病流行军中，破城之望益发缥缈。

忽必烈进退维谷，原本预期的速决战已被拖成了旷日持久的攻坚战，鄂州不破，所谓顺江东下直取临安更是妄念了。

再不下一个决断，忽必烈的大业就危险了。

此时，又是郝经，他在十一月初呈上那篇与《东师议》齐名的《班师议》，力劝忽必烈与宋议和，班师北归。

《元史·郝经传》是这样说的，郝经主和的理由有两条。

其一，短期灭宋已无可能，宋人已知蒙哥驾崩一事，军气大振，“举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则我竭彼盈”，如果再不趁冬天果断撤军，来年开春“疫必大作”，蒙军“恐欲还不能”，甚至可能重蹈当年金兀术被韩世忠困于黄天荡之覆辙。

其二，忽必烈弟弟阿里不哥正留守蒙古本部，在汗位之争中已占得先机，如忽必烈不果断议和北归，则有腹背受敌之忧，“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

郝经还以完颜亮当年南征时众叛亲离为前车之鉴，警告忽必烈要防范阿里不哥先下手为强，“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

郝经给忽必烈的最终建议是：“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

从《东师议》到《班师议》，郝经以其惊人的预见性，向忽必烈证明了儒生的价值。

不仅是郝经，出身金莲川幕府的汉臣基本力主班师：渡江先锋董文炳的弟弟董文用，一日三谏，以为神器不可久旷，待忽必烈登基之后，再遣一支偏师，即可了结江南事；最早加入幕府的刘秉忠则以卜筮之术为忽必烈打气，“龙飞之时已至，可速回辕”。

汉臣的这一共同立场并不难理解。一方面，他们深受正统观念影响，认为忽必烈必须正名为先，尽快北返登基；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历史上的宫廷政变了如指掌，对兄弟争位的步步惊心与攻守套路烂熟于胸。

郝经等人的苦谏中，最能打动忽必烈的想必还是“争位”这个点。

按照忽必烈本来的计划，打鄂州不过是探囊取物，而后可以有两个选择。

其一，携新胜之师北返，以军功压服阿里不哥等争位者，毕竟，蒙古社会最认可的就是军功。

其二，乘胜自鄂州顺江直下，速战速决，攻陷临安，基本完成灭宋大业。这并非痴人说梦：十五年后，蒙古人拿下鄂州，继而仅用了十三个月就入主临安。届时，无论是奄有江南的雄厚财力，还是一举灭宋这泼天军功，举世间又有谁能与忽必烈一争？

也就是说，鄂州之战的主线仍然是争位。忽必烈战前的选项也无非两个：直接北归争位，有时间之利；先取鄂后争位，有军功之利。

忽必烈选择了先取鄂后争位，但这并不算是一个决策失误，而更像是一场赌局。既然鄂州没拿下，赌局输了，忽必烈的理性选择不是将错就错，越陷越深，而是认赌服输，尽早止损。也就如郝经所言：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

正在此时，忽必烈之妻察必来了一封信，向忽必烈密报了阿里不哥阵营的一些可疑动向，特别是对方正调兵遣将，威胁忽必烈的大本营开平。

郝经的劝谏，察必的情报，最终让忽必烈下了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