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初到2009年底，知名作家余世存就从北京跑到了两千多公里外的云南大理，一座20多万人口的中小城市，过了近两年的半隐居生活。“在北京几乎每天都有饭局，为了聚会，有时不得不在路上堵上三四个小时，见面之后，接触的又多是一些垃圾信息。”余世存曾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有当代的都市病，比如抑郁症、亚健康，“我们是被城市异化太深的一批人。”

在大理市郊，余世存租了一套民房，“每天睡觉到自然醒”，看书、写作、种菜、晒太阳。“一天晒的阳光，比在北京一年都多。”

而在“逃离北京”的问题上，余世存显然不是一个人在作战。凤凰网评论员彭远文在他的文章《宜居城市从可以睡大街做起》中，以自己为例写道：“我在北京当了房奴，过几年想来也可以还清贷款，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把北京这个城市当作自己的家，会在这里度过自己的晚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在这里没有享受到平等的权利。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你这么讨厌北京，那你为什么还要来这里？我的回答是：因为这里机会比较多，但这里之所以机会比较多，正是因为不平等。”

彭远文认为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越来越不宜居，但年轻人还是一拨又一拨地往城里跑，原因就是大城市机会多。其实更根本的原因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

教育、医疗等条件只有在大都市才好；农民外出打工，在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发达城市才可挣到钱。2008年的雪灾，聚集在广州火车站的几十万民工，即能说明这一问题。大学生毕业，多愿留在大都市从业，很少有人愿意到农村、乡镇或偏远地区去。离中关村不远的唐家岭村聚居了5万名来自各地的大学毕业生，他们被形象地称为“蚁族”。

在英国，其社会保障体系异常健全。伦敦大医院里高水平的外科大夫，在乡村诊所里也可以找见；村村有邮局，寄信不必到镇上去。他们已没有城乡差别，城里人乡下人一样都能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且因乡下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城里人甚至向往乡村生活。所以说，“真正的文明不剥削环境，也不剥削土地”。

美国规划师丹卓·奥斯曾在中美土地规划国际会议上感叹：“我们（美国）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对城市来说弥足珍贵的郊区，所以占用郊区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中国，你们在用郊区的土地扩展城市，城市扩张和占用土地的规模与速度令人感到震惊！”

2008年8月28日，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指出，近几年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3.33比1是什么概念呢？用国家来形容，就是一个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国家和一个人均收入只有3330美元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差距。

“我们总认为，经济向城市、大城市，特别是东部的大城市集聚的发展，是导致中国今天区域间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原因，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造成经济集聚和收入差距在城乡间和区域间扩大的现象同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阻碍了要素的流动，尤其重要的是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当中最重要的是阻碍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流动。”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在《中国大城市需要松绑》一文中如是说。

很显然，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一直是国家大力调控的主要方向之一。“经过多年的建设，中国已经有条件可以分散发展了。中国现在到了注重平衡发展的时候了。中西部也要平衡发展，不能追求超大城市。要将资源和发展包括知识和技术，扩展、转移到农村、乡镇和中小城市中去。”留学归国人士张宗奇说。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风田指出，把物力财力等统统都投向农村，最终还是难以解决农村的散、空、穷问题。庞大的人口如果一直滞留在农村也不是个事，必须要把他们转移出来，减少农村人口，才是最终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途径。单纯地让农民留在农村是永远难以解决城乡统筹问题的。未来的统乡统筹就是要逐步解决农村人口向城里统的问题，而不是目前人口的城镇化，单向地把农村的土地统向了城市，资金统向城市，人也跑向了城市，但人口户籍却还留在农村。

把农村人口转移出来，实际上倡导的正是“鼓励人口流动”的观点。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而这里城市绝不仅仅指“北上广”。因为这种流动也应该包括从拥挤的圆心走向周边。

城市与繁荣并不能划等号。美国曾经的大城市底特律，由于汽车产业的繁荣而迅速繁荣起来，曾经达到二百多万人口。但随着美国汽车业的衰落，底特律又迅速衰落下来，目前被美国人形容成了一座“死城”。所以讲，片面讲发展城镇化也是挺危险的，如果一个城镇没有产业支撑，没有工作机会，大量的人集聚起来，问题会更大。长三角、珠三角的小城镇之所以繁荣起来，都是专业镇的发展所带动的。

二线城市的机遇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套用这个句式：只有小城市没有小机遇。人才从“北上广”这样的超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流动，实际上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从均衡地布局人口与产业的区域发展战略角度上来看，年轻人离开一线城市是一个新发展趋向，有利于促进各城市间的人力资源分布的均衡，进而带动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从个人选择来看，大城市拥有大量经济发展机遇和国际化、世界性的文化氛围，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年轻人对就业和个人发展的需求。但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带来的竞争压力、经济压力等问题也不容忽视。当一线城市无法提供给他们工作的成就感和生活的满足感时，年轻人就会打破对大城市的盲目依赖，回归理性，选择在二线、三线城市寻找对口的就业岗位。”作为一名全球职业规划师，李春雨这样认为，“二线城市的生活节奏相对比较悠闲，但那并不意味着生活平淡，也不等同于缺乏发展机遇，而且现在网络发达，信息不会闭塞。”

北京虽然是机会多多的大都市，但这座城市的“势利”决定了她无法包容所有人才，即便这个人才可能非凡如马云。北京也照样可能将其错过。因为当北京势利地对各路进京人才左挑右捡的时候，人才也同样有权选择北京。这种选择权适用于每个人，你和北京是双向选择的关系，不卑不亢。

所以，马云决定彻底放弃北京，回到杭州从零开始创业，并最终打造出了阿里巴巴集团。杭州，相对于强大的北京而言，只能算是中国的二线城市。

但是，当你在大都市寻找突围的时候，二线城市一点也没闲着，正昂首阔步比照着大都市的规格迈进。192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首超农村人口，2007年世界城市人口首超农村人口，20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将首超农村人口。

《城市竞争力蓝皮书2009》显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是中国城市的主体力量。中国大城市共有81个，中等城市有113个，两者合计为194个，占据中国294个城市的65.99%。可以看出，两者是中国城市的主体力量。”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司长兹洛特尼克说：中国已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全球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1/4在中国。中国二线城市的活力，正藏于这194个中国城市中。

因为互联网，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资讯同步；因为城际快线和城铁公交化，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人流物流同步；因为商业连锁，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消费同步；因为都市圈，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资源互动互补同步。

每个省都有全国上星电视；28个城市建设地铁规划获批；国际品牌和全国性企业在诸多二线城市找到落点、开枝散叶。二线的兰州、武汉和西安都有全国性媒体；二线的苏州、东莞、宁波、温州的经济实力个个富可敌省；杭州在“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上五年连冠……

不同步的是，二线城市在因一线城市的辐射性和产业关联性而受惠时，自身的独特优势并不会被夺走：名胜古迹，优质水土和空气，港口，城市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传统产业，相对便宜的投资和安居成本，地方创新等。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二线城市近似不设限的城市，户籍相对松动，“钱多，人才少”，对于投资创业者、创意产业族和产业工人有着“很饥饿”的需求。有能力者较容易获得机会和平台，成为“新市民”中的精英，过上好生活。而工作中的上佳表现，仍然有机会进入全国视野，与大都市的精英同享荣耀。

今天的二线城市已非偏僻角落势单力薄的城市孤儿，而统统归属于大都市圈棋盘，在其中扮演着努力成长的角色，机会一线化，压力二线化。

2007年8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实施了一项题为“哪个城市更适合你的工作和生活”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7946名填答者中，52.8％的人认为，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有着更大的发展机会。但与此同时，34.5％的人认为，中等城市的生活质量更高，相比认为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生活质量更高的只有17.8％。

调查中，20.3％的人同意“北京、上海人才太多，竞争太激烈，其他地方发展机会更大”，28.3％的人更认为“其他城市和北京等超大城市之间的差距已经在逐步缩小”。本次调查中，“房价过高（53.5％）”、“生活成本太高（50.6％）”、“交通太拥挤（46.4％）”、“没有归属感（32.8％）”已成为当下人们对大城市诟病的主要原因。

《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年度报告》2006年度调查的20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排名都相对靠后。研究人员说，大城市虽然发展机会比较多，但是个人居住条件、社区条件、生态环境、公共交通等宜居必备因素相对都比较差。

除非在北京成家，否则，洪刚觉得自己一定会离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时刻准备着”。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后，洪刚留在了北京市公路管理处，“说起来好像是北京待遇好，”其实小洪一肚子牢骚，“公务员工资年收入也就在8万至10万元，比老家那个小城高了不少，但是一比较最基本的吃住，北京完全没有优势，四环以内的房子均价已经涨到每平方米3.49万元，老家呢，2500元一平方米。”关键的问题是，“你的学历在中小城市更有竞争力”！而抱持着类似观点的人还不在少数。

职业规划师李春雨说：“我支持年轻人更多地考虑去二线城市发展，这不是盲动，也不是逃避，而是他们的一种理性选择，是符合社会发展大趋势的。选择返乡、移居小城市，是人们多元化生活标准和价值观念的体现。”

李达今年29岁，已经在北京一家it公司工作了三年多，最近刚辞职。他说，“在别人看来软件工程师待遇应该会很好，但我研究生毕业，在公司任劳任怨干了三年多，月薪还不到5000元，到现在连房子首付都没攒出来。”所以，“在北京我们呆不下去了，房价跟疯了似的。”

李达和女朋友老家都在河南农村，“不像很多同龄人，可以用父母的钱付首付甚至买房。我们也不忍心用他们的养老钱买房。”过年期间，看到父母日渐苍老的面庞，李达越发自责。

年后，李达接到了一个在合肥创业的朋友的邀请，希望他能去担任技术主管。他和女友商量再三，决定接受邀请。“那里的房价相对低，我的薪水也不比现在少，而且是我擅长的工作。在北京太累了。”

李达说，他们的决定也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他想尽快在合肥安定下来，再把父母接来养老。“那座城市也很适合老年人居住。这些天北京的沙尘暴，让我对这里更不留恋了。”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将影响一个年轻人的一生，但是李达说时间会帮他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2010年7月29日，多家媒体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指出“年轻人正逃离北上广，称外地人在大城市越过越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研究员许召元认为，部分青年“逃离北上广”，其实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但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时候企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转移，导致经济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

“我觉得很多人在大城市里宁可蜗居也不挪窝，其实主要是为了面子。其实在二三线城市，可以过得很滋润，房子、车子比大城市来得轻松，何必为了虚名折磨自己呢。”北京大学毕业的小徐如今已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找到了人生的落脚点。

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的红叶则回到了老家江西景德镇，在她看来北京的生活只是一种经历而已，“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已经亲近这座城市了，也就满足了。但在就业时更多的是要看现实而不是理想，我选择回到父母身边，感觉心里很踏实。在工作中，他们可以给我指导和帮助，以后他们退休了，我也可以在身边好好照顾他们。在老家，我也没有感到房奴、孩奴之类的压力，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不是每个人都不适合一线城市，正如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二线城市。重拾你的生活，需要的不是逃离北上广的悲情，而是深思熟虑的放弃——一线城市不会因失败者的离开而受损，你终须明白，放弃北上广只是你的个人选择，不仅在选择让生活出现一个拐点，还在选择一个别人看不见的机会、选择一个最适合下一代的城市出身。”

3.弄潮“环渤海”

梦想，是今日中国城市最不缺的东西，你不能拿你的梦想和城市讨价还价。我们需要直面生活，奔赴需要勇气，离开更需要勇气。离开北京，转个身，进入环渤海地区——被经济学家誉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国经济第三个“增长极”。

廊坊市委书记赵世洪称廊坊不做北京的“后花园”，不甘于低端发展，而要充分发挥廊坊的区位优势，实现与京津的全面对接。

赵世洪说：“过去廊坊也积极与京津对接，但只是一相情愿，主要是时机不对。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俱备。省委书记和省长前些日子亲自带队去北京、天津，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廊坊受益最大，北京到廊坊轻轨铁路项目就是这次签定的。轻轨一通，那就真正是‘同城’了。”

赵世洪提到的备忘录指的就是2010年5月18日签订的《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中的具体意见，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北京市交委共同报请交通部将北京大外环高速公路组成路段的密涿高速列入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有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意味着北京900公里大外环已完全清晰，并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除基础设施的对接外，新线路的设置，便民的同时更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交通运输部总规划师戴东昌说，交通运输部对京津冀区域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非常重视，已编制了《环渤海暨京津冀地区公路水路发展规划》，以适应这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交通网络化、一体化的强烈要求。

而廊坊对未来发展的勃勃信心，也是《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中，石家庄、秦皇岛、唐山等8个地市的共同态度。

大约十年前，吴良镛教授就提出了“大北京”的概念，当时89岁的吴教授称自己是：极为乐观的杞人忧天者。他认为城市不断向中心聚焦，保护与发展又形成矛盾，负担就会越来越重，所以“摊大饼”式的扩张不是办法，吴教授说：

“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根本的是将单中心变成多中心，更合理的功能布局。现在的单中心很不得了，国庆节我和老伴儿去天安门广场，进去就出不来了，没车子呀。”

“城市要保护、又要发展，是矛盾，发展还是要发展，也不能不保护，但要北京保护与发展放在一个空间里头是不可能的，很简单，放在不同的空间来解决是最有效的办法。”

2010年7月，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宣布，将在东南四环一直到京津二通道附近兴建“环渤海总部商务区”，规划用地面积15.6平方公里。据称，该商务区建成后有望成为北京中心城的东南门户形象区。

北京空间格局的这一变化，再加上“两轴两带多中心”、发展卫星城的总体规划，给紧邻北京东南的河北廊坊市三河燕郊、大厂、香河和固安等地带来了“融京”的机会。

世界城市的建设，要求北京的产业逐步向周边县市转移。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世界城市只有纽约、伦敦、东京三个。这三个城市的发展模式都是以卫星城模式出现，而非北京之前的摊大饼模式。发展卫星城是北京发展的新动力，也是北京辐射力的体现之一。

卫星城作为一个概念，是在1915年，由美国学者泰勒首先提出。其特点是建筑密度低，环境质量高，一般有绿地与中心城区分隔，目的是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工业。卫星城其实也是所谓的逆城市化，也就是郊区城市化。对于中国而言，这是第二轮城市化高潮的特点。固安、大厂、涿州等北京周边的县市将是这一轮城市化热潮的受益者。

正如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陈之然所说：“中小城市和城镇化的扩容也加速让二三线城市成为区域经济中心与集散地，带动高新技术人才和中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长势；同时使作为区域中心的二三线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获得高速增长的机会，拉动就业潮。”

“随着一线城市运营成本提高、竞争加剧，一些大中型企业出现向二线城市迁移或扩张的趋势，这从客观上带动了二线城市的人才需求。”

“二三线城市具有较低的生活成本和较好的生活环境，工作压力小，生活舒适度高，对就业吸引也很大。大城市的生活与商务成本过高，暴涨的房价就是例证。大城市公共服务能力也陷入瓶颈，过于拥挤的交通就是例子；大城市职场上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

在这种情况下，待在北京死撑的，并非英雄，即便“牺牲”了，也不会有人颁勋章给你。因为这种牺牲不值得，你完全可以为自己开拓另一片天空，就在北京隔壁——环渤海地区。

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山东两个省份，共30个城市。其中，河北省包括唐山、石家庄、秦皇岛等11个城市，山东省包括青岛、济南、威海等17个城市。

如今，环渤海地区已成为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引擎”。

《城市竞争力蓝皮书2009》显示：环渤海区域综合增长竞争力全国第一。综合增长竞争力指数为0.784，gdp综合增长率为15.748%。2007年人均gdp为40670元/人，环渤海区域创造价值能力也是最属全国前茅。此外，环渤海区域有12个城市进入增长力城市50强，18个城市进入增长力城市100强。其中，该地区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前10强分别是北京、青岛、天津、东营、济南、烟台、威海、淄博、石家庄和唐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土地与房地产研究室主任李景国说：“中国城市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是都市圈，也叫都市群，比如现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群。随着交通的发展，都市群中的大中小城市联系非常紧密，其经济发展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带动比单个城市的带动作用更大。珠江和长江三角洲已经形成轮廓，京津唐正在形成。”

目前北京市产业外延主要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是向东，向通州、顺义、燕郊、大厂等地扩展。第二个向东南方向，沿着京津塘发展，从亦庄到廊坊到塘沽。第三个方向是沿着京开、京石高速公路向大兴方向，向南延伸。

《经济观察报》记者文武撰文说：“不难发现，建设世界城市，北京空间再次拓宽，也让北京的东扩步伐加大。先是cbd东扩计划，接着是通州国际新城规划的通过，再就是环渤海总部商务区规划的招标。这些东扩规划，让河北的燕郊、大厂、香河等地与北京的距离越发地拉近。”

“这种东扩对产业调整，包括房地产开发、消费服务市场、区域合作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把未来北京产业发展的态势总结概括为14个字：高端化、链式发展、中心转移、郊区化。”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秘书长卞洪登一直是首都东扩的主张者，“对于北京来说，东扩后将逐步进入环渤海经济圈，最终形成大北京的格局。”

无疑，环渤海区域是块宝地，就算离开北京城，你仍然可以在这片广阔天空更下找到更多发展机会。那么具体的就业形势究竟如何？对此，职酷网coo周宇鹏说：“从网络招聘数据来看，目前对专业人才需求缺口较大的城市，首先是西安、杭州、南京等省会城市，其次是天津、深圳、重庆等经济发达的地级市，再次是青岛、苏州、宁波等国家重点扶持的普通地级市。二三线城市人才需求缺口最大的行业首推房地产建筑行业，以天津为例，3月房地产新职位发布量占全行业招聘总量的72%左右。其他需求量较大的行业分别是计算机/互联网、工业机械、广告公关、消费品/制造业等。”

结语

走出去，是当下的趋势。

首先，北京要建设成世界城市，需要向外扩展，但不是简单的“吞地”。

尽管北京的卫星城规划早已有之，但却一向发展缓慢。比较成功的卫星城也就北京东边的通州、河北三河的燕郊以及北边的天通苑和回龙观。不过，这几个卫星城的成功是建立在房地产的开发和炒作之上，并非一种健康意义的卫星城，因而成为“睡城”。

所以，所谓的“大北京地区”，都是需要北京将自己的一直藏着、掖着的产业和职能分出去，所以首钢迁到了唐山，三元集团等农业企业的数十万头奶牛业出城了。这样的“分离”，也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出现，意味着你不必每天耗费5个小时上下班时间在北京的各条环路上，不必为了每月省100块钱蜗居在城中村，你可以在北京城之外的二三线城市找到更好的生活。就业机会都在纷纷往外流，而你又有什么理由窝在城里呢？留恋环路上的汽车尾气吗？

“伴随着交通的发达，特别是高速列车、高速公路的建设，形成城市网、城市群，加上网络的发达、汽车时代的到来，可以让小城市分摊很多的机会。”城市营销专家王志纲说，“在英国很多有作为的人，住在距离伦敦两小时车程——一两百公里甚至四五百公里的地方”。住在市区的要么是所谓的超级暴发户，就像俄罗斯、中国的那些富豪，要么就是超级穷人，比如乞丐。“这种现象是一种进步，”王志纲说。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巨型城市化、高度城市化后再逆城市化，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在诸多理由之中，唯一错误的表述是你将“逃离”视为悲剧——有人离开，是人性和城市的双赢。有的人不该止步于大城市，退一步生活就海阔天空；而有的城不该成为大城市，因为全世界最快乐、最幸福的城市，往往不是大城市。

走出去，也许明天你就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