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疹说明他对青霉素过敏；他再也不能用这种药了，因为将来的副作用也许很厉害，甚至危及生命。汤森大夫在病人的病历上画了红星，鲜明地记下了这一条。

从那以后，怀拉齐克才知道他对青霉素过敏。

第二次，怀拉齐克因为生了小病又到诊所来。诺亚·汤森不在，安德鲁给他看了病。看病历时，安德鲁注意到禁用青霉素这点。那一次这条用不着，因为安德鲁没有开药。

那一次——这是在大约一年半以前——是安德鲁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怀拉齐克。

怀拉齐克按诺亚·汤森的吩咐去圣比德医院后，被安置在一间已有三个病人的病房里。很快一个写病史的实习医生来给他做正常的病情检查。这是例行公事。实习医生提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对什么药过敏？”怀拉齐克回答，“嗯——我对青霉素过敏。”问题和回答都记在病人的医院档案上。

汤森大夫信守诺言，后来是到医院去看怀拉齐克的。但在去的之前，他打电话到圣比德医院，吩咐给病人用红霉素。实习医生照着做了。既然对大多数病人来讲，用青霉素治疗肺炎是正常的，那么，似乎汤森已经看到病历上的过敏禁忌，或是他记得这点——或许他既记得也看到了。

那天汤森到医院看怀拉齐克时，照理他会——或者说应该——看到实习医生的记录，从而再一次得到提醒：病人对青霉素过敏。

病人自己的背景也和后来发生的，或者说该发生而未发生的事情有关联。

库尔特·怀拉齐克是个温和而安分的人，既未结婚也没有好朋友。他是运输公司的职员，一个人住，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个“孤独的人”。他住院后没人来探望。怀拉齐克生在美国；父母是波兰移民。母亲已去世，父亲在堪萨斯一个小城和库尔特的未婚姐姐住在一起。他们是库尔特·怀拉齐克在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亲人。但是他生病住在圣比德医院的事，他没有通知他们。

情况就这样维持到怀拉齐克住院的第二天。

次日晚上八点钟左右，汤森大夫又来看他。在这一点上，安德鲁又和这事有间接的关系。

近来，诺亚·汤森到医院来查房的钟点很古怪。事后安德鲁和别人推想，他这样做也许是避免白天遇上共事的医生，要不就是由于麻醉药的作用使他迷迷糊糊。那天晚上恰巧安德鲁也在医院里，他是从家里被叫来处理紧急情况的。安德鲁正要离去时，汤森来到医院，他们交谈了几句。

安德鲁从诺亚·汤森的举止和言谈中，马上觉察到这位老医生正处于麻醉药的影响之下，看来这药还刚服下不久。安德鲁犹豫了一下，但既然长时间以来已习惯于这种情况，他就认为不会发生事故，因此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后来，安德鲁为这一疏忽苦苦地责备自己。

安德鲁驱车离去后，汤森乘电梯到了病房，查看了好几个病人。年轻的怀拉齐克是其中的最后一个。

当时汤森脑子里想些什么可只能猜测了。只知道怀拉齐克那时的情况虽不紧急，但病情稍稍重了一些，体温升高，呼吸困难。看来，汤森在迷迷糊糊的状况下，很可能认定早先开的药没见效，应该换一种药。于是他写下新的医嘱，离开怀拉齐克，亲自把医嘱送到护士值班室去。

新医嘱是每隔六小时注射六十万单位青霉素，肌内注射，立即打第一针。

由于一个老护士生病没来，值夜班的只是一个新来的年轻护士。她当时也很忙，既在汤森大夫的医嘱上看不出什么异样，她就立即去执行。她先前没看过，当时也没去查看病人病历表上记的东西；因此她不知道此人因过敏而禁用青霉素。

护士来到时，怀拉齐克本人既在发烧又昏昏欲睡，没有问给他注射的是什么，护士也没有主动给他讲。注射完毕，护士就离开了怀拉齐克的病房。

以后发生的事一部分得靠推测，另一部分则根据同病房一位病人提供的情况。

根据已知的青霉素反应，怀拉齐克打针后不一会儿就会感到异常恐惧，浑身发痒，皮肤变得火红。紧接着很快他就会因过敏反应而惊厥，脸、眼、嘴、舌和喉迅速肿胀变形，同时发出窒息、喘气以及从胸腔发出的其他临死前的异常声音。最为严重的是喉咙肿胀，这就堵住了空气进入肺部的通道，不能呼吸，紧接着——在痛苦和恐惧之后，总算老天开恩——是失去知觉，然后是死亡。全过程只有五分钟或可能稍长一些。

如果采取抢救措施，那就需要注射大量的肾上腺素并立即切开气管——在颈部把气管切开——使空气进入肺部。但并没有及时叫人，等医护人员赶到时已经太晚了。

看到邻床病人翻滚挣扎、听到他窒息的声音，房间里的另一个病人赶紧按铃把护士叫回来。但等她赶来时，未得到任何抢救的库尔特·怀拉齐克已经一命呜呼了。

护士马上大喊住院医生的名字。她也喊汤森大夫，指望他还在医院里。

他果然还在，而且比住院医生先到。

汤森接手后，他那些所作所为的原因又只能凭猜测了。

最可能的情况是，尽管他还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却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凭意志的力量，他理清了思路，开始其本来可以成功的掩盖手法——

只要后来安德鲁不插手的话。他当时一定清楚，护士并不知道病人对青霉素过敏。同时，只要特别走运，可据以定罪的两件事——早先病历表上关于过敏的记载和他让打的青霉素——人们或许不会去联系起来。因此，如果他能把死亡说成是出于自然原因，也许就不会有人去注意真正的死因。还有一点是汤森不会不注意的：库尔特·怀拉齐克没有好朋友，看来不会有人来刨根究底地询问死因。

“可怜的小伙子！”汤森对护士说。“他的心脏受不住了。我本来就担心可能出事。你知道，他有心脏病。”

“是的，大夫。”年轻的护士顿时放了心，因为她没有为任何事受到责备。汤森是给人印象很深的有经验的权威，他说的话护士毫不怀疑，住院医生也是一样毫不怀疑。他被叫来以后，看到有人在现场处理；既然无需他帮忙，他也就去干别的事了。

汤森叹了口气，对护士说，“死了个病人后，我们得做一些事情。年轻的女士，你我两人一起来干吧。”

事情之一就是填写死亡证明书，诺亚填的死因是“肺炎继发急性心力衰竭”。

星期四上午，安德鲁偶然听说库尔特·怀拉齐克去世的消息。

走过诊所接待室时——这接待室由他、汤森和阿伦斯共用——他听到接替离职的维奥莱特·帕森斯的接待护士佩吉在打电话，说是“汤森大夫的病人昨晚死了。”过了一会儿，安德鲁碰到汤森，同情地说，“听说你失去一位病人。”

长者点点头。“挺惨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有一次你替我给他看的病。

叫怀拉齐克。他肺炎很厉害，心脏又弱。他心力衰竭而死。我本来就担心可能这样。”

安德鲁或许不会再想这事的；一个病人死了，当然很遗憾，但这种事并不少见。可汤森的态度有点尴尬，使安德鲁隐隐感到不安。大约一小时以后，汤森离开诊所了。安德鲁的不安促使他抽出怀拉齐克的病历档案查看。对，安德鲁现在记起病人的模样了，而且在查看时他注意到两点。一是有青霉素过敏的标记，这点看来并不重要。另一点是病历上没提到有心脏病，这倒有些蹊跷。

安德鲁这时还是不太在意，只是感到奇怪，他决定当天到医院去的时候，谨慎地打听一下怀拉齐克死的情况。

那天下午，他来到圣比德医院的病历档案室。在怀拉齐克死后，他的病历以及其他文件都从病房转到那里了。

安德鲁先看病历上的最后一条——由汤森大夫记下的死亡原因——然后依次往前看。几乎马上映入他眼帘的，就是汤森亲笔写的医嘱——注射六十万单位青霉素，这对安德鲁说来简直是晴天霹雳。同样使他希望破灭的是：

护士已作了此针已打的标记。而根据顺序来看，打这一针的时间就在怀拉齐克死亡前一会儿。

安德鲁看着病历上的其他部分——包括实习医生记下的青霉素过敏以及早先用红霉素的医嘱——看得他茫然不知所措。当他把病历还给档案室的保管人员时，他的手在发抖，他的心怦怦直跳。

两个问题猛地跳了出来。怎么办？再到哪里去呢？

安德鲁到太平间去看怀拉齐克的尸体。

死者的脸部表情平静，眼睛是闭上的。除了皮肤略带青紫色（这也可以由其他原因引起），没有任何露出马脚的过敏反应性惊厥的痕迹。这时，安德鲁已确信：正是这种反应使这年轻人白白死掉。

他问陪伴他的太平间管理人员，“有没有吩咐做尸体剖检？”

“没有，先生。”这人又说，“死者有个姐姐应该从堪萨斯来。她来了以后尸体就火化。”

安德鲁的思想一片混乱。想起他早先在院长跟前的那番经历，他还是拿不定主意下一步该怎么办。显然必须做点什么，但做啥呢？他是否该提醒说，得做尸体剖检呢？有一点安德鲁是有把握的：剖检会证明决非心脏病致死。

但即使不剖检，病人病历上的记载就是定罪的确证。

现在已是傍晚，医院里大多数管事的人都回家了，除了等到第二天再说，别无选择余地。

整个夜晚，西莉亚睡在他身旁，一点儿也不知道丈夫的心事。各种行动步骤在他脑中翻来覆去，使他睡不着。他应该到医院里去把他所知道的都告诉同事们吗？如果他找医院外的有关当局谈，是不是更能确保公正处理呢？

他该不该先找诺亚·汤森，听听诺亚的解释呢？不过安德鲁接着就意识到这样做没有用，因为诺亚的品德明显地变了，比表面看得见的变化甚至更严重——这是多年以来服用麻醉药的恶果。

安德鲁一度了解、尊敬、有时深爱过的诺亚本是正直、高尚的人。他对伦理、医德非常重视，因此，他决不宽恕他自己或旁人由于疏忽而犯下可怕的医疗错误，后来巧辞掩饰，就像他最近表现的那样。从前的诺亚·汤森会勇敢地站出来，承认错误，并承担一切后果，不管这后果多么严重。不行，两人私下相见不解决任何问题。

安德鲁最难受的是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和深沉的悲哀。

最后，疲惫不堪的安德鲁下了决心，只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告诉院内的人。

如果需要采取对外的其他行动，这决心得由医院其他的人来下。第二天上午，他在诊所里从容地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写成详细的总结。然后，他在午前不久来到圣比德医院与院长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