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第一批鉴定报告出炉：移动硬盘中有116份富士康文件，其中68份是非公知信息。但比亚迪方面却坚持认为，鉴定报告及相关附录的大部分系富士康单方面呈交的，公司对此毫不知情。

2007年6月，富士康再次以盗取商业机密为由，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并索赔51.3亿元。一个月后，正值比亚迪原计划将手机业务在香港分拆上市的日子，由于诉讼，比亚迪上市的第一次申请过期了，之后比亚迪又继续提出上市申请，富士康也紧随其后再次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新诉讼。由于受富士康的阻挠，比亚迪最终被推迟半年上市。王传福也按捺不住，直在公开场合指责富士康是在“故意捣乱”。

纠缠了近两年的案件在2008年时有了初步结果。当地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后发现，案子可能涉及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富士康撤销对比亚迪在内地的民事诉讼，转为刑事诉讼。2008年3月20日，比亚迪前执行董事兼副总裁夏佐全被拘留。24日、31日，司少青和柳相军先后被判处1年零4个月和4年有期徒刑。出乎意料的是，比亚迪发布公告称，夏佐全在拘留后的第4天因证据不足被释放，而另外两名获刑员工，在定罪前已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属于个人犯罪，与比亚迪无关。

这样的判决显然让富士康不满，更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2008年12月3日，比亚迪方面反将一军，称公安机关已撤销针对比亚迪的调查，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常务副主任赵军及另外两名负责人涉嫌毁灭、伪造证据和收受贿赂，被公安机关逮捕。此外，比亚迪前员工张朝正涉嫌接受富士康方面的贿赂，为其非法窃取保密文件，被公安机关逮捕。富士康似乎越来越被动。而业界也认为，这有可能是比亚迪转守为攻的重要标志。

对这场商战的分析，如《it时代周刊》所说，“王传福是深圳市人大常委，对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免有重要的投票权，从这一点上来看，富士康就完全落于被动。另一方面，比亚迪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企业，当地法院倾向本地企业，在国内见怪不怪。”

郭台铭对此也十分委屈，“我们不得不选择香港，在深圳打不赢官司，就像到赌城去，他一面跟你赌，一边自己做庄。”

这场官司似乎让富士康有些心寒，一直以来对深圳有着重要经济贡献的它，显然没有得到公平对待。

法庭上的失利更添郭台铭的怒火，由此引出一系列的口水战。郭台铭常说，“山寨顶多只是抄袭、模仿外观，有人查还会躲躲藏藏。比亚迪不只是抄袭，甚至派商业间谍窃取我们的资料，然后毁灭证据。”

不过与富士康不同的是，比亚迪从电池延伸出的产业除了手机代工还有汽车产业，这步棋比“求稳”的郭台铭下的超前一步，郭台铭称汽车是其6c战略（computer电脑、communication通讯、consumerelectronics消费性电子、channel通路、car汽车、content数位内容）之一，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大动作，而比亚迪乘着国家新的汽车产业政策与中国庞大的汽车市场之大势选择了节能和清洁的发展优势，已经成为深圳乃至中国著名的汽车自主品牌。

当巴菲特对比亚迪汽车深表赏识，当比亚迪汽车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股东会上大出风头，当王传福这个名字在美国金融界流传开来，郭台铭更是火冒三丈，直接抛给力挺王传福的巴菲特三大疑问：“巴菲特一直标榜只投资有诚信、长期经营的公司，为何要投资窃取商业机密的比亚迪？巴菲特敢不敢驾驶比亚迪汽车上下班？巴菲特是用何种专业知识判断比亚迪的潜力的？”也不无挖苦地表示：“世界没有什么股神，也请小股东们相信，不要听到巴菲特的名字，就吓呆了。”还放言“论竞争力，它（比亚迪）绝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也不把窃取商业机密的公司当对手。比亚迪在模具等众多产业领域中，连我们的1/10都不到，如果我输了，就从这里跳下去（指着背后的落地窗）。”

但是，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却说，“郭台铭质疑比亚迪汽车质量的说法没有道理，它在国内自主品牌里还算过硬，它们的纠葛是双方的积怨所造成的，与汽车无关。”

据说，现在，但凡驾驶着比亚迪汽车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被允许进入富士康工厂的，在门口时，保安就会将其拦下，并且会一本正经的告之：“比亚迪挖我们的人，两家公司有竞争，公司老板规定不让进，就像两国家打仗一样。”

在这场仗中，与王传福高超的商业手段与背后各方势力的支持相比，郭台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也不再风光如初。这场竞争中，郭台铭焦头烂额，也乱了方寸。

“邻居”受宠

曾有学者说：“以华强北为代表的‘山寨’文化、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工业文化和以华为为代表的研发文化，构成了深圳制造学缺一不可的三位一体内核，只要这一内核继续完好无损，并且内部相互影响，就足以使深圳在未来能继续保持充沛的活力。”可惜，这“三位一体”在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环境、人口）下，正在被有意识的改变。

不得不承认，当深圳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与大规模城市升级改造之时，深圳政府与富士康的12年“热恋”也有些冷却，两者也在重新审视彼此。2010年5月，在广东“珠三角规划纲要”会议上，一位高官更直言富士康要把低端产业链转移至内陆，深圳已不再视富士康为“生金蛋的鹅”。

与对待富士康截然相反的态度，深圳政府竭力“献媚”富士康的邻居“华为”。因为华为是制造业遍地的深圳为数不多的科技企业，当深圳提出要做创新性城市时，华为更是一张闪亮的名片，深圳明白华为对它而言、意义非同小可。

在龙岗流传这样一句话“华为一咳嗽，龙岗就开始打摆子”，因此，无论如何是要将华为服侍周到。自2005年起，龙岗就细微体贴地成立了“服务华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即市长，从上至下，区里、街道都设立同类机构；2006年，距离华为十几分钟车程办公的坂田街道办还干脆在华为对面租了栋厂房，将街道办的领导都集中在此办公，同时，也专门成立了“华为周边整治办公室”，其中包括一只特别为此成立的城管执法的机动中队。全街道唯一一辆专用机扫车每天唯一的工作也是从早上7点至晚上9点，不间断的围绕华为基地转。

2010年，就在富士康传出“出走”消息时，深圳政府更提出要为华为打造一个“华为新城”。事出新上任的深圳龙岗区区委书记蒋尊玉的华为之行，此行蒋见识了华为员工所说的“进门时欧洲，出门时非洲”的景象，华为基地美轮美奂，双向四车道宽阔干净，园内一片现代的欧式建筑；园外却被大大小小的城中村重重包围。

当时，负责接待的华为常务副总裁郭平只是开玩笑道，“华为总部周边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消费。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多建设点好吃好玩档次高一些的设施，华为人都比较喜欢吃，有几家上档次的餐馆就好了。”

认为“华为的事就是深圳的事”的领导却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而且甚至做了更大的盘算：一方面,政府想改善华为周边的环境；另一方面,也想傍上明星华为，借机发展。通过打造华为科技城为华为这个强力的“火车头”提供一个更能发挥能量的平台。

不管如何，深圳政府对华为可谓是呵护备至、宠爱有加，相比之下，富士康则被冷落一边。

争抢富士康

产业内外的竞争都向富士康施压，不管是“负气”还是“负重”，富士康这回真的是“走出深圳”了，原本低调的郭台铭在这次“北上西进”中，也频频出现在镁光灯下。相比在深圳的待遇，富士康的“内迁”成了郭台铭大出风头的舞台。

富士康转移深圳的消息一经传出，各地方政府就纷纷向其抛出橄榄枝，为争夺这个巨型企业暗战不休。对于内地城市而言，富士康绝对是gdp的宠儿。

仅河南一省，郑州、开封、南阳、鹤壁四地就为富士康落户本地而积极奔走。2010年6月20日，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在35c的高温下专程迎接降落在新郑机场的郭台铭。离开机场后，一行人便驱车前往振新路东侧的大片空地，这里就是之后的富士康工业园所在地，而后，郭台铭还被带去参观了郑州新区cbd，此处是当地斥巨资新建的一个现代化商业中心。晚间，宾主还共进了一场晚宴。在此过程中，颇值得玩味的是，郭台铭搂着一岁多的女儿，一边逗笑一边与河南高管洽谈的场面。

一直以来，河南只是激烈的富士康争夺战中的一员。对于富士康而言，邀请的话已有很多，而省级领导的亲自拜访也不再少数。郭台铭并不担心富士康没有“落脚地”，相反，他大可根据各地开出的条件，择优选择。因此，他在逗弄女儿时显得那么悠闲怡情。

此后，由河南省常务副省长和分管招商的副省长带队的几十人相关领导代表团更是前往深圳，与郭台铭进一步洽谈相关事宜。其中，参与谈判的郑州市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宝成说，“当时，富士康的事情就是唯一的工作，我们就住在龙华。”由此可见，对于河南省而言，他们誓在拿下富士康。

在争取富士康的过程中，河南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例如以“政治任务”安排郑州几乎所有的职业学校毕业生去富士康实习；发动居委会协助富士康招工，为富士康在各个居民社区张贴告示，派发报名表等。这种大规模的招工行动一方面是在为富士康迁豫做准备，一方面也在向竞争对手释放烟雾弹。

其实，早在几年前，河南郑州市就已经成立了富士康投资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富士康的招商工作。而郑州也开出“在土地供应、保障、税收、用工服务等各方面最大限度的优惠”的“支票”。

河南省省长也对部下做出这样的要求：“现在的一些项目，也别是大项目、好项目，往往多家、多市、多省在争，越是大项目好项目，业主投资越谨慎，往往提出各种条件，这就有一个决断的问题，所以在做好大量前提工作的基础上，必要的时候主帅出征，果断决策。”

这一系列举动让人不禁联想3年前富士康科技园落户秦皇岛的签约仪式上，郭台铭的一席话。当时，他说“河北省从上层、中层到底层，大家理念一致、行动一致、服务一致。你们做事的细心、做事的认真、做事的精致，真是把我的心俘虏了。”

2010年，河南郑州“俘获”郭台铭的心，无疑也是找对了郭台铭的兴奋点。像郭台铭这样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的人，像鸿海这样的“电子代工航母”怎么能够忍受别人的“白眼”，当然，更是不愿自讨没趣。因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就像2年前富士康集团总裁特别助理孙玉麟所说的：“每个月甚至每一天，都有地方政府来富士康蹲点，开出优惠条件，排队邀请我们去投资，我们选择余地很大。”

在这轮“示好”中也不乏原先就有合作的武汉。2007年时富士康入驻武汉时，就享受了武汉政府为其量身定做的17个重点配套项目方案，包括土地征用、专用铁路线建设等。为了进一步扩大富士康在武汉的生产线，武汉市政府也为其送上了“赞助60万平方米新厂房”和“代建职工廉租房”的聘礼。（《第一财经日报》）

再往前追溯，2009年2月，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亲自到台湾会见郭台铭，据说，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来招商的，我是来给你送订单的。”（《中国证券报》）当时，惠普在重庆建立了笔记本电脑基地，而黄奇帆则立马为富士康这样的龙头代工企业牵头，解决其“订单”压力。

不管怎样，在这场内迁的戏里，郭台铭充分演绎了他的“大佬”派头，做足了“你不优惠，还有好多地方等我投资”的姿态，这些都足以抵消离开深圳的落寞。

结语

从富士康的身上，很容易看出上世纪80年代末深圳拓荒者的影子。12年间，郭台铭这位来自海峡对岸的“拓荒者”就用自己的雄心壮志在龙岗的荒草丛中打造了一个“代工紫禁城”。但是，与富士康同步发展的深圳，也在这12年间成长壮大了。现在的深圳，就是角斗场，就连富士康这样的行业龙头也倍感压力。

或许，经历了台湾转移的郭台铭早已料到深圳制造业迟早也有升级的一天。因此，尚且可以将其早年在内地的“南征北战”作为“攻城略地”的卒子，郭台铭常说“天下没有完美的办法，但有更好的办法”，在适当的时机“以退为进”大概就是其下的最绝的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