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伟思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他认为蒋介石的软弱不是由美国的政策所导致的。相反，正是蒋自己的局限性注定了他的命运。与戴维斯一样，谢伟思知道中共很可能会受苏联的控制，而这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与之建立关系的选择，这是谢伟思所喜欢的。至于蒋介石，要求他进行政治改革是保护他的唯一方式——假使还有什么方式能用来保护他的话——对他的过分宠爱只不过是去支持毛泽东所称的“烂壳子”。在那时——现在依然如此——去想象在没有成千上万美国军人参与的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还能做什么可以保持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或哪怕是中国南部的半壁江山，那只能说是想入非非。谢伟思相信这一点，所以他想阻止美国去犯一个巨大的错误。
他得到了来自上级的鼓励，包括罗斯福总统租借法案的前主管劳克林·柯里，以及范宣德，后者敦促谢伟思透露给新闻媒体一些有选择的消息，以便推进他们的集体观点并诋毁赫尔利的观点。当他还在中国的时候，谢伟思就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去会见记者并提供背景资料，包括他在提交给华盛顿的报告中所含的意见。“我是劳克林·柯里指定的泄密者。”他后来如此告诉e.j.卡恩。他的联系人中有德鲁·皮尔森（drewpearson），此人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其评论毫无疑问对赫尔利不利，是会令赫尔利愤怒的。正如我们所知，赫尔利曾向国务院抱怨，称有人在搞丑化他名声的活动。
谢伟思的另一个联系人是《美亚》杂志的编辑菲利普·杰夫（philipjaffe）。杰夫是一位来自乌克兰的已入籍移民，在贺卡业务上赚了不少钱。他是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的朋友，并且很明显是一个左翼分子，尽管没有迹象表明他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怎样，白劳德受到莫斯科的攻击，原因是经常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宗派争论。《美亚》有一个涉及中国革命的观点，其类似于埃德加·斯诺或其他任何一个被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迷住并对国民政府感到失望的人所持的观点。但它是一本严肃的杂志，不是一个宣传工具，也不受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外国势力的控制。
杰夫有着积极的进取心，他设法获得了一些政府文件的副本，提供文件给他的来源有好几个，其中之一便是谢伟思，谢伟思给了他一些在中国时所写的机密报告的副本。杰夫自1945年1月底起就一直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当时战略情报局的肯尼斯·威尔斯已经向联邦调查局报告，《美亚》杂志几乎一字不差地发表了他的一份有关英国对东南亚的政策的机密报告。联邦调查局派特工驻守在《美亚》杂志办公室的外面，该办公室位于曼哈顿的第五大街225号的一栋大楼里面。3月，一个五人小组看到办公室内空无一人，就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闯入杂志社办公室，并且发现了似乎是强有力的丰富的犯罪阴谋的证据。
他们发现杂志社配备了一个暗室，尽管该杂志并不刊登照片。他们找到了许多政府文件的复印件，其中有些标有“绝密”。还有不少上了锁的箱子，里面塞满了各种资料，有的来自陆军和海军情报机关，有的来自国务院，还有的来自战略情报局。从那时起，由75名联邦调查局特工组成的一队人马被派来监视杰夫和他的同事，窃听他们的电话，偷听他们的谈话。
在布下了这么一个天罗地网后，谢伟思的谈话被联邦调查局偷听到了。杰夫结交了他，请他在华盛顿吃饭，给他介绍了一些投稿人，并在有关中国的一般话题和有关赫尔利的特定话题上同他建立了共识。有一次谢伟思到杰夫在华盛顿的斯塔特勒饭店的房间去拜访，联邦调查局的录音机录下了他的谈话，内容是他称为“非常机密”的事——显然指的就是上一年秋天由多诺万和麦克卢尔发起，由伯德和包瑞德执行，同共产党进行军事合作的计划。这是谢伟思对杰夫所做的最轻率的谈论，但这能算是对美国犯下的不忠罪的行为吗？
大陪审团不这么认为，一些更聪明的美国评论家也不这么认为。有些自由主义人士，如皮尔森、沃尔特·温切尔和马克斯·勒纳前不久制作了一些栏目，谴责联邦调查局的逮捕是努力扼杀新闻自由和镇压国务院内部的持不同意见者。皮尔森将此案称为“美国的德雷福斯案”，比照那个法国军队中一位犹太籍船长被诬告为间谍的案子。其他人则依据事实真相来看待此案，认为这不过是一例各种派别的政府官员一直都在干的那种泄密行为而已。即使这种案子会从公众关注中很快消失，但由最初的、有时是耸人听闻的报道所产生的回味，是会长期存在的。一个好故事的吸引力，其有关间谍、隐藏的危险、秘密和邪恶的势力，是令人难以抗拒的。《美国纽约日报》警告称这桩六人案件提供了“骇人听闻的证据，说明共产党的组织者已经获得重要政府机构的高度机密的文件”。《纽约先驱论坛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刊出一条标题宣称，“战争秘密广泛泄漏，六人被捕只是开端”。斯克利普斯-霍华德报系，尽管其座右铭是“授人以光，使之自寻其路”，而且旗下的厄尼·派尔可能是当时最有名的战地记者，却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报道了一个美国人摆脱蒋介石去投靠共产党的故事，并宣称这是谢伟思策划的。
也许因美国对华政策反复无常而感到困惑，中国共产党人本身也在关注着此案。对他们来说，逮捕证明了帝国主义国家那不可改变的本性。在美国报纸上出现那些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三周之后，共产党的《解放日报》刊出了有关这一事件的详尽分析，尽管这篇分析的措辞用的都是马列主义的术语，但是分析得很到位。报上说，谢伟思等人受到的折磨并不真正涉及“机密情报”，就像美国媒体所说的那样；而是关系美国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更深层的斗争，反过来说，这实际上是关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国在战后世界中继续生存的能力。“逮捕这六个人说明美国对华政策两条路线的争论已表面化”，该报评论道，其中一条路线“承认中国人民的巨大的民主力量”，即“八路军和新四军”。另外还有一条路线则“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只承认反民主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反动领袖和暴君蒋介石”。
这份报纸强调了一些始终不变的共产党宣传的主题，只不过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些主题会更让人感觉刺耳。我们的敌人不是“美国人民”或“支持中国人民事业的美国朋友”。我们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赫尔利之流”等都是常见的措辞。从那时起，中共对美国的猛烈抨击——偶尔也会有所缓和——就变得更加尖锐、更加程式化，凡是提到美国大使和他对国民党的支持，都用到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这个标准措辞，连同一起的还有老一套的保证：赫尔利和蒋介石将不可避免地被打败。共产党评论家越来越多地提到赫尔利4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美国的政策转变为支持“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目标”。赫尔利成为往后多年里少数几个美国人中第一个被视为主要敌人的人，此时的美国也越来越多地被描述为正在中国寻求“霸权”的一个“资本主义独裁统治”。美国大使变成了“赫尔利老爷”，没有他的操纵蒋介石绝不敢试图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伴随着对美国及其“帝国主义官老爷”的这种谴责，出现了与之针锋相对的对苏联的称颂，赞其为“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民主国家”，是比“资本主义独裁下的美国民主”强“一百倍的民主”。
美国人知道，共产党已经成功地渗透进表面上效忠于通敌卖国的汪伪政权的中国军队中。1945年，这些伪军部队受到美国情报机构更加严密的监视，特别是有针对他们的秘密行动，即中美合作所开展的军事行动。中美合作所是由绰号为“玛丽”的美国海军军官梅乐斯同他的主要中方合作者、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联合指挥的。中美合作所的下属机构中有一个宣传品生产单位，专门制作狡猾且聪明的误导信息，旨在令在华日本士兵以及伪军丧失斗志，对于后者而言，要劝告他们相信日本几乎已被打败，他们应该考虑在还不是太晚之前赶紧弃暗投明。
有一张在敌占区散发的传单，画了一位阴暗忧郁的女性，正在照顾一个垂死的男人。传单本身似乎代表着汉奸伪政府的一个警告，即有来自日本的传染病，那是由于“许多未被掩埋的轰炸受害者的尸体”已经污染了饮用水。传单的目的是间接地说服在华日本士兵，他们老家的亲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另一张传单针对的是中国的汉奸，画面上显示一把尖刀指向一个正在撤退的人的后背。“拯救你的生命，保护你的家人，”传单上印着这些文字，“八年以来，你为敌人劳作，被敌人奴役。现在敌人要赶回去保护日本本土。敌人会把你留下来吗？不。你是一个危险者。你知道得太多，必须死。……敌人的种种残暴行为，早已在广州福州等地开始了。你还能做什么？马上逃走吧。救你自己的命。”
美国人相信，面临失败的伪军可能比较容易被招募。他们知道，共产党人手中的一些武器不是像其经常声称的那样是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而是向装备良好的伪军行贿买来的。此时，执行“西班牙猎犬”行动的小组被派去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然后开展联合情报行动，以便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伪军可能被争取过来去反对他们的日本主子，此外还有提供情报以及可能的在破坏活动方面的合作。简言之，这实质上是一种针对共同敌人的合作，自1944年年中以来共产党人一直在争取这样的合作。
两天之内，执行“西班牙猎犬”行动的五名成员均被共产党游击队俘虏，并受到高强度审问，然后被带到两位级别很高的共产党政委面前，他们做出决定对其予以无限期扣押。尽管美国抗议，他们还是被扣留了四个月，直到战争结束一个月后的9月才被释放。那时，美国在一些事情上正与共产党合作，比如营救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等，而出现上述敌对行为的原因，正如研究这个事件的一位主要的美国学者所写的那样，是“没有事先通知延安”，因此，延安认为“‘西班牙猎犬’行动肯定是别有用心，妄图组织人民反对共产党”。另一位研究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历史学家写道，早已因赫尔利和魏德迈偏袒国民政府而感到失望的共产党，担心美国尝试与中国傀儡政府军队接触是想要让他们转而反对共产党。
几个月后的8月，因“西班牙猎犬”行动小组成员仍然被扣留并被切断与美国总部的联系，魏德迈将军就他们受到的对待直接向毛泽东提出强烈抗议，毛泽东当时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魏德迈辩称，作为中国战区的指挥官，他有权指挥敌后活动，而且，提前得到也在那里活动的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允许“并非总是可行的”。之前派出过许多这样的任务小组，魏德迈说，当地的指挥官都“认可并接受（美国特工）作为朋友和同事”，接待他们“并给予他们友善的待遇”。
当毛泽东面对魏德迈有关“西班牙猎犬”行动小组成员被捕的质疑时，毛泽东概括了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时所受到的亲切友好的款待，言下之意，共产党没有虐待美国人的政策。他说：“我认为阜平事件是非常不幸的。”但是，给予迪克西使团热情的接待已经是几个月之前的事了，是在赫尔利的谈判破裂之前，是在赫尔利4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召开之前，也是在“美亚事件”爆发之前。有可能毛泽东并没有下令逮捕“西班牙猎犬”行动小组，尽管他没有得到及时的汇报似乎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下令尽快释放被扣留者。看起来同样可能的是，对美国人进入阜平持怀疑态度的八路军指挥官执行的是一个总体命令。1945年6月11日，延安迪克西使团的代理团长威尔伯·j.彼得金向魏德迈报告道：“所有共产党的指挥部都已经得到命令，逮捕、解除武装并扣押所有在任何地方碰到的未获授权的美国人。”
从这层意义上说，“西班牙猎犬”行动小组和迪克西使团成员之间存在着标志性的差异，像雷蒙德·卢登这样的迪克西使团成员可以在共产党游击队陪伴下到敌后视察。这是因为迪克西使团得到了授权，其成员可以由被后来来到中国的来访者称为“看护”的人——即官方导游——陪伴，去他们选定的地方和见他们选定的人。“西班牙猎犬”行动小组则没有这样的“看护”，因此当然是“未获授权的、非法的”。
无论如此对待“西班牙猎犬”行动小组是出于何种原因，此中显示出的敌意和怀疑已成为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前兆。不久之后，经过长达八年的冲突，抗日战争突然结束了。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美国和共产党将不再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敌人的消失会剥夺双方合作的动机，留下的是许多可让其中每一方都把对方视为死敌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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