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米尔斯、萨义德到柏林、阿隆

问题在于，当知识分子毅然走入公众社会之中，这意味着他放弃了他智慧小世界对自己人身和思维成果的（一部分）保护，同时，他所做的通常也就不只是在抗议信上签个名这么轻松写意的事。萨特自己是习惯只做这类优雅玩票之事的人，不算真正认真介入的人，真正认真介入的是他年少朋友却也是他一生对手的雷蒙·阿隆，阿隆的讲法“在天命的使者和君王的策士之间”也远比他严肃深刻：一端是如萨特这一类历史先知型的人物，他并不真的关心现实中那些不伟大但每天实质地折磨一般人的琐事，世界对他而言不过是他宣扬教义的所谓尘世，他是降临来演说的，而不是来倾听的，讲完话他会转身离去；另一端则是基辛格这一类的人，他索性把知识分子的根本坚持连同身份全数抛开，以得到行动的全然自由，知识只是他的所学和来历甚至“卖予帝王家”的商品而已，他所服膺的是现实世界尤其是其中权力游戏的规则，也在其中获取满足和报偿。这里，阿隆努力要指出的，不只是这两个极端之间知识分子的可能活动光谱位置而已，更是这两个异质世界碰撞之下知识分子的不确定和道德尴尬处境。一边要求应然的坚持，一边要求实然的权变和突围，他两端都要，偏偏取舍之间没清晰的原则可依据，因此，他陷身其中的抉择不是一次，而是一辈子没完没了。

如此抉择的麻烦和痛苦可远比我们文字所能表述的要严重太多了。更糟糕的是，正如这本书（《现实感》）中《政治判断》一文柏林所精确指出的，智慧小世界的信念原则可以是超时间的，但现实世界可不然，这永远是个时钟在一旁滴答作响的瞬息万变世界，事情一波一波排闼逼到你面前，每一次通常都要你在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你深思熟虑面面俱到的机会不多，而白纸黑字留给人家事后攻击检验和他日自己懊悔不已的证据却绝不会少，欲知部分详情的人，可参看阿隆晚年的访谈录《入戏的观众》。

站在天命使者和君王策士之间的流沙地带之中，知识分子较公认的主流位置会靠近自己的智慧小世界一些，比较近代的代表性名字如赖特·米尔斯或萨义德。这基本上是个现实世界的边缘对抗位置，以不懈的严词驳斥和批判做为武器和战斗方式，既要抵抗统治者的庞大权势，更要抵抗更庞杂烦人的流俗意见。这位置唯一较舒适之处在于原则较可以坚持，较不会在道德上犯错或说引起误解，但代价相当不小，你首先得准备一根不锈钢的坚硬脊梁骨，像萨义德所说那样让自己相信，世间绝没有一个权势大到你不能在它面前大声讲出真话，并随时准备为自己的此一信念承受后果；还有，你得预先为自己人生看破一堆东西，那些比较繁华美丽的、我们称之为世间荣华富贵的东西注定与你今生无缘，在现实世界中，你永远是个讲难听话、煞风景、讨人厌的异乡人外来者，你所能希冀人们对你的最高善意大概不出于“容忍”这两个字的范围，你得用孤寂来换取自己的干净、清醒和力量。

有关这个，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集其大成地做了非常完整的整理和引申，书中，你还可清楚不过看出来，他真正的盟友通常不在世间，而是一些已逝的历史典型人物，他通过白纸黑字的阅读和缅怀，同这些最亲密但或许从未谋面的死去挚友交谈、抚慰孤寂并汲取力量。

然而，除了权势之外，这里还可能有另一种动人的诱惑，某种不能说是高贵的诱惑。那就是除了牛虻般骚扰社会强迫它清醒之外，现实世界总会在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之中闪出次数不等的机会，好像说除了骂人，还可能有进一步实践自己心志和所学的希望，你要不要伸手抓住它呢？你要不要往世俗权力多走近两步？这近乎是浮士德式的美丽诱惑，永远伴随着此去不回头的巨大风险。

以赛亚·柏林便是往前多走了一步的人，法国的雷蒙·阿隆亦然，阿隆可以还比他多跨了半步，险险要成为君王的策士了。

往前一步的完全不一样世界

跨这么一小步出去，游戏就完全和米尔斯、萨义德不同了，一个知识分子要改变的东西极可能大得不得了，从思考方式到表述方式，最终，还包括自己知识分子这个身份——他仍可以保有知识分子这个自觉，但很难再是个护身的盔甲，世俗的成败自有它严酷的判准，了不起给你一点点“毕竟是学者出身”的揶揄性同情，而那些智慧小世界里的昔日伙伴则泰半成为对手，他们不再是后盾，倒可能是最严厉的监视者批判者，柏林和阿隆一生的处境都是如此。也因此，知识分子不只仅仅是内心的自觉而已，还成了非保卫不可的自觉，只因为你跟自己所从来那个智慧小世界的联系大概只剩这个，遗失了就再回不去了，你就是彻彻底底不同的另一种人了。

思维的方式必须改变，因为，你如今面对的问题从种类、数量、性质、内容到可能的解答方式都明显不一样了。相当程度的，你不能再只依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挑三拣四选择问题，如今发球的是现实世界而不是你自己；而且，现实问题又总是芜杂的、综合的、跨学科的却实质且迫切地关系着一大堆人的身家性命与利益幸福，你不可能也不允许自己切割它，只从经济学或社会学的某个单一专业角度去思考就宣称尽了责任，躲回去智慧小世界那种谨守分际、非专业不言的所谓“高贵的义务”之中（也因此，学哲学出身的柏林和阿隆都得自修补强经济学等等必要基础学问，非常辛苦，但讲起来也有些自鸣得意）；还有，现实世界一如柏林所说是个价值冲突、妥协和必须仰赖抉择的实战场域，没有令人安心的答案，更没有让所有人包括自己都满意的答案，也就是说，不论从哪个原则信念、从哪个专业角度来看，它都是折损的而且有道德缺憾的，只要下定决心，几乎每个人都能修理你而且修理起来还正当又有道理，然后，你抵抗完全世界，回头还有一个可能更严苛的自己得对抗，只因为你不仅了解自己做了妥协，还可能察觉出某种不祥的气味，这样下去会不会刹不住车的丧失自我最原初的存心和信念。

表达方式也非改变不可，如今你面对的不是那一群聪明、有训练而且肯耐心听困难话语的人，而是毛躁且程度有限的社会大众，你的语言必须尽可能地浅白易懂，而且还有必要不厌其烦地重复一讲再讲，这耗损的可不只是时间一项而已，它同时一定会影响你的思维方向和内容，那些公众不宜、浅白语言负载不了的深刻思维会被搁置到最后可能“自然”地就此消失，你放弃自己最深奥的那部分好奇，放弃自己生命中最后的那部分潜力和志业，或白一点说，你放弃了某种历史性的伟大可能。柏林和阿隆都有这种委屈和感慨，也都有自己这辈子没写成的那本大书，就像安德烈·莫洛亚说的：“雷蒙·阿隆要是脱离一点现实问题的话，很可能成为当代的孟德斯鸠。”

有点像昔日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反向世俗版本，开玩笑点来比拟不是如此吗？

启蒙者与翻译者

这样，也许我们便差堪可了解柏林一生的著述为什么会长这样子——一篇篇口语式的单篇文章，命题四下扫射，从最现实的英国和西欧当下政治议题，到遥远十九世纪帝俄的小说家、东方印度半岛的白胡子诗人泰戈尔，还包括语言泥淖般、谁进去讲话都几乎一身泥巴伤痕出来的犹太建国运动以及日后以色列的种族仇恨和战争，这当然和他出身俄国的犹太人血缘身份有关联，但不只这样。

阿隆一生以新闻性的立即评论和专文为书写主体，直接挺在权力烽火的最前线，正面向着公众，更有一部分直接向着手握最高权力的政治领袖讲话，他甚至常以“如果我是总理（或某部长），我会如何如何做”这样不闪不让的实际政策角度发言。而阿隆也是炮火加身最猛烈的人，有浓郁左派气息的法国知识界根深柢固地视他为“右派”（某个坏人、骗子或王八蛋的较优雅同义词），而最代表性且必然留传历史的生动说法是，“阿隆不是我们这边的人”。

柏林很长一段时日在英国驻外使馆（美国、苏联等）工作，但他基本上并不直接对着现实权力和政策作为发言。柏林的入世，位置大约在智慧小世界和公众社会的暧昧衔接地带，这是个“启蒙者”的位置。阿隆较在乎的是每一个政策选择对法国民众当下的影响，说话对象是国家，柏林后退半步，则得到较宽广的历史视角，说话对象是社会。在论述内容上，他承接了洛克、小密尔这支欧陆（尤其是英系）的自由主义传统，因应着自己这一代历史的独特新命题（一战、二战到冷战的意识形态对峙）进行反省、调整和再深入，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法西斯狂潮这一左一右集体性的、历史定论式的实验对自由主义的冲击；但在实际的作为上，他承接的毋宁是欧陆更长远的、大约从文艺复兴时代就开始的启蒙运动。这项工作是人类社会必要但很容易失落的一个环节，总得有人肯压抑自我、倾向述而不作地把智慧小世界的思维成果想法子带出来，让它适合在一般公众社会生长，这才是历史进步潮流真正的经常性主体性样式，法国大革命那种放烟火的、戏剧性的传布方式只能是历史的偶一为之。进步，是孤寂的长跑者，而不是世人目光忍不住被它吸引的百米华丽冲刺。

稍稍不同的是，在大启蒙的历史招牌早已取下、如今这么一个谁怕谁谁听谁的时代中，柏林再应征不到“启蒙者”这个业已消失的职位，只能是个“翻译者”——把智慧小世界里几已屯积成灾的深奥思维成果，想办法转译成一般人可习惯的对话形式和可能听懂的语言，正如柏林一个一个重提小密尔、赫尔岑、屠格涅夫、巴枯宁等等一样。“启蒙者”和“翻译者”这两个身份对一般人有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启蒙者一般会被看成高贵可信任可感激的教师，翻译者则只能是寻常的工作人员，当你讲出一般人听不太懂或不如他预期的话时（这是一定发生的，因为你就是为说这些话来的），启蒙者可能会得到更专注更谦卑的聆听，但翻译者大概只引来讪笑和辱骂，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当然，我们这么说并没罔顾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繁华如梦的当代世界（台湾亦然或者更甚），还肯耐心杵在智慧小世界中勤勤恳恳的人并没那么多了，如果有办法的话。然而，正是这样的络绎不绝于途，我想，才让景观更加荒凉，更让柏林这样的人更稀有更难辨识同时也更举步维艰，你四下环视，身旁同行的俱是想当掌权者策士、满心向往呼风唤雨大游戏的人，杂在这堆糟糕透了的旅伴之中，你要如何令人相信，尤其是你仍衷心在意那些犹驻留智慧小世界的可敬朋友相信，这不一样的，你们走同一条路，要去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乐观地说，终会水落石出的，但得很久很久以后。

今天，要在台湾期待蹦出柏林这样的了不起自由主义大师，一定是个太不切实际的奢望，因为这关乎硬碰硬的学养能耐（个人的，也还包括整体社会素质的），也关乎历史的某些偶然和机运（包含好运也包含了噩运，比方说柏林自己英国人、犹太人乃至一部分俄国人的复杂身份、生命际遇以及思维视野，还有欧陆百年残酷历史逼出来的反省云云），有能与不能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期待的“只是”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就不算那么异想天开了不是吗？只因为这更取决于某种抉择、某种决心、某种可压过社会误解并不向权力屈服的真实历史关怀，这有较多愿不愿意的成分。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柏林的自由主义及一生相关论述我们就可更从容些来读了，在打开书本之前，我们可以也应该先牢记柏林作为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动人自况之言，那就是——怀疑的，嘲讽的，而最重要的是，自由的。

沃尔芬登报告，1957年由英国沃尔芬登特别调查委员会提出，建议不再将同性恋与卖淫视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