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转向杰克的案子。它好像已经奄奄一息。“我已经差不多一年没有收到美国银行的消息了。”杰克说，“偶尔会从富国银行收到一份联邦快报，告诉我说，如果我付给他们十八万三千美元，他们就把欠债一笔勾销。”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收到通知，明天让他们收到钱——”

“说实在的，这已经太晚了。”杰克挤出一声笑，“我不打算搅动这烂摊子了。”

“不必自讨苦吃。”韦德纳的怒火又被点燃了。美国这足足五十万亿美元的债务到底要他妈的如何还清？“它已经达到这样一种抽象的水平，那些他妈的还在继续还钱的人——你为什么要还钱？这一整套债务问题，我们只是在饲养这头怪兽，如果所有人都停止还款，他们就真的无计可施了。”

“我不再还款给任何人了，”杰克说，“我做不到，我没办法。”当有人因为他没还清家得宝信用卡的欠债而送来传票，他没开门。

“唯一渺茫的希望就是大规模的全球抗债。”韦德纳说，“一切都他妈得烧干净，要不然，你儿子一辈子埋头苦干也攒不下钱，因为他得忙着偿还个人债务、政府债务和机构债务。”

“在我看来，我对任何事情都无能为力，你还能做什么？”

“什么也做不了。”

“什么也做不了，”杰克说，“这可不是我的思维方式，不是我的个性，也不是我的品格。但我被逼到了绝境，别无选择。”

韦德纳也不明白，为什么银行没有对杰克家的房子穷追不舍，反倒死死缠住其他人——毕竟，杰克家的房子还值一些钱。这似乎完全是随机的，这一点甚至比其他情况更可怕——比如银行想把这些债务保留在账目上，好展示给股东看；或者它们能就此得到一些不合常理的经济利益；又或者它们真的相信市场很快就会回暖。还有一件事让韦德纳不明白，那就是为什么全国止赎浪潮中的所有失业房主没有集结起来，形成一场大型运动。他问杰克，杰克有一个答案。

“它会切断你与一切的联系。想象一下，每天起床，却没有目的。你没在工作，你的自我价值被冲进了马桶。你不与人交往。你闭门不出。你不想接电话。它让你与一切隔离。我甚至不能出门吃点东西。我不想花十五美元。”

韦德纳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垫在脑后：“好消息是，我们让你留在了家里。”

“那是件好事，”杰克说，“明天总会到来。”

“是的。你会在那里向明天问好。你不会离开。”

“我宁愿破产但仍然活蹦乱跳，也不愿意死掉。他们可以杀死你，但他们不能吃掉你，法律不是这么规定的吗？”杰克和韦德纳都笑了。

于是，bac住房贷款服务公司（前全国住房贷款服务公司）诉杰克·哈默斯玛案继续拖着，杰克继续住在自己家里，直到两个月后，他在那里去世。

韦德纳的脑袋总是处在即将爆炸的状态。他的脑海中充满种种景象，反映着飞快衰落、业已凋敝的盗贼统治，两个政党都在背后教唆怂恿——美国民众靠刷食品券购买的加工毒药为食；低技能工人在结构上无法再参与劳动，并且蠢得不明白他们的旧工作已不可能回来；哥谭的银行如同水蛭，将最后一滴财富从这个国家吸走；公司不受任何国家利益概念的束缚；财产法体系分崩离析；整个世界淹没在债务中。他是美国步枪协会成员，拥有隐蔽持枪许可证。他在床边放了一把史密斯威森ar-15半自动步枪，还有三个四十发的弹夹，但这并没有让他感到更安全，甚至还把他吓得屁滚尿流，因为他在枪展中看到了枪支收藏者的狂热，也知道佛罗里达邻人中有多少人持有武器：像他一样遵循宪法的爱国者，穿着迷彩服的退伍军人和猎人，还有文身的城里孩子，他们看上去像是初级民兵组织。奥巴马上台后，事情愈发疯狂——武器脱销，枪支经销商开始贩卖t恤，上面写着：“警告：我是退伍军人。国土安全部已认定我可能会极端化，并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接近我时请自行承担风险。你已被警告！”那么，一旦坦帕电网发生故障，将会发生什么？一片混乱。那就是未来——国内动乱、社会瓦解。

韦德纳在圣彼得斯堡的公寓庭院里开垦了一个小小的胜利菜园，里面有胡萝卜和生菜，也有西红柿和辣椒。能品尝真正的蔬菜真是太棒了——就算只是触摸它们也很棒。他正考虑在希尔斯伯勒县东部偏远的地方购买一块土地；他曾与女友一起在周末开车去那里兜风，他们会停在自给自足的农场，购买未经加工的蜂蜜或牛奶，那里的人们靠种植庄稼、猎杀鹿和野猪为生。这可能是唯一的答案：美国人得重新开始耕种。所有经纪人和投资者都得让指甲里塞满泥土，带着一身晒伤和疲惫上床睡觉，这能治好他们的焦虑和抑郁。越是简单的社区，越能继承地球。当天下大乱，他会把这个地方作为避难所，也许会雇用几个有军事技能、经历了止赎的退伍老兵来照看它。谁也不想让那些神经混乱的人到处晃悠、无所事事。

2009年，韦德纳开始写博客。起初，他这么做是为了招徕生意，但不久后，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风——辞藻华丽、审慎、调侃、愤怒——于是，他成了止赎辩护运动的一名领导者。这场运动由杰克逊维尔的一群律师发起，一位名为艾普尔·查尼的法律援助律师领导，她将韦德纳介绍给了西尔维娅·兰迪斯。他的博客口号是“为美国人民而战，只要政治言论受到保护，就要大声说出来”。他每天都在清晨或深夜写博客，经常是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在马丁·路德·金生日的那一周，他发布了一篇文章，写给“我亲爱的律师同僚们”。文章细致模仿了马丁·路德·金的“伯明翰监狱来信”：

我在止赎法庭的囹圄之中，读到了你们最近的声明，你们称我最近的活动“不明智且不合时宜”……或许那些从未被止赎飞镖刺痛的人，会很容易说出一句“等一等”。然而，当你看到好端端的家庭被扔到街头，当你看到银行没有拿到法院命令就踢开房门、更换门锁，当你看到执法人员漠不关心地站在一旁，说“这是个民事问题”，当你看到法院做出违背基本法条的判决，当你看到银行和企业高管收割昧良心的利润，当你看到客户因为止赎和经济状况带来的压力和痛苦而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当你看到单身女性生活在致命的恐惧之中，生怕自家前门会被第三次踢倒，当你看到那些只知道自己的父母生活在痛苦之中的孩童——到那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觉得难以继续等待下去。

他提出帮助一位在止赎案件中自我代理的老妇人，却遭到第六巡回区的训诫，说他扰乱法庭秩序。法院说他在招揽客户，而他说那是高级法官试图惩罚他，因为他号召联邦政府接管佛罗里达的“火箭发射时刻表”。他还被棕榈港的一家公司起诉诽谤，因为他指控这家公司用机器人签名抵押贷款文件。一些记者甚至认为是他推广了“机器人签名”这个词。他开始接到《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电话，也经常出现在《圣彼得斯堡时报》上。他喜欢和记者交谈——为了实现他的目标，媒体是他最后的希望，也是他唯一还信任的机构；他对媒体的信任超过了大部分媒体从业者。然而，韦德纳仍然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律师，在一间破旧的办公室里执业，开着他的白色凯迪拉克，来到六个街区外的县法院。“我很希望能像格洛丽亚·斯泰纳姆一样，”他说，“因为我有一个大嘴巴，而且不知怎的，我能让人们听我说话。但我必须谋生。”只有一个念头能阻止他的脑袋立刻爆炸，那就是他的律所和博客——他在那里发布了他提交的动议，好让其他人参考——能让哥谭的大银行支付数百万美元的法律费用。

有一天，韦德纳接到一通电话，来自一位名叫乌莎·帕特尔的印度女人。一家商业贷款方——“商业特快贷款公司”——试图收走她在帕斯科县拥有的舒适旅馆。乌莎通过电子邮件给韦德纳发送了一大堆文件，他读了文件，听了她的说法，但拒绝代理她，因为他只代理房主，而她的案子是个非常复杂的商业案例。后来，当案件进入法庭，他擦边参与其中。他很高兴自己这么做了，因为他从没见过像乌莎·帕特尔这样的客户，她如此努力地斗争，对美国梦有如此强烈的信念，几乎足以让他恢复自己的信念。

乌莎知道她该对贷款负责，毕竟，是她签了票据。2010年初，当她和家人前往伦敦参加一场婚礼时，她曾试图与商业特快贷款公司协商一份新的还款时间表。当他们回到坦帕机场，她的儿子看着手机，说：“妈，我们有一个紧急听证会要参加。”

从乌莎的紧急听证会，可以一窥新千年伊始充斥着欺诈与失败的奇景。商业特快贷款公司——后来改名为塞耶纳——已经破产，正因欺诈性贷款行为被司法部起诉。由于塞耶纳要想办法偿还它的债权人，结果这起华尔街上的破产案威胁到了乌莎远在帕斯科县的经营不善的汽车旅馆。韦德纳说：“当金融巨头们在哥谭为塞耶纳的残骸大打出手，塞耶纳的触手却在这里缠上乌莎的脖子。”放贷方欺骗了乌莎——它无意协商新的还款时间表——在3月19日的紧急听证会上，帕斯科县巡回法院下令将乌莎·帕特尔倾注一生精力的汽车旅馆投入破产管理，这意味着法院要代表破产的塞耶纳及其债权人没收她的收入，让她失去生意。在法庭上，她哭了。她的儿子告诉她：“这样不行——我有钱，在法官签署命令之前，我会雇一个律师。”同一天，在市中心的联邦破产法庭，乌莎根据《破产法》第十一章为她的“奥姆·什里坦帕公司”申请了破产保护。汽车旅馆获准保留。然后，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在第一次破产听证会上，乌莎发现原告不再是塞耶纳，不再是商业特快贷款，也不再是自从贷款以来她听说过的任何一个名字。她的新对手是汇丰银行，全球第二大银行——房屋抵押贷款债券的“契约受托人”，其中也包括乌莎的贷款。突然之间，提交的文件上显示，抵押贷款已经转移给汇丰银行，这些文件没有公证过的印章，没有见证人，也没有日期；有的只是本该来自银行副总裁们的可疑签名。乌莎的案子被卷入了席卷全国的止赎巨浪。由于无法逼迫银行与她和解，乌莎只能将文件作为她拯救自家汽车旅馆的唯一武器。

近两年的时间里，乌莎与汇丰银行及其律师军团作战。她阅读了每一份出入她的律师办公室的文件，尽可能学习有关破产法和财产法的一切。随着案卷越来越长，文件装满了一个又一个文件盒，然后她会把它们装进丰田rav4的后备厢保存，带着它们往返于汽车旅馆、家和儿子的电脑店之间。当第一个律师不得不放弃案件，她雇用了另一个；当第二个律师辞职，她雇用了第三个，然后又雇用了第四个；作为顾问，马特·韦德纳代表奥姆·什里的一个股东参与进来。但乌莎比任何一个律师都更了解案情；是乌莎推动她的律师们继续战斗，而不是相反。最终，她的法律账单达到了二十万美元。在那之前很久，她就已经没钱了，是她的儿子和其他家人——在美国、英国和印度古吉拉特邦——支持着乌莎的战斗，因为不像迈克·罗斯、西尔维娅·兰迪斯和杰克·哈默斯玛，乌莎·帕特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也就是说，她不是孤身一人。

“这是我的面包和黄油，”她说，“我的心和我的钱。如果我不斗争，那么在二十年埋头苦干之后，我会流落街头。”

庭审前的几个星期里，乌莎、韦德纳和她最新雇用的律师每天都在她儿子的电脑店里待到午夜之后，夜复一夜地研究着案卷中的每一个字眼。庭审前两天，面对败诉的可能性，汇丰银行突然同意和解。乌莎接受了新的还款时间表，首付十五万美元，每月还款一万美元，利息为百分之六。这很难说是一场胜利，但她花了几千美元，在坦帕历史最久的餐厅跟她的多位律师和其他支持者们一同庆祝。

与一家全球金融服务公司作对，获得令人精疲力竭的平局，这让乌莎改变了对她移民到的国家的看法。她断言，正义属于有钱人，而不属于她。在她走向破产时，银行家和律师却从中受益。银行通过霸凌小人物来赚钱，先是试图恐吓她投降，然后当她反击时，又将她埋在文件堆里，雇用评估员和检查员来针对她的汽车旅馆状况提交虚假报告，向她泼脏水。谈及汇丰银行，她皱起鼻子，撇了撇嘴，眯起眼睛，露出厌恶的神色，就像谈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工作习惯时一样。

尽管如此，乌莎并没有得出与韦德纳相同的结论。她不相信美国在衰退。她仍然能看到一个光明的未来，就算她自己无法抵达，她的孩子也可以。“现在，”当案子结束后，她说，“上帝保佑美国。我相信这一点。”

《探险家朵拉》（doratheexplorer），美国动画片，主角是拉丁裔七岁女孩朵拉，为了抵达探险目的地，她需要在路途中解决一些语文或数学问题。

短售，房地产业术语。当房主在高价时贷款买房，房价崩盘后如果按照市场价将房子卖出，所得价格可能不足以偿还剩余银行贷款，同时自己又无力补贴差价。此时房主可以向贷款银行提出短售申请，希望银行同意以低于所欠贷款的价格出售房屋，并由银行承担差价造成的经济损失。

机器人签名（robo-signing）指抵押服务公司未作足够资质审查便自动签署文件的行为，由未了解实情的员工或软件操作，被认为是造成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格雷琴·摩根森，《纽约时报》资深编辑、专栏作家，擅长商业与金融领域，曾因对华尔街的出色报道获得2002年普利策奖。

马特·韦德纳的正式名字。

大门律师（doorlawyer），指愿意接收各种业务、没有专攻领域的律师。

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exceptionalism）认为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以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和资本主义思想为建国基础，人民富裕幸福，国家稳定强盛，具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之处，也有在国际上捍卫其意识形态的责任。

氢可酮，一种鸦片类镇痛药物，口服可用于止痛和止咳，有成瘾性。

房贷修订（mortgagemodification）是指在房主无法偿还贷款时对原始贷款条件进行修订，如降低每月还款额等。房贷修订骗局即以此为幌子的骗局，例如要求房主提前支付费用，承诺可以完成贷款修订，甚至欺骗房主签字转让产权等。

哥谭（gotham），纽约市的别称，语出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意为“傻瓜居住地”，后因《蝙蝠侠》等漫画作品而知名，被描绘为一座充满罪恶和腐败的暗黑都市。

盗贼统治（kleptocracy），政治学术语，指政府中的腐败统治者利用政治权力来侵占人民的财产和权利，借以增加自身的财产和权力。

胜利菜园起源自一战和二战时期，当时参战国鼓励在私人房产和公园中开垦菜园，以缓解战时食品供应压力，战后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

伯明翰监狱来信（letterfromabirminghamjail）是马丁·路德·金写于1963年的公开信，信中为非暴力抵抗策略进行辩护，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文本。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美国媒体人、活动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领袖和发言人，终生为女性议题发声和行动。

在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规定的破产程序下，欠款人仍然能控制自己的日常运作，同时欠款人和债权人会在破产法庭合作谈判，达成重组方案，让欠债人能够继续运作以偿还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