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台事件中，总理衙门于1874年5月11日正式照会日本外务省，质问其，为何没有任何商议与知会就擅自兴兵台湾，且声明全台湾皆系中国领土a。但

直到同年7月15日，日方才以一种傲慢的语气正式回复清廷，此时距离日军侵台已过去了四个多月。日方之所以迟迟不做回复，固然是在刻意拖延以便谋求更好的局势；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清廷没有驻日使领馆，也没有驻日使节，与日本外务省之间更无电报连接，只能将照会托付给总理衙门雇佣的一名英国人带去日本。此人本非专使，因事在途中耽搁，导致照会迟至6月4日才送抵日本外务省。2。

1879年的中俄伊犁交涉，清廷同样因信息传递落后而处处被动。当时，电报从俄国发出要经过海参嬴、长崎才能到达上海2二而上海和北京之间是不通电报的，使用传统的驿站传递系统，信息在上海与北京之间往返，最快也要十多天。再加上总理衙门在接到崇厚自俄国发来的消息后，还得去征询远在西北边疆的左宗棠的意见（同样也没有电报线可用）。如此，就直接导致崇厚无法将谈判的最新进展告知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也无法将西北边疆的情报和各国驻华公使的立场传递给谈判前线，更无法及时阻止崇厚某些自以为是，实际上却极不妥当的做法。信息交流迟滞一个月以上竟成了谈判中的常态。崇厚自作主张与俄国达成荒唐的《里瓦几亚条约》，与他在前方缺乏情报支持，两眼一抹黑，对局势只能靠猜有直接关系。

1880年9月16日，李鸿章决定“变坏事为好事”，将崇厚在沙俄的失败当成改革的契机。他趁着满朝舆论均在批判崇厚对俄交涉丧权辱国，上奏请求朝廷允许在上海与天津之间架设电报线。李在奏折中说，用兵之道以神速为贵，西洋各国利用电报可跨越数万里海洋来互通军事消息，近年来俄罗斯与日本也都已建起了自己的电报系统，如今的情况对清帝国越来越不利：

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堵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

之物……sup22/sup

李拿曾纪泽自俄国传回的信息情报举例，显然是在含蓄提醒清廷，崇厚与俄国的谈判之所以丧权辱国，与中国没有电报系统导致信息传递不畅有直接关系。据此，李提出请求，希望朝廷允许自天津沿着运河南下，一路架设电报线直到上海一一其实，李鸿章之前已在自己的辖区内“擅自”架设起了大沽、北塘炮台至天津的电报线，且运作顺畅。

清廷的批复是"即着妥速筹办"。

作茧自缚

其实，早在日军侵台事件后，清廷改革派中的一些人物，就已经决心放弃纠结、拥抱电报这一新事物了。

比如船政大臣沈葆桢，就曾在1874年奏请朝廷在福建与台湾之间设立电报线。沈在奏折中说，“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要想保持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信息畅通，必须要有电报才行。朝廷的回复是“着沈葆桢等迅速办理”。

按恭亲王奕诉当时的设想，“洋人设立电线，只准水内暗设，不引上岸”，中国自己创办电报线则"水陆皆可不论"，想怎么铺设就怎么铺设。只要"所有福建设立电线，均归中国自力、"，也就是一切费用都由官府来出，不让洋人插手，那么清廷就能保证讯息的传递快于洋人（毕竟洋人的电报线不许上岸）。孰料福州通商局的官员“不解此意"，认为官办电报不妨碍将工程委托给洋人去做，擅自与外国公司签下合同，结果酿成外交风波，被清廷紧急叫停，随后引来英、法、美、德四国驻福州领事联衔照会，最后只能以高价将电报线工程“买回自力、"。23

这期间，朝中舆论对设立电报一事集体持反对立场。奕祈担忧的主要问题是洋人能通过电报获得大于清廷的信息传递优势，反对电报建设的朝廷言官，却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电杆铜线会破坏风水引发民怨这种说法上。其中，工科给事中陈彝的奏章很具代表性，他主张“电线一事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

国”，理由是：

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借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sup24/sup

陈彝的逻辑是：设立电报线要往地里插电线杆；插电线杆会破坏风水，破坏地脉，进而破坏祖宗的坟墓；容忍电报线破坏祖宗坟墓是一种不孝；大清国的立国基础是忠孝合一，只有孝子才会忠诚于大清；允许在陆地上设立电报线，等于朝廷在鼓励百姓不孝，那朝廷要到哪里去寻找忠臣呢？这套逻辑在今天看来虽然荒唐可笑，但对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读书人而言却极有说服力。

外有冲突，内有异议，1874年福建至台湾的电报线建设遂无奈流产。

其实，陈彝并不知道，假借民众的名义以风水为由来反对洋人兴建电报线路，是丁日昌在十年前（1865年）的“川沙厅—上海敷设电报线风波”中想出来的主意。如前文所述，丁当时让地方官府组织民众拆掉了洋人树立的电线杆，然后制造舆论，说当地民众认为电线杆破坏了风水，村中有人暴毙就是风水被破坏所致，必须要洋人偿命。后来，这项策略得到清廷的认可，被推广给各省督抚将军。这种推广，终于在1874年化为清帝国一般士绅与底层百姓深信不疑的"常识”，又在陈彝这里与忠孝之说合流得到了"理论升华"。

这种演变是一种深重的悲哀，是典型的作茧自缚，让人想要发笑，又完全笑不出来。

首倡"电报线破坏风水"之说的丁日昌，自己其实并不信这些东西。1875年，他改任福建巡抚，不久后便向朝廷再次提议建设台湾至福建的电报线。丁在奏折中说，日本处心积虑窥伺大清边疆，近日又有传闻屯兵琉球：德国也时常派遣军舰前往台北测绘地图；那日军已在台南扎营十多天了，反观大清，地方政府竟然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可见很有必要修筑一条高雄一台南一基隆的

陆地电报线。丁还告诉朝廷，与浙江、福建等地不同，"电报线破坏风水”这种说法在台湾没怎么流传，不用担心。25

台湾不流行“电报线破坏风水"之说，当然是因为洋人对在台湾建设电报线的兴趣不如在浙江与福建等省份大，所以台湾的地方政府向士绅们"普及"电报线会破坏风水的知识的阻力也就小了很多。

从天津到北京要走三年

回到1880年。借崇厚的外交事故，李鸿章建设电报线路的请求获得朝廷批准。随后，李在天津设立中国电报总局，任命盛宣怀为总办。又创办电报学堂，聘请外国人来培训电报专业人才。

1881年春，电报架设工程正式启动。为防止洋人介入并减轻财政负担，李鸿章采纳盛宣怀的建议，决定在电报线路建成之后，再效仿轮船招商局的办法搞"官督商办"，将电痕局的股份出让给本国“公正商董”，由他们分年偿还政府建造线路的费用。由盛宣怀起草，经李鸿章核定的《电报局招股章程》里说：朝廷兴办电报，“以通军报为第一要务，便商民次之"，自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建设成本“仅十余万两”，官府拿得出来，商人也能搞定，但这种事情如果没有官府出面主持，是没法创办的；如果没有商人负责经营，也是很难持久赢利的，所以建成之后将实施“官督商办”。.

同年11月，津沪电报线全线竣工，共耗资17.87万两白银。12月24日，第一封电报由天津成功发往上海。1882年，中国电报局引入商股转型为"官督商力、"企业，获得“华商独造旱线”27的垄断特权。到1889年，中国电报局的电报线路已将清帝国的核心地带全部连接起来：

供商用或私用的电线从北京经过天津到达上海，并沿海东下直达广州，然后由此到达香港，从镇江沿长江而上直达成都；从开封经过济宁到芝果；在满洲由吉林到盛京。所有向西沿着安南和缅甸的边界的延伸电线；和由此通向重庆附近的泸州的电线都是官办的；此外，满洲至朝鲜的电线和台湾的海线也均为官线。28

这一扩张过程中最艰难的部分，是将电报线自天津引入北京。这段在今天自驾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当年的电报线却足足走了三年之久。

李鸿章在1880年的奏请中，没有提电报线入京之事。他担忧如果提及此事，会引来朝野舆论的反对，结果可能连天津一上海的电报线也造不成2%这并非多虑。自1865年朝廷将"电线杆破坏风水”当成抵御洋人的理由进行推广后，经过十余年的发酵，电线杆和电报线会破坏风水之说，已在清帝国朝野拥有了极多信众。说电线杆抽取地气者有之，说电报能传递信息是利用死人的灵魂者有之。发展到最后，连清廷官府出面架设电线杆也已难被百姓接受。1890年，清廷在陕西境内架设电线杆，两年后陕西境内发生干旱，就有民众散播揭帖称"电杆歉旱，纠约砍伐，此帖一到，上村传下村，一家出一人，如有一人不出，必公同议罚”，揭帖传播迅速不可遏制，用时任陕西巡抚鹿传麟的话说就是：“此界传彼界，一人传百人，各砍界内之杆，来似蜂屯，去如兽散。"鹿在给朝廷的汇报中说，这些砍电线杆的百姓，真是“其罪固不容诛，而其愚不无可悯"。其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时，电报线仍未获准进入北京。前线军情电报抵达天津后，须用驿站系统的快马飞驰送入京城。总理衙门深感这短短二百多里路程会耽搁许多事情，遂与李鸿章"函商展电线近京师”之事一一所谓"近京师”，显示总理衙门仍不敢断然将电报线路引入京城之内。李鸿章接信之后，即部署人员，于同年9月份将电报线路自天津延展至通州。消息抵达通州电报局后，再由驿马快递入城，约要一个小时。问题是，消息如果是夜里传递到通州，驿马是进不了城的。当时阻碍电报线路入城的，仍是电线杆的存在会破坏皇城风水--内阁学士文治说，自己“闻铁路而心惊，睹电杆而泪下""；另一位内阁学士徐致祥也说，西山是朝廷"地脉所系，王气所钟，妄施开凿，亦属不祥”九

1884年1月3日，饱受信息不畅之苦的总理衙门终于下定决心，要将电报线路自通州直接引入城内的总理衙门。在给李鸿章的指示中，总理衙门说：电报线虽然到了通州，仍距京城稍远，信息传递上还是不方便；张佩纶昨日回京，提到你有将电报线扩展至京城的想法，与总理衙门的意见吻合，所以现在决定“安设双线，由通州展至京城。以一端引入署中，专递官信"，电报线不走电

线杆，可以从水关暗入,.以免造成舆论风波；待开春土壤解冻，就赶紧把这件事给办了。李鸿章接到指示后，于1月18日回复总理衙门：京城是皇上居住的地方，必须顾及朝廷体面，满大街立电线杆子会"骇观听"，很不妥。所以计划是入城后将铜线埋入地下33。这之后，李鸿章便开始着手采购物料。

电报线要人城的消息传开后，再次引起了舆论反对。有人主张电报线只须“展至都城之外，不必直达内城”，延伸到城墙底下就行了，不可以入城。

于是，李鸿章又在6月19日再次致函总理衙门，要他们坚持住电报线由水关入城后走地下进入总理衙门、城内不立电线杆子的原计划"。

可是，之后的实地勘测显示，开挖地沟走水路并不现实，因京城之中的沟渠极为污秽，对线路的腐蚀伤害非常严重，会发生需经常翻地维修的情况。李鸿章不得已，只好再次奏请使用电线杆。为求"不甚触目”，他建议将电线杆油漆成红色，并拉长距离以减少电线杆的数量（七百余丈共计二十余根），铜线也建议改成“极细钢线"。总之，以尽可能少引人注意为妙。35此外，李鸿章还一度建议，如果舆论压力太大，那电报线走水路进入外城就行，内城没水路，就不进去了。

李鸿章的这些建议，总理衙门都没有采纳。最后的折中方案是：电报线进人内城，但不进总理衙门，只在城墙边的泡子河附近择地设立官报局。36

电报线正式进入总理衙门，已是经历了甲午战争之后的1898年。那时，距离丁题良将电报机带入总理衙门，已过去了29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