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在搞同一科研项目的问题。两年前马丁提到过：德国、法国、新西兰也有科学家在搞这项研究。西莉亚通过询问，也知道那些国家还在继续搞，虽说进展情况显然不比哈洛研究所强。

但要是哈洛关了门，另外那些科学家中有人忽然取得了突破，作出了哈洛如继续下去本可作出的激动人心的发现，那怎么办呢？如果情况竟然那样，费尔丁-罗思将有何感想？如果是西莉亚建议关闭哈洛的研究所，她自己会有什么感想？——公司的人又会怎样看待她？

因此她盘算来盘算去，总觉得还是按兵不动为好。这里所谓“不动”是建议这研究所继续办下去，指望它会搞出点名堂来。

然而，西莉亚还在左思右想，这样的决定——不如说是不决定——不就是那种“最保险”的办法吗？对！这正是那种“暂不采取行动”、“等着瞧”

的哲学。她曾听到萨姆·霍索恩和文森特·洛德都以此挖苦华盛顿的食品药物局，说是这种哲学就是该局盛行的工作方式。各种想法在脑子里兜了一圈，又回到临出发前萨姆对她的指示上来了：“你要是觉得必须狠心冷酷……就不妨狠心冷酷。”

西莉亚叹了口气。光巴望不碰上这种叫人为难的抉择，这有什么用？事实是，她必须作出抉择。同样重要的是，狠心地作出决策是最高层领导的职责。对这种职责她曾向往过，现在不是有了吗？

但是，协和式客机已在纽约机场着陆，究竟该主张什么，她仍然没有确定下来。

西莉亚向萨姆·霍索恩的汇报后来推迟了一天，因为萨姆的工作日程已排得满满的，到汇报前，她对哈洛的问题已有了坚定而明确的主见。

她在总经理办公室面对萨姆坐下后，萨姆并未浪费时间和她寒暄，开口就说，“你给我的建议准备好了吗？”

问题开门见山，西莉亚凭直觉感到，萨姆显然无心听取细节或背景简介之类的汇报。

“准备好了。”她回答很干脆。“我权衡了一切利弊之后，认为如关闭哈洛的研究所将是一种鼠目寸光的严重错误。此外，马丁的人脑老化研究项目我们应让他继续进行，务必再给他一年，也可能更长一点。”

萨姆点点头，干巴巴地说了声，“好。”

对建议既没有强烈的反应，又没有提出任何问题，这清楚表明西莉亚的建议已被全部接纳。她还觉得萨姆听后如释重负，好像她的答案正是他所希望的。

“我写了报告。”她把四页备忘录放到办公桌上。

萨姆把它扔进文件格里。“这东西我另找时间看，只要有助于应付董事会的提问就行。”

“董事会要让你作难吗？”

“很可能。”萨姆勉强一笑，显得很疲乏。西莉亚觉察，外来的压力使他近来心绪极度紧张。他又说，“不过别担心，我能把这事定下来。你通知过马丁我们要继续办下去吗？”

她摇摇头。“他以为我们要关闭它。”

“这样看来，”萨姆说，“我今天要办的高兴事之一就是写信告诉他，研究所要办下去。谢谢你，西莉亚。”

他的头略微一点，表明接见到此为止。

一星期后，西莉亚的办公室里出现一大束玫瑰花。她打听花的来历时，秘书对她说，“乔丹太太，花束上没有名片，我问过花店，他们说他们接到的电报上说是送给你的。要不要我再问问送花人是谁？”

“不必麻烦了。”西莉亚说，“我想我知道是谁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