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真主让我们有朝一日也能如你们一般繁荣，我们也能像你们一样自由。

——苏丹巴尔加什，1875年7月12日

从来没有另外一个赛义德·赛义德，也不会再有。“他被指控贪腐和背叛，”理查德·伯顿写道，“但是哪个阿拉伯统治者不贪婪和背叛呢？”这句讽刺的话包含一些事实，因为赛义德·赛义德在消灭他的阿拉伯敌人方面的确有些不够牢靠。他拥有生存的天分，这使得他能够掌握权力长达半个世纪：虽然对马斯喀特失去了控制，但是他将第二故乡桑给巴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贸易帝国的中心，其触角深入非洲内陆。这个帝国纵然可能不够符合欧洲人理解的帝国概念，但是无可否认，到19世纪中期，桑给巴尔的苏丹赢得了国际各方的尊重。

对于他的逝世，维多利亚女王发来了慰问（“我们对于他的逝世表示诚挚的遗憾”）；法国皇帝表示“我们深切怀念的苏丹赛义德一直是法国忠诚和真挚的朋友”；美国总统说“他作为一位君主，备受人们尊崇”。没有人选择提起苏丹的臣属仍然每年奴役多达3万名非洲人，数百艘单桅帆船公然藐视皇家海军的巡逻，从桑给巴尔向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运输奴隶。甚至很少有人提起1.2万名奴隶正在苏丹私人所有的5000英亩的丁香种植园里劳动的事实。

奴隶贸易在他逝世后仍然继续，但是其他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赛义德一生子嗣众多，他有20多个儿子，其中好几个儿子都认为自己适合继承他的王位。每个儿子都是他与不同的女人所生，所以这些儿子彼此之间缺少感情。

公开的法定继承人马吉德患有癫痫病，而且是同性恋，他的优势是掌握桑给巴尔的陆军，并且得到英国人的支持。他的哥哥苏维恩统治马斯喀特，他拥有一支海军，但是他要想以武力统一阿拉伯半岛和东非苏丹国，需要跨越将近2000英里的海洋。第三个、也是最年轻的竞争者巴尔加什享有最初阶段的优势，因为他父亲在海上去世时和他在一起（赛义德不敢把他留在桑给巴尔，使他和他的异母哥哥马吉德在一起，因为正是在相同的年纪，他谋杀了他的叔叔从而赢得了王位）。巴尔加什偷偷地将他父亲的遗体运上岸，立刻以穆斯林的习俗将他埋葬，之后前往那座能够俯瞰桑给巴尔海港的堡垒。他期望通过发动一场快速政变夺取权力，但是没能成功，只是因为一个猜疑的俾路支军官拒绝交出钥匙。

但是，巴尔加什仍得到了桑给巴尔几个阶层的支持，其中包括哈尔希——一个在东非生活了几个世纪的阿拉伯宗族，他们既憎恨赛义德王朝的统治，又不喜欢英国人过于强势的影响力。桑给巴尔几个富有的商人是哈尔希的领袖，他们有一支2000人的私人军队。岛上许多黑人原住民的后裔哈迪姆（意为“奴隶”），同样对新苏丹马吉德怀有敌意，因而他们支持任何反对他的人。

这场风暴的发展比较缓慢，离爆发还有一段时间。英国几乎没有察觉风暴之初的隆隆声，因为领事阿特金斯·哈默顿已去世，而此时英国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印度的兵变上。代替哈默顿的人选很久之后才定下来，尽管这个人也是一位印度陆军上校，但他与哈默顿的性格截然不同。克里斯托弗·里格比是一个直率而武断的人，而哈默顿诡计多端，就像法国上校吉兰精明的评价那样，他的阴谋隐藏在“轻松的谈话和快活的饮酒”中。但是，里格比从不委婉地谈论任何事或任何人：在一封写给他的朋友詹姆斯·格兰特的信中，他称理查德·伯顿为“骗子”和“坏蛋”。

哈默顿总是回避关于奴隶贸易的公开争吵，而里格比则随时准备为此而战。首先，他坚持认为既然他们是英国的臣属，因而所有生活在桑给巴尔的印度人必须立刻放弃他们的奴隶。不出所料，这引起了骚动，但是他成功地解放了8000名非洲奴隶。里格比将解放任何他遇到的奴隶作为自己的使命，在一封写给格兰特的信中，他自豪地讲述了他在印度如何解放一个非洲男孩——“一个机警的小家伙”，并且正安排将他带往英国。里格比补充道，他相当确信，一旦非洲人从小就接受教育，“他们的天资将不弱于任何其他种族”。

而此时马吉德回避抑制奴隶贸易，这可能会激发里格比谴责他为一个“虚伪、卑鄙、邪恶”的人，但是起初里格比站在他的一边，帮助他对付他的兄弟苏维恩和巴尔加什。苏维恩最先开始反对马吉德，他在马斯喀特聚集起一支准备发动入侵的舰队。当迫在眉睫的进攻消息传到桑给巴尔时，里格比很感兴趣，他想看看马吉德在多大范围内能组织起一支防御部队。一支分遣队来自马达加斯加和莫桑比克之间的科摩罗群岛，其他人来自东非海岸的附属城镇，弓箭手则来自遥远的内陆：“他们是从未到过海边的野蛮人。”

他们的决心没有受到考验。一艘来自孟买的皇家海军战舰正在阿拉伯海岸巡逻，因而苏维恩的舰队一驶离马斯喀特，就遭到拦截。如果船只不返回海港，皇家海军发出了他们将使用足以维持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的武力的警告。苏维恩被迫保持中立。

于是，挑战就落到了巴尔加什的身上，据说他与新任的法国领事拉迪斯拉斯·科歇结盟。马吉德恳切地灌输给里格比一个想法：他正处在被谋杀的危险之中。巴尔加什最亲近的几个支持者被戴上镣铐，之后被关在拉穆的监狱里。由于担心轮到他自己被行刺，巴尔加什在他位于丁香种植园里的宫殿周围部署了防御力量。在五千人进攻他的宫殿无果之后，马吉德转而向英国人寻求帮助。两艘皇家海军的战舰停泊在海港中，所以一名海军上尉指挥一百名海员和海军士兵，以加农炮、榴弹炮和火箭弹，发起了一场为期两天的进攻。大概六十名抵抗者被杀死，巴尔加什逃跑。他成功地逃过了马吉德的复仇，被英国的进攻者保护了起来。

这两场帮助马吉德对抗其兄弟的武力入侵，开启了桑给巴尔苏丹国与其保护者之间关系的新阶段。接下来的行动则更加明确和审慎。里格比告诉巴尔加什，他将被流放到英属印度。在登上皇家海军的船只之前，巴尔加什被要求公开发誓他臣服于马吉德，并且承诺在未来他决不会听从法国人的意见。他的弟弟阿布德·阿齐兹和他一起前往印度，里格比将他也视为一个麻烦制造者。但是，这场流放并不痛苦：印度政府在孟买为他们提供了一所大房子，以及一笔津贴和一辆四轮马车。

像一位家庭主妇整理后院一样，英国之后邀请马吉德和苏维恩协调他们各自的领地在未来的关系。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同意，一位印度陆军准将对此草拟了报告。里格比认为这份报告预示了独立的桑给巴尔——奴隶贸易不复存在——将成为向非洲内陆传播文明的一个基地。

而对于刚刚将印度从兵变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的“仁慈的”印度总督坎宁来说，解开马斯喀特和桑给巴尔之间的纠结简直是小菜一碟。1861年4月，他宣布从此以后这两个地方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苏丹国。由于马斯喀特已经陷入贫困，它除了椰枣几乎提供不了什么东西；桑给巴尔则被要求每年向英国交付四万玛丽亚·特蕾西亚银币，这对于桑给巴尔而言不是无法承受的负担，因为这相当于奴隶贸易五分之一的税收，但结果这笔费用只是不定期地被交付。

尽管被迫分离，但是两位苏丹都没有享受到多少国内的和平。五年后，苏维恩在睡梦中被他的儿子杀死，他的一位堂亲继承了王位，但是这位堂亲之后又被苏维恩的一个兄弟杀死了，而苏维恩的这位兄弟又被其女婿谋杀。

尽管马吉德躲过了致命的匕首，但是他的臣属攻击他的王宫，以表示他们对皇家海军在奴隶贸易方面实施的挑衅策略的愤怒。（不可否认，一些在外海上被追捕和沉没的单桅帆船完全是无辜的。）与几年前哈默顿和赛义德·赛义德之间温和友好的关系不同，苏丹与其难以和解的敌人领事里格比无话可说。当里格比在经受三年的挫折后离开时，他的告别是匆忙且冷淡的。他的上级夸奖他的“工作有价值”，他被升任为将军，但是接下来被选派到桑给巴尔的领事，都不是反奴运动的人员，这几乎不能说是一种偶然。

此刻马吉德唯一抱怨的是，他本来希望被终身流放的巴尔加什再次出现了。但是怀有长远眼光的英国人认为，巴尔加什在流放孟买两年后变得成熟起来，而且在病弱的马吉德死后他注定成为下一任苏丹。他们想在那个时刻到来时能够掌控他。巴尔加什也知道这一点：他远离公众视野，等待时机。即便如此，马吉德仍然怀有恐惧，考虑到他们的家族历史，这一点不难理解。

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花费部分财富在大陆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达累斯萨拉姆（意为“平安之港”）。参观了这座城市之后，新任美国领事弗兰克·韦布向华盛顿报告，“殿下想要使那个地方最终成为他领土的首都”。1870年，他的命运走向了终点，隐居在达累斯萨拉姆宫殿里的马吉德跌倒了，伤得很严重，可能在一阵痉挛后过世，享年36岁。他留下一个女儿，所以很显然，巴尔加什最终将戴上皇家长头巾，继任苏丹。

19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公众一度将巴尔加什当作“他们的”其中一位外国统治者，这些外国人物似乎是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来到伦敦，对帝国的中心表示敬意，并且被引导参观伦敦的各种奇观。实际上，桑给巴尔严格来说不在帝国内部，但是1874年3月，大英雄大卫·利文斯通的尸体在从非洲的荒野返回其祖国的途中经停桑给巴尔，所以桑给巴尔的名字被深深地植入到英国人的民族意识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许多有关利文斯通的生活和去世的记述相继出版，而穿着华丽服饰的巴尔加什的版画也频繁出现在其中。

1875年夏，巴尔加什对伦敦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他的是19世纪60年代利文斯通组织的第二次去赞比西探险的成员之一——约翰·柯克爵士，他此时是令人生畏的英国驻桑给巴尔的领事（“我拥有一个专制君主的所有权力，”他后来写道，“我手中就握有一个专制君主。”）。苏丹见到了维多利亚女王、威尔士亲王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为了欢迎他，英国人在水晶宫举行了烟火表演，烟花将他的阿拉伯名字点亮在夜空之中。他乘坐一辆皇家专列参观位于英国北方的大工厂，还被带去参加唐卡斯特和阿斯科特的赛马会。在欧洲期间，他还访问了巴黎、柏林和里斯本。

苏丹被他所见到的事物深深吸引，所以他下令用阿拉伯语印制一本纪念册。一幅版画显示他在阿斯科特，站在一辆敞篷马车中，手中拿着观看赛马用的望远镜，他身边站着一批随行人员。一群羡慕他的英国贵族聚集在马车周围。

他的主人们太客气，以至于他们没有提醒巴尔加什，这次旅行是对他两年前屈从于英国的要求，在武力的胁迫下对那个最敏感的问题——奴隶制——做出让步的奖励。50年前宽松地环绕在赛义德·赛义德脖子上的套索，正在巴尔加什的脖子上痛苦地收紧。对苏丹强加一份新条约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对英国公众愤怒的回应，因为大卫·利文斯通曾经发回过关于非洲内陆奴隶贸易的恐怖报告。他在英国的最后一次访问期间发表的激情演讲，将矛头直指葡萄牙人，说他们是奴隶贸易的共谋者，这些话语仍然回荡在英国人的民族意识中。之后，1872年秋，在威尔士出生的美国记者亨利·莫顿·斯坦利从寻找利文斯通的远征中返回，他带回的英雄博士的信件，记录了利文斯通在坦噶尼喀湖以外的未知地域亲眼看见的阿拉伯奴隶贩子的暴行。

接受调遣与巴尔加什打交道的人是巴特尔·弗里尔爵士，他是印度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服从命令带着一封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于1873年1月前往桑给巴尔，这个消息预先传到了桑给巴尔，在当地激起了巨大警醒，以至于桑给巴尔岛上的清真寺举行了特殊的祈祷。但是，这些祈祷仍然未能阻止四艘英国战舰抵达桑给巴尔海港。一艘美国战舰也出现在那里。

弗里尔在所有海军军官的陪同下，穿着全套仪式礼服，带着柯克和领事馆工作人员，穿过桑给巴尔的街道，将这封信送往巴尔加什的宫殿。愠怒的人群看着队伍从他们身边走过。苏丹鸣响礼炮致意，而英国战舰轰响枪炮以示回应。后来，弗里尔告诉外交部，苏丹接过那封信，“并且按照东方的礼仪将它举过头顶，以示尊敬”。在充分了解信的内容后，巴尔加什可能更想将它扔在地上踩上几脚。

几个月过去了。巴尔加什拒绝屈从英国的要求：他必须命令他的臣属终止所有的海上奴隶贸易运输，并且关闭他领地内的所有奴隶市场。他提出反对理由：在过去一年里丁香种植园因为一场飓风受损严重，所以来自大陆的新鲜劳动力对于恢复种植园和复兴经济至关重要。可以引进新的条约，但要循序渐进，否则会引起叛乱。“我的双眼前各有一只长矛，”巴尔加什大喊，“我该选择穿过哪只眼睛呢？”

那些令人敬佩的顾问们敦促他继续抵抗，他还与德国和法国取得联系，希望得到他们的保护。弗里尔愤怒地离开了，他将谈判交给柯克处理，但是巴尔加什仍然拘泥于细节。5月24日，即维多利亚女王的生辰，巴尔加什下令鸣响二十一门礼炮致意，并且给柯克送去一整只烤羊。第二天晚上，他去英国领事馆参加招待会。可以想象，席间的谈话死气沉沉，但是在巴尔加什离开之前，他注意到一个桌子上放着一本圣经。他大胆地对旁边的几个传教士提出了反驳：“这是一本好书，而且它也认可奴隶制是一种习俗。”

他不知道柯克正在选择出击的时机，10天前柯克从英国内阁接到了新的命令。苏丹将被告知，皇家海军的战舰正在来桑给巴尔的路上：如果他不签署条约，桑给巴尔岛将遭到封锁。一周之后，柯克带着最后通牒来到宫殿，“我不是来讨论问题的，”他说，“我是来下达指令的。”当巴尔加什说他希望前往伦敦提出他的见解时，他被告知他将被禁止离开该岛，这是对他统治权的彻底挑战，同时也预先阻止他实施另一个计划：他本来打算前往大陆，从那里发起一场抵抗运动。

德国和法国都没有回应巴尔加什请求支持的提议，他甚至绝望到想要退位。1873年6月5日，他放弃抵抗，签订了一份声明，它被张贴于桑给巴尔的海关。这份声明禁止海上奴隶贸易活动，并且关闭奴隶市场。此时，每个人都知道最终的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