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亚姆韦奇人无疑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民族。在酋长米兰博的英明领导下，他们成功地抵御了阿拉伯殖民者的暴政，他们的国家有望成为繁荣且和平之地，即便不是一个文明国家。在过去的两年里，一个传教站在米兰博所在城镇的邻近地区建立起来。酋长米兰博下定决心要使他的国家和人民屹立于文明民族之列，在他的带领下，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惊人成就。

——伦敦传道会的爱德华·霍尔，1883年

随着越来越多的火枪落入拥护米兰博和相较而言势力弱一些的其他军事领袖的战士之手，非洲大陆的势力均衡局面发生了变化。可能是这些武器的性能经常不稳定，所以他们用一个古老的说法嘲弄这种现象：当一个人在桑给巴尔吹奏长笛时，远在大湖区的人会跟着他的曲调跳舞。桑给巴尔的商人数量不足，而且他们也没有兴趣投入到对持有枪炮的非洲丛林中的人的征服战争中。如果将大陆的奴隶投入战争，这将剥夺岛上种植园的劳动力。此外，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有可能逃跑并且反过来对抗他们之前的主人。

所以，苏丹巴尔加什依赖像蒂普·蒂普那样将财产和家庭都安置在桑给巴尔的强盗的活动，他宣布对东非的大片区域拥有主权。他们每隔几年会从内陆的封地到达巴加莫约，从那里渡海抵达桑给巴尔岛，向巴尔加什鞠躬以表达对他的忠诚。由于没有其他人强调对大陆的统治权，当然，除了其固有的统治者之外，巴尔加什对于他们确保所有的大陆出口物，如象牙、野生橡胶和柯巴脂，通过大陆运抵桑给巴尔的情况感到满意。

他正在收取的关税足够偿付他从印度金融家处举借的债务，因为岛上出口物的价值已经从1843年的76.5万银币增长到1879年的400多万银币。在海岸地带，阿拉伯人经营的大种植园使用黑人奴隶劳动力；而荒芜了两个多世纪的马林迪城再度显得生机勃勃，它被玉米和芝麻农场所环绕。

东非贸易如此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期待已久的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尽管英国在运河建立之前十分担心，它可能成为威胁英属印度的法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但是结果并非如此。1875年，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秘密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借贷400万英镑，从破产的埃及总督伊斯梅尔手中购买了他的全部股票，从而得到运河公司43%的股份。皇家海军在直布罗陀、马耳他和亚丁的基地控制着地中海和红海。因而，苏伊士运河加强了英国与印度，以及整个印度洋的联系。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桑给巴尔不再处于印度洋的安静一隅，不再隐没在非洲漫长的东侧海岸。从瓦斯科·达·伽马的时代起，将近4个世纪，从欧洲到桑给巴尔岛的唯一海路是通过好望角，但是此刻这条运河拉近了东非与北半球工业地区的距离。（一个意外的结果是美国与桑给巴尔的贸易量急速减少，地理因素严重阻碍了新英格兰商人。）

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对于苏丹和领事约翰·柯克爵士而言，前景似乎令人愉快。在暖人心房的欧洲之行后，巴尔加什撇开了因1873年反奴隶制条约而受到的羞辱，他拥有的财富可以为他的臣民带来一些进步，这是一位有自尊心的君主应做的事情。刻有他名字的硬币被铸造出来。清洁的泉水通过管道从内陆流到桑给巴尔城，以取代被严重污染的井水。欧洲人还将苏丹不愿意按照传统方式公开斩首囚犯视作另一项进步，那些罪大恶极之人被关在桑给巴尔的监狱里流汗。

每到日落时分，巴尔加什都会和他的侍臣站在宫殿的阳台上，眺望大海另一边的大陆，直到大炮轰鸣，国歌奏响，血红的旗帜被降下旗杆。另外，尽管有1873年条约，但是他的臣属仍没有放弃奴隶贸易。与条约的要求完全相反，柯克估计，每年仍然有3.5万名黑人俘虏从内陆地区被带到东非海岸。

巴尔加什从欧洲回到桑给巴尔之前还没有子嗣，之后他的妻子（他唯一的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当他的儿子还是婴儿时，巴尔加什温顺地询问英国人，如果他死了，而他的儿子还未成年，他们是否能够保证他们继位并且照顾他们。英国人隐晦地表示，这种行为可能会被解读为干预，违背英法之间关于桑给巴尔独立的条约，从而拒绝了巴尔加什的请求。实际上，英国人想要避免做出谁可能成为下一任苏丹的承诺，如果这两个孩子中确实有一个的话。比巴尔加什活得久的那个儿子继位的时刻终将到来，而到那个时候，英国的干预将以一种最具毁灭性的形式呈现。

领事柯克很乐意展示他对巴尔加什的尊重，以使得苏丹同意签署1873年反奴隶制条约。而私下里，他向他的朋友暗示，他独立管理桑给巴尔会更好，这样就无需与“无知的苏丹”浪费大量时间“讲废话”。柯克表面上稍示虔诚，实则是一个相当自负的人，而且他一直利用曾与大英雄利文斯通一起探险的经历为自己谋利。亨利·斯坦利在第一次介绍柯克时写道：“那一刻我想他明显抬高了他的眼皮，整个眼珠显露出来。如果我能定义这样一个动作，我会将它称为一种宽广的凝视。”柯克厚脸皮地奉承他认为重要的人，但是一位美国记者不在其列。当斯坦利的钢笔画出现在《我如何找到利文斯通》一书中时，柯克永远不会原谅他。

然而，被激怒的领事柯克无需担心新闻记者的谩骂会影响他在伦敦官场中的地位。他的政府对柯克在那个“非正式帝国”的部分地区关注英国利益的做法十分满意。当埃及政府经由红海突然发动暴乱，企图在印度洋建立一个基地时，《我如何找到利文斯通》这本书适时强调了这一点：柯克把支持苏丹的权力作为他首要关心的事情。“中国人”戈登，即查尔斯将军，那个时候正在苏丹为埃及总督伊斯梅尔效力，他鼓励伊斯梅尔参与到这场冒险中。戈登的想法是开辟一条通往布干达的陆上线路，他想将布干达纳入埃及的上尼罗河帝国。军队的一位指挥官是前美利坚联盟国军官查尔斯·夏耶·朗，他之前从苏丹抵达过布干达。

埃及500人的分遣队在索马里海港布拉瓦和基斯马尤登陆，这是他们在巴尔加什统治区域北部的前哨站。他们降下桑给巴尔的旗帜，升起埃及的旗帜。有关这场公开羞辱的外交信件在伦敦、开罗和桑给巴尔之间频繁传递。巴尔加什的第一反应是向英国发出一笔步枪大订单。柯克乘船前往布拉瓦调查情况，但是甚至在他到达之前，即1876年初，埃及的军队就已经撤离。埃及总督不得不屈服于伦敦施加的压力。查尔斯·夏耶·朗愤怒地写道，这场探索是出于“科学和商业”目的，为的是将文明带往非洲内陆国家：“然而，这场探索在其合法目标完成之前就被取消了。”

但是，埃及的短暂“入侵”是戈登为他开罗的主人继续吞并上尼罗河的前兆。事情很快发生了进一步变化（尽管没有立刻显现它的真正意义）：1876年秋，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召集了一场国际会议，表面上是探讨将文明带到非洲中心的方法。那个时候，斯坦利史诗般的旅程还未结束，正沿着刚果河而下努力抵达大西洋。商人、探险家和传教士齐聚布鲁塞尔，他们都对比利时国王的亲切态度感到惊讶。一个提议使人们想起克拉普夫20多年前的计划：应该在整个非洲大陆建立一系列定居点。每个人都同意定居点应从东非开始建设。

人们很快就发现，利奥波德的动机远不只是博爱那么简单。他非常嫉妒他的表亲维多利亚女王，因为后者拥有一个覆盖世界七分之一地表面积的帝国。在创立国际非洲协会之前很久，他写道：“比利时人没有开拓世界，因而他们必须被教导对此有兴趣。”对非洲的争夺即将开始。

1879年初，利奥波德的第一支“科学”探险队将从桑给巴尔出发前往内陆，尽管探险队的成员非常害怕热疫，但是国王不允许他们撤退。在第二次探险时，他们不再雇佣非洲搬运工，而是使用经过训练的锡兰大象搬运补给品，因为非洲搬运工可能半路逃跑，这让他们感到很气愤。他们使用四头大象，两头公象和两头母象。他们在达累斯萨拉姆附近的海滩装上补给品，开始前往坦噶尼喀湖的旅程。每头大象要承受相当于15个搬运工的负重。两头公象在旅途开始不久死于中风，一头母象在旅途快要结束时死了，活下来的那头母象普尔马拉抵达了国际非洲协会位于坦噶尼喀湖南端附近卡雷马的基地。

这个时候，斯坦利已经完成了他伟大的穿越非洲之旅。利奥波德很快雇佣他立桩标示出始于非洲大西洋海岸的未来的刚果自由邦的领土范围。从大陆西侧上溯刚果河深入非洲的想法既新奇又大胆，但是这意味着利奥波德的竞争对手也更少。他也考虑过雇佣在苏丹辞去职位的戈登，但是这位将军正处在他人生最狂躁的时期之一，他还有宗教癔症，曾给他的姐姐奥古斯塔写既冗长又疯狂的信。如果要派他占据非洲的中心，他势必会对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刨根问底。所以，利奥波德选择斯坦利，他将按时向刚果河的源头推进，蒂普·蒂普仍然统治着那里，并且宣称那是苏丹巴尔加什不太明确的帝国的一部分。

到19世纪7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扎根东非，每个人都寄希望于发现最有希望传播福音的地方。令人畏惧的热疫死亡率没有吓倒他们，而对一支向布干达苍翠草甸行进的队伍的屠杀也没有使他们退缩。一些传教士在坦噶尼喀湖附近定居下来，另一些则和乞力马扎罗山附近的非洲酋长们住在一起。尼亚姆韦奇人的领袖米兰博因为欢迎他们到他的领地，并且敦促他们住在他的首都乌兰博，而特别受到传教士的赞赏。这里似乎有一位准备好接受上帝福音的非洲国王。

这些发展开始使内陆的阿拉伯定居者担心。他们发现，这些白人新来者对在像他们一样的穆斯林中传教不感兴趣，而是只想与不文明的异教徒交朋友。他们试图劝说米兰博，这些传教士只是从“欧洲的苏丹”那里逃跑的白人奴隶。他不相信他们的说法，并且很快在他与白人的新兴友谊中看到了一个政治机会。既然桑给巴尔的苏丹能够拥有一名常驻的英国官员，他也想向维多利亚女王要求一个。

柯克清楚米兰博的力量，并且支持他需要一个领事的诉求，但是他清楚英国不可能满足米兰博的要求。幸运的是，伦敦传道会决定为“非洲的拿破仑”派去一个离他最近的人。与柯克一样，埃比尼泽·索森是一位医生，即使他的资质来源不清。尽管他是一个英国人，但是他在得克萨斯度过了相当一段长时光。他很高兴定居在乌兰博，为当地人治病，他还尝试建立一所学校和种植庄稼。比利时旅行者热罗姆·贝克尔称他的家为“一个小小伊甸园”。索森按照欧洲的方式布置他的花园，一条由漂亮的芭蕉类植物形成的林荫路将果园一分为二。贝克尔赞美这位医生具有得克萨斯式的行事作风：“雷厉风行是新世界开拓者的典型特征。”

索森成为米兰博的文书，他定期给柯克写信，如果柯克的回信延误太久，他会抱怨。米兰博开始感觉他自己足够强大，可以要求撤免巴尔加什派驻到塔波拉的阿拉伯总督。他警告苏丹：“我会率领我的族人战斗，我不会对被袭击的商队负责，我会关闭通道，如果白人或者阿拉伯人被杀，不要怪我。”他向欧洲访客解释，他憎恨阿拉伯人，因为他们瞧不起他，把他看作野蛮人。即便如此，如果他能够实现一种受尊重的和平，他也会接受。有一段时间，看起来柯克和巴尔加什似乎会屈服于米兰博的要求，承认他是广阔内陆地区的统治者，反过来，他们要求米兰博保证商队可以在他的统治区域内自由活动。如果事情能够顺利发展下去，这可能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正在逼近的殖民主义的本质。米兰博继续扩张他的势力，与此同时，他耐心等待维多利亚女王派给他一名领事。

非洲大陆上发生的事件的节奏明显加快了，所以柯克向巴尔加什暗示，他保护桑给巴尔利益的可靠方法是进一步将他自己置于英国的羽翼之下。而且，岛上的军队需要一位能够实行严格纪律并且总能使军队保持警醒的指挥官，简言之，需要一位英国军官。苏丹同意了，柯克选择曾参与征服黄金海岸（加纳）战争的皇家海军上尉劳埃德·马修斯，为了这个新的岸上任务，他被允许无限期地离开印度洋舰队。马修斯一开始招募了300名非洲人，在3年里这个数字翻了4倍。这虽然是巴尔加什的军队，但是听从英国的指挥。

这个时候出现的另一个新发展可能改变桑给巴尔的命运，影响东非的未来。这个新动力来自苏格兰百万富翁威廉·麦金农爵士，他早年在金泰尔角的一个杂货铺当店员，后来移民印度，靠经商发了财，建立了一个印度洋航运公司。麦金农第一次与东非接触是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那时候他刚开通亚丁到桑给巴尔的定期轮渡。由于他与柯克都是苏格兰人，他们很快建立起友谊：柯克领事总是受到麦金农的热情款待，而柯克也对麦金农主动传播基督教和文明的精神大加赞赏。能够得到利文斯通同伴的赞美，威廉爵士感到很愉悦。此时他50多岁了，他觉得是时候好好干一番事业了。

之前利奥波德召开布鲁塞尔会议时，麦金农就是英国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能够参与一位欧洲国王的博爱任务当然令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感到高兴。但是，在与利奥波德的国际非洲协会短暂的接触之后，麦金农开始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行事。他觉得他想要从苏丹巴尔加什那里获得一个巨大的让步，即拥有桑给巴尔的大陆帝国。实现这个目标花费了70年的时间。

柯克给予他一切支持，甚至在海港达累斯萨拉姆和基尔瓦之间建立了一支侦察队，以考察麦金农最好以哪里作为起点建立通往马拉维湖的车道。选择马拉维湖是因为他们认为其位置对于贸易和传教最为有利。1877年4月，柯克领事满怀激情地给外交大臣德比勋爵写信，预言他们的整个计划将结束奴隶贸易，传扬秩序和正义，给巴尔加什带去财富，并且从苏丹的肩上卸下试图控制大陆的重担。后来的不列颠东非公司实现了麦金农的所有想法。

起初，巴尔加什似乎支持这个计划，可能因为他认为这个计划将终止他最畏惧的埃及人向南挺进。据说，他的顾问柯克认为，苏丹并不真正理解这个让步的“巨大实质”。德比勋爵持有相同的看法：“我认为苏丹不知道他正在做什么。他正在考虑签字移交的几乎是他的全部权力。”

不久，巴尔加什更好地理解了这个计划。他表示反对，他的对策令柯克恼怒。巴尔加什收到了让步的改进草案，但是没有敲定什么。与此同时，对让步方案满怀信心的麦金农派出一支来自英国的劳工队伍，他们开始修建通往马拉维湖的道路。他们不顾柯克的建议，选在达累斯萨拉姆附近动工。没有展开更多的切实工作，因为每个人都在等待英国政府批准的信号。

几个月过去了，英国政府的回应来得很慢。1877年初，麦金农的勇气似乎很高涨，而到了第二年年末却已经衰退。外交大臣的换任可能是对这项计划的致命打击，德比勋爵被索尔兹伯里勋爵取代，对后者而言，非洲能给英国带来极大的利益。他怀疑，公开支持这个怪异的冒险，可能会使英国陷入代价巨大的与“野蛮种族”的纠葛。

1878年末，这个可能将所有的东非地区置于英国保护之下的计划破产了。那条通往非洲内陆的道路，才修了70多英里，就被遗弃了。灌木丛很快就将它遮掩住了。柯克确信，除了他，其他所有人都对此负有责任。他在写给朋友霍勒斯·沃勒（他在伦敦很有影响力）的信中写道：“我极其厌烦那些认为麦金农无私的伪善之言。胡说八道！首先我不相信这个计划，即便我相信，我也不认为他会做出对非洲有益的事情。”他在1878年11月说的话甚至更加充满偏见：“我们失去了机会，而麦金农对这个计划从来就不够热情，难怪它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