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用现在的话来说，萨姆·霍索恩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他的兴趣多而杂，包括室内的和户外的，智力方面的和体育方面的。

他本质上是个有学问的人，尽管用于公务的时间很多，他却始终热爱文学、艺术和音乐，尽可能地使自己不脱节，熟悉情况。在国外大城市，无论工作压力多么大，他也要安排时间逛书店，看画廊，听音乐会。在绘画方面，他爱印象派，喜欢莫奈和毕沙罗。在雕刻方面，他最喜欢的是罗丹。莉莲·霍索恩一次对朋友讲，在巴黎罗丹雕塑馆的花园里，她见过丈夫在“加莱义民”

前一言不发地站了十五分钟，大部分时间里凝视的眼中含着泪。

在音乐方面，他爱好莫扎特。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尽管还称不上十分出色。在他外出旅行时，他喜欢住带钢琴的套间，偶尔弹上一段莫扎特的作品，比如说a大调第十一钢琴奏鸣曲——那深沉而明朗的“行板”，那加快了的“小步舞曲”和最后那欢乐的“土耳其回旋曲”。这样的弹奏可以使他在一天的劳累后仍情绪昂扬。

住带钢琴的套间往往租金很贵，但事实是在这些事情上他自己掏钱。他花得起。萨姆自己很有钱，拥有费尔丁-罗思的大宗股票，这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他母亲去世时他还很年轻。

他母亲姓罗思，萨姆是费尔丁和罗思两个家族中最后一个参与管理公司的人。他事业上的成就并不因为他家庭的关系，这种关系即使有影响也不大，尤其在他接近于最高领导时更不起作用。萨姆达到这一步是他能力强，为人正派。这事实是大家公认的。

在家里，萨姆和莉莲的婚姻美满。两人都宠爱朱丽叶。她已经十五岁了，尽管父母都宠着，孩子显然没被惯坏。

在体育方面，他念大学时是长跑运动员，至今每星期有几天早晨都要跑跑步。他很热中于打网球，打得颇不错，不过他的技巧赶不上他热中的程度。

他在网球场上最拿手的一招是网前的凶狠扣杀，因此是很受欢迎的双打伙伴。

在他所有体育运动和脑力消遣的业余爱好之中，驾于一切之上的是这样的事实：萨姆·霍索恩是个英国迷。

就他记忆所及，他一向喜欢到英国去，他对英国的多数事物——传统、语言、教育、幽默、风格、君主制、伦敦、农村、第一流的汽车等等——都觉得可爱可亲。跟他这最后一项爱好相一致，他拥有一辆罗尔斯-本特利，每天开着这辆华丽的银灰色轿车上班。

另一受萨姆·霍索恩高度评价的就是英伦三岛——不光是英格兰——的科学。正是这信念，使他在当上费尔丁-罗思总经理头几个月时就提出一项大胆的建议。

在送交董事会的一封密信中，他指出了一些令人不快的明显事实。

“在药物的研究和生产上——这是我们的raisond′tre（法语：存在的理由。译者注）——我们公司正处在毫无成就、令人沮丧的时期，这时期拖得过长，现已大大超过我们这一行一般的‘暂时平稳阶段’了。我们的最近一次重大突破是罗特洛霉素，距今已快十五年了。从那以后，与我们竞争的那些厂家已制成几种重要的新药，而我们只有不太重要的新药问世。目前也看不到有惊人发明的前景。

“所有这些对我们公司的声誉和士气都有不良影响，对财政的影响也同样不佳。这就是去年红利减少的原因，从而导致股票价值暴跌，至今我们公司的股票仍不受投资者欢迎。

“我们在内部已开始勒紧裤带，但这还不够。两三年内，如果我们对未来提不出积极而强有力的计划，我们将面临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

萨姆在信里没有提的是，他的因与董事会对抗而被解职的前任总经理兼总裁曾经在领导层奉行一种“任其自流”的政策；大多就由于这种政策，费尔丁-罗思制药公司才落到目前这种可悲的境地。

萨姆没提到这一点，在为他的建议做好准备后，他就说下去了。

“我坚决、恳切地建议，”他写道，“我们在英国设立一个费尔丁-罗思研究所，这研究所由英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来领导。它独立存在，不附属于我们自己在国内的研究活动。”

详细陈述以后，他又说，“我深信，我建议成立的新研究分支将加强我们最关键的才智部门，将使我们公司从速发现我们所迫切需要的重要新药。”

为什么在英国呢？

预见到这疑问，萨姆接着回答。

“多少世纪以来，英国一贯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单就本世纪来说，请想一想英国的几次重大发明。这些发明鲜明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青霉素，电视，现代雷达，飞机的喷气发动机，就只说这四种吧。

“当然，”萨姆指出，“是美国的公司将这些发明向前推进并获得商业上的利润——这要归因于美国人独有的发展与赚钱的能力，这能力往往是英国人所欠缺的。但最初的发明者，就上述四例以及其他例子而言，则是英国人。

“如果你们问我这是什么原因，”他继续写道，“我要说，这是由于英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着基本的、内在的区别。两种教育制度各有其长处。

但英国的特点所导致的那种学术研究方面的好奇心无人匹敌。正是这种好奇心，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拿过来加以利用。”

萨姆详尽地谈到开销问题，然后作结语说，“有人可以反对，认为在我们公司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从事一项花销很大的计划是轻举妄动，毫不明智。的确，设立新的研究所将是沉重的财政负担。但我认为，如果继续任其自流，对将来不采取果敢、积极而强有力的行动，则更为轻举妄动，更为不明智——现在需要的是行动。”

对萨姆·霍索恩这一计划的反对意见来得既快又猛，简直叫人吃惊。

正如某人所说，建议书“刚从复印机上取下”并开始在公司董事们和少数高级管理人员中传阅时，萨姆的电话铃就响了。打电话的人都强烈地反对。

“确实英国人有过科学上的全盛时期，”一位董事反对说，“但如今美国人的成就已大大超过他们，因此，萨姆，你的整个论点是可笑的。”其他人的反对集中在——正如董事会的一个成员以激烈言词表达的——“荒谬而向后看的观点，竟然想把研究中心设在一个衰落、老朽、不再时髦的国家里。”

“人家会以为，”几天以后在吃晚饭时，萨姆向莉莲吐露，“我所建议的是：取消独立宣言，使我们重新回到殖民地状态中去。”

萨姆很快就懂得了一点：公司最高领导人的职位并没给他以全权，没让他能够干他想干的事情；也没把他从公司内部的明争暗斗中解放出来。

公司内部勾心斗角的行家是研究部主任文森特·洛德，他也是最早反对萨姆建议的人。洛德博士一面同意在研究上要花更多的钱，一面把花钱在英国搞研究的想法说成是“天真的”，说萨姆·霍索恩对英国科学的看法是“幼儿园的思想，来源于宣传出来的神话”。

这些异常激烈甚至侮辱性的言词写在给萨姆的信里。而此信的复印件，洛德给了他在董事会里的一个朋友和同伙。萨姆一见到信，火冒三丈，马上离开办公室到研究部主任的天地里去找他。

萨姆踏着研究部光亮的地板，沿着空气经过净化、两侧有玻璃护壁的走廊走去。他想起费尔丁-罗思在科研装备上花掉的千百万美元，事实上没限制过钱数。这些现代化、计算机化、闪亮、偶尔显得很神秘的装备安放在赏心悦目的宽敞实验室里，配有许多穿白大褂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里面工作。

这里体现了有探索精神的科学家梦寐以求的东西，但却为任何一家大医药公司所必备。为研制新药，花钱几乎从不吝惜。只有像现在这种特殊情况的花销，才偶尔成为有争议的问题。

洛德正在他那镶护壁板的、摆满书的、光线明亮的办公室里。门正开着，萨姆·霍索恩径直走了进去，随便地跟门外的女秘书点了一下头；秘书刚要不让他进去——忽然认出是谁，就改变了主意。洛德博士衬衫外面罩着白大褂，此刻正坐在办公桌旁，像通常那样皱着眉头看文章。他吃惊地抬眼一看，从那无边眼镜后面，一双黑眼珠瞪着，那苦行僧似的脸上显出对这没通报的打搅颇不满意。

萨姆手里拿着洛德的信，他把信放到桌上，明确地说，“我是来谈这件事的。”

研究部主任半心半意地作出一副想站起来的样子，但萨姆挥手叫他坐下。“不是正式谈话，文森特，”萨姆说。“随便聊聊，我们面对面，直截了当地谈一谈。”

洛德溜了一眼桌上的信，由于近视就凑前了一下以证实确实是他的信。

“你不喜欢那里面的什么？”

“内容和语气。”

“还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