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默顿接受领事职务时，恰好是赛义德永久地放弃他的阿拉伯出生地的时候。马斯喀特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其大部分民众极度憎恨苏丹，所以赛义德将管理国家的重担交给了他的长子苏维恩，并任命他为摄政王。（苏维恩很快就证明他与他的父亲一样靠不住，波斯湾的一位英国官员对他的一个残忍行径严厉批评：“我相信在阿拉伯的历史中，鲜少有能与之匹敌的失信行径。”）

哈默顿和赛义德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他们的命运将在接下来的15年里相互交织。哈默顿个人不喜欢阿拉伯人，“世界上没有人比他们更能保守消息”，但是提到赛义德的时候他总是谨慎小心，称他为“殿下”或者“伊玛目”。在听说更多关于赛义德私人生活的情况之后，他将赛义德描述为酒色之徒，极度沉溺于闺房之乐，并将他的精力消耗在一众姬妾上，他和她们生有100多个孩子。（哈默顿的谴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行政长官对东方统治者放纵享乐的典型反对意见。）

在他看来，赛义德主要是依赖他的个人魅力和隐藏内在想法的能力。他对同胞残忍无情，但对待欧洲人却温文尔雅、慷慨大方。苏丹与领事的共同兴趣是马。赛义德最喜欢的一句俏皮话是：“传教士、女人和马匹只有到死才能被称为好。”随着友谊的增进，他们有时会在清晨一起沿海岸策马飞驰，而这些远足给了他们讨论问题而不被窃听的机会。

然而，苏丹和哈默顿在1841年五六月首次接触的情况不太乐观。当赛义德质疑哈默顿对他的忠诚，并且暗示他只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仆人，而非维多利亚女王的真正使节时，哈默顿非常恼怒。

哈默顿向赛义德宣称：“我将我之前对您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女王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不是一分为二的，而是一致的，二者毫无二致而且不可分割。”他反驳居住在桑给巴尔和大陆沿海地带的数百名印度商人和工匠不是英国子民的说法：他们过去处在，将来也会处在女王的保护之下，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为奴隶贩子提供资金而赚钱，所以他们也不得不当心女王陛下的法律。用哈默顿所谓的“高调”与苏丹讨论这些话题，对于哈默顿而言取得了惊人的效果。

哈默顿意识到，不利于他的报道是美国领事理查德·沃特斯散播的，后者很自然地将他视为自己的威胁。但是，他想要建立凌驾于沃特斯之上的优先权还需要一些时日，部分原因是赛义德的“苏丹”号近日穿越了大西洋，尽管有一些船员对遭受不守规矩的美国人的牵制感到愤怒，但是其他人坚决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不久，皇家海军的战舰适时造访桑给巴尔，这的确提升了哈默顿的地位。1841年底之前，赛义德宣称“以先知的灵魂起誓”，他完全信任维多利亚女王的代表，并且很乐意将自己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哈默顿还向他的上级吹嘘，他已经安排移走了挂在赛义德的座椅后面、表现美国战船征服英国战船场景的那两幅画。他声称，这些画已经被替换成他送给苏丹的画了，其中一幅画的是1827年纳瓦里诺海战中皇家海军击败土耳其舰队的场景。（实际上，在哈默顿到达桑给巴尔的前一年，即1839年，美国传教士埃比尼泽·伯吉斯看到两幅表现纳瓦里诺海战的画挂在苏丹的会客大厅里。）

赛义德身边的阿拉伯谋士们尚未做好被英国人争取过去的准备。他们知道哈默顿的部分任务是反对奴隶制，这将收紧他们脖子上的套索。但是，他们并没有试图将这项贸易的残暴行为从他的眼皮下移除。在就任领事的几个星期内，哈默顿开始满怀激情地给他的上级写信。奴隶处于“悲惨的境地，大多死于饥饿与疾病”，当他们抵达桑给巴尔时，有些甚至不值得被拍卖，而为了省下一个奴隶一银币的进口税，他们被扔到海滩上等死，在那里他们的尸体会被狗吃掉。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存在这样的“悲惨景象和人类的苦难”。但是，哈默顿总是试图为“殿下”寻找借口，他说如果赛义德是一位自由代理人，这个问题将很快被解决。

英国和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受到这些信件的刺激，开始不断向苏丹提出相关问题，要求他在他的整个帝国终结奴隶制。一方面，礼貌规矩的做法比较可疑，因为派到苏丹宫廷的领事给予赛义德英国正式认可他统治其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结束奴隶制是基督徒的义务，英国人认为他们是唯一具有资格完成这项使命的人。他们传递给赛义德的信息毫无疑问地表明了这一点。

他还意识到他仍然受制于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而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1843年要在整个地区正式结束奴隶制的宣言极大地加强了它的道德权威。（尽管加尔各答的一些行政同僚抵制废奴，但是托马斯·麦考利仍旧起草了废奴法案，而他后来因写出了5卷本的《英国史》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违反这项法案的远远要比遵守它的多”。但是事实上，因为在次大陆奴隶缺少法律地位，印度的奴隶主们并没有得到补偿，所以如果赛义德同意禁止奴隶贸易，他也更加不可能指望英国弥补他的损失。

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赛义德与帕默斯顿的立场相对立，赛义德还发现自己与罗伯特·皮尔爵士手下的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的通信，陷入了转弯抹角的含混状态。只有一次，赛义德得到过暗示，英国可能会给予他金钱安慰。但是，阿伯丁一再复述相似的论点，即“合法商业”的利润将很快填补奴隶税收方面的损失。这种说法在威斯敏斯特引发巨大反响，然而，桑给巴尔的现实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合法的商业意味着除了象牙贸易，只剩下种植丁香、玉米和高粱，以及收获椰子（干椰子肉被用来炼食用油）和用于制作清漆的柯巴树胶。与赛义德一同来到东非的成功的阿拉伯移民，一直需要劳动力为他们的种植园工作，而他们只知道一种获得劳动力的途径。

与赛义德商谈英国商业条约的哈默顿与科根上校交涉之后，得到了奴隶经济的有力证据。“科吉姆汗”此时正在桑给巴尔经营一家贸易公司，并且开始和苏丹联合经营一个蔗糖种植园。作为一个英国人，他的问题在于根据英国法律使用奴隶收割甘蔗是犯罪，但是这座岛实际上没有“自由”劳动力。科根向哈默顿建议：他会购买奴隶，使他们作为奴隶被雇佣，但是他保证几年后释放他们。哈默顿公开谴责这种想法，说它只会“助长和教唆奴隶贸易”。

这两个人之间的友爱所剩无几。哈默顿向外交部抱怨到达桑给巴尔的“欧洲冒险家”，显然科根被归入此种类别：“看到一位被全能的上帝赋予天资的君主被如此轻易地诱劝和欺骗，真的使人非常痛苦。”对科根而言，他十分有说服力地指责哈默顿正在损害英国的利益，这些观点传到了伦敦。印度董事会甚至建议孟买当局换一个新的领事。（一个关于酗酒的有力事实也对哈默顿不利。某日清晨，他喝得烂醉如泥，跌跌撞撞地爬上了一艘船，他误以为它是英国船，而事实上它是一艘停泊在桑给巴尔海港里的法国船，尽管如此，那位法国船长还是款待了他一顿美好的早餐。）最后，这位领事还是保住了他的职位，而科根决定关闭他的公司并且离开这座岛屿。

1845年10月，英国强加给赛义德一份新的条约。条约允许他在他的非洲统治区域内继续自由运载奴隶，其范围是拉穆和基尔瓦之间500英里的斯瓦希里海岸，或者从斯瓦希里海岸到桑给巴尔和其他沿岸岛屿，但是不包括第一次赛义德承诺抵制奴隶出口的地区，即从他的统治区域直至阿拉伯半岛和其他亚洲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意皇家海军和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有权抓捕任何他或者他臣属的运奴船，只要它们不在其非洲海域航行。

赛义德为各种各样的让步抗争，例如从埃塞俄比亚进口宦官和姬妾的权利。尽管条约没有专门授予这些权利，但是某些条款的表述仍然有意含糊不清。而且，没有任何试图限制赛义德和他的臣属拥有奴隶的条款，因为哈默顿知道要把握逼迫赛义德的安全尺度，在桑给巴尔他的奴隶最多。

新条约的局限很快就显露出来。孟买当局告诉哈默顿，从桑给巴尔来的运奴船仍然不断抵达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的港口，其中一艘已被确认是赛义德本人所有。但是，苏丹很快表达了对其他积极从事相似事业的人的恐惧：当皇家海军摧毁了基尔瓦南部大陆的几座大型奴隶临时禁闭处时，苏丹将印度奴隶主称作“残忍的动物”。从事奴隶贸易的人不时被公开鞭打，他们因为其他理由而失宠。

有时候，哈默顿的信反映出他对未来抱有积极的看法：奴隶贸易不断被削减，赛义德的诚挚不容置疑。而在其他时候，他又有些忧郁，他承认取得的进展非常有限，赛义德自己的孩子公然反抗他，他的臣子也没有人真心遵从他的命令。

英国希望能从源头压制东非的奴隶贸易，但是关于这一点一直存在一个奇妙的矛盾，即这个源头究竟在哪里？它显然不在桑给巴尔，这个巨大的市场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的欧洲废奴主义协会之中声名狼藉。桑给巴尔对岸的巴加莫约（“放下负担之地”）港口也是如此。这些港口只是商队的集合地，在几个月之后那些商队在内陆排成一列行进，与他们一起的还有戴着手铐、背着象牙的俘虏。这些俘虏来自何方？当被问询时，他们讲到遥远的山脉、河流和湖泊，但是没能描述出他们通往海洋的路线。掌控商队的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则选择对消息保密。唯一清楚的是，在这些漫长的内陆旅途中奴隶的死亡率和在海上航行时的奴隶死亡率不相上下。

尽管欧洲人对东非的内陆地区越来越好奇，特别是威严的地理协会的考察委员会，但是哈默顿和少数其他居住在桑给巴尔的欧洲人不倾向于前往非洲内陆冒险。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在那里不会受到欢迎，情愿依赖他们容易得到的小道消息来获取对非洲内陆的了解。

然而，1839年9月，美国传教士埃比尼泽·伯吉斯将船停靠在桑给巴尔，他的态度则积极得多。他当时正在去往印度传播福音的路上，但他对“黑色大陆”也十分有兴趣。他花了几天时间，向尼亚姆韦奇族的商人打听情况，他们的故乡远离海岸，在“一个内陆大湖”附近。他把这些人称为“马诺莫伊西斯”（manomoisies）。28年前，托马斯·斯密船长也见过他们，他称他们为“密安梅兹斯”（meeanhmaizees）。伯吉斯认为尼亚姆韦奇族是“非洲那片地区最富有、最有胆量的部落”，而且他还与他们中的一小群人交谈过，这部分人来到海岸地带，想与苏丹商谈有关贸易沿线的安全的条约。他们中的有些人有八十个妻子和四百个奴隶：“女人干活；男人工作到他们拥有的钱财足够买一个妻子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不再工作，只是做生意和打仗。”在他的船再次前往孟买之前不久，这位传教士有一个与另一群尼亚姆韦奇人交流的机会。他写下他们语言中的基础词汇，一直记到第二十个，之后他们就不耐烦了，“我通过给他们测量身高、检查他们的装饰物之类的行为来暂时取悦他们，但他们还是很快离开了我”。

伯吉斯还向两个商队的阿拉伯人打听消息，他们近来被赛义德·赛义德派往内陆。其中一个商队行进45天后，离那个“内陆大湖”还有一半的路程，苏丹暗示他们，那些想要了解非洲内陆的白人旅行者可以加入他们的远征队伍。伯吉斯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并且对一个商队在他和他的传教士同伴到达之前刚刚出发表示遗憾：“如果现在正是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我们之中是否应该有人不为金钱、不怕损失时间而参与其中。”

桑给巴尔给伯吉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将该岛视为“通向非洲东部的道路的起点”。桑给巴尔的恶劣气候根本吓不倒他：“尽管这里的气候对法国人是致命的，但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健康状况良好。当然，还是有必要比在新英格兰更加谨慎。”但是，这位无忧无虑的波士顿人必须继续航行前往孟买，以至无法考验他的乐观主义。深入神秘东非的首次尝试，将留待一位年轻的法国海军军官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