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躁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叛逆。有不少人以为，这种叛逆是出于个体独立和个性发展的需要，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恰好相反，躁动中的年轻人最缺乏个性，最集体主义，最喜欢跟风和盲从，对自己所追随的明星权威也最为俯首帖耳、亦步亦趋（不过被追随的明星当然很乐意告诉粉丝：你们是在追求个性与独立）；叛逆只是一种摆脱由家庭出身所给定的等级结构的努力，针对的是家长权威，通过叛逆，他们为自己找到新权威，在新的等级结构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完成社会关系的重组。

实际上，躁动青年的集体主义和跟风盲从正是实现躁动之适应性功能的关键所在；尽管人类有了许多社会性，但和蚂蚁蜜蜂相比，基本上还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动物，这一点在其他方面不是问题，可是在战争中却是致命缺陷，面对死亡，所有在其他合作关系中起作用的激励因素都可能失效；如何防止团队成员临阵脱逃，或自私地把危险留给战友，让他们不惧死亡，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这问题在个人主义前提下几乎不可能解决。

但我们祖先似乎找到了办法，或许是经由群选择，人类发展出了一套专门用于战争的心理机制，当它被激活时——或用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haidt）的话说，当头脑中的蜂巢开关（hiveswitch）被打开时，人们会突然进入一种集体狂热状态，变得无私、忘我、积极、团结、不怕死——这些正是躁动青年在集体活动场合（比如演唱会和足球场上）的典型表现，也正是战场上所需要的状态。

上述机制将服务于青春躁动的第二项功能：争夺资源；当所有关键生存资源——土地和畜群——都已被瓜分占有时，年轻人在成家之前必须为自己准备一份产业，如果无法从长辈那里分得——在强父权、有产者多妻多育的条件下，这一希望十分渺茫，就只能自己去拼得一份：抢夺牲畜，为牲畜争抢牧场，若实在凑不齐彩礼，连配偶也要靠抢，此时，在躁动第一阶段中结成的战斗团队就派上了用场。

在东非畜牧社会，盗牛突袭（cattleraiding）极为盛行，年轻人的第一群牲畜大多是靠发动突袭抢来的；一个著名例子是肯尼亚的卡伦津人（kalenjins），他们是全世界最优秀的长跑民族，在过去三十多年中，这个只有四百多万人口的民族赢得了全部世界级长跑比赛中大约40％的奖项；并非巧合的是，他们曾经也是东非最杰出的盗牛者，为了寻找突袭目标，常常连续奔走一百多英里，一旦得手，又要赶着牲畜快速逃离。

对于长老们，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控制驾驭这股由资源竞争压力推动的躁动力量，以免危及自身权威，并破坏群体和谐，毕竟，晚辈的困境部分是他们强化父权的结果；年龄组和成年礼便是被设计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一系列精心安排的震慑性仪式，让年轻人从切肤之痛中感受到长老们所代表的共同体传统与秩序的威严，认清自己在啄序中的位置，以及未来向上爬升的出路所在。

类似成人礼的机制普遍存在于各种需要人为排定啄序的组织机构中，大学里老生仪式性欺负新生，军队中老兵考验新兵，秘密会社的残酷入会仪式，监狱里对新来囚犯的凌虐，往往都是极具羞辱性和虐待性的，排定啄序的用意昭然若揭；极度夸张的闹洞房习俗，或许也是出于类似心理，因为结婚和成年一样，也是社会地位的一次重大晋升。

年龄组制度的妙处在于，它同时解决了这些社会面临的几大组织问题：

1.通过深化年龄段之间的垂直不平等，得以在维持个体间和家族支系间平等的条件下，控制当权集团的规模——这意味着同等规模的当权集团能够管理更大型的社会；

2.通过细分年龄组，并在各组间实行社会分工，从而将每类公共事务上所需要的紧密合作圈子的规模限制在邓巴数之下；

3.通过另辟战士营地并建立军事化集体生活，将战士组升级成了真正的战争团队，为其成员日后成为当权长老时继续保持紧密合作创造了条件；

4.通过强化辈分等级和长老权威，将冲突压力引向外部，由于晚辈在家长去世前无望分到大额家产，不得不在群体外部寻找机会，积极发动袭击，特别是盗牛袭击；

5.让年轻组别承担主要战争任务，使得死亡率分布向低年龄段偏移，从而降低每个晋升环节的竞争压力。

基于这些组织优势，许多非洲畜牧和农牧混业社会建立起了部落和部落联盟一级的政治结构，人数可达数千和数万人，若辅以选举制从而组建更高层次联盟，更可达到数十上百万人的规模。

奥罗莫人于16至19世纪间在埃塞俄比亚建立的嘎达（gadaa）体制或许展示了它的极限能力，这是个三级共同体，其最高层酋长会议鲁巴（luba）由各支系选举产生，任期八年——也就是奥罗莫年龄组的间隔年数，在较低层次上，资深长老组直接实施集体统治；有意思的是，奥罗莫人每过八年招募新战士组时，都要发动一场对外战争，此类战争还专门有个名字叫butta，从1522年到1618年共发动了12场butta，正是这一点最好地揭示了这项制度的功能所在。

年龄组所带来的战斗力，从祖鲁王国的崛起中也可窥见一斑，祖鲁军队的基本作战单位因皮（impi）的前身便是战士组，受所在部落长老和酋长的支配，服务于部落利益；后来，得益于其前辈丁吉斯瓦约（dingiswayo）在数十个部落组成的联盟中所建立的霸权，祖鲁王国的创建者沙卡（shaka）在持续不断的征战中逐渐强化了对这些战士组的控制，最终通过打散部落编制而消除了其部落身份，成为直接服务于祖鲁国王的国家军队。

作为一种军事组织，年龄组的痕迹甚至在罗马军团中也可看到，早期罗马军团的步兵基本作战单位是一个四排阵列，每排由一个120人小队构成20×6的小矩阵，这四排由前至后分别由少年兵（velites）、青年兵（hastati）、壮年兵（principie）和老兵（triarii）组成；如此排阵的结果，无疑也是越年轻的士兵死亡率越高（少年兵或许是例外，他们虽然冲在最前面，但以投掷标枪为主，并不近身接战）。

或许并非巧合的是，罗马（至少在早期）也是实行民主选举的平等社会，而且，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晚期，古拉丁人仍以畜牧为主业，以季节性移牧（transhumance）方式过着半定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