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轻吗？”萨麦菲尔德一面琢磨着，一面问。

“哎，相当年轻。三十一、二岁，我想。”

“他想做美术主任吗？他在哪儿？”

“他在《世界日报》馆。我知道他想离开那儿。我去年听见你说你要找一个人；我想你或许会对这个人感觉兴趣。”

“他在《世界日报》做些什么？”

“他生过病，据我知道，新近刚复原。”

萨麦菲尔德觉得这个解释听起来是够诚恳的。

“他姓什么？”他问。

“威特拉，尤金-威特拉。几年前，他在这儿的一家画廊里举行过一次展览。”

“我有点儿怕这些真正有修养的艺术家，”萨麦菲尔德游移地说。“他们通常对他们的艺术目空一切，所以我跟他们合不大来。我得要一个对我的工作具有确切、实际意识的人。一个不是普通混蛋的人。他得是个挺好的经理——一个挺好的行政人员，单有绘画才干是不成的——虽然他也得有那个，至少瞧见的时候懂得。如果你认识这家伙，你可以叫他哪天来一趟。我瞧瞧他倒没有关系。可能我不久就需要人。我正想要作点儿调动。”

“如果我见着他，我就叫他来，”培克耳淡漠地说，把这件事放在一边。可是，萨麦菲尔德因为某种心理上的原因，对这个姓名倒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哪儿听说过它？明明在哪儿。或许他最好先打听一下他的底细。

“如果你叫他来，你最好给他一封介绍信，”在培兹没有把这件事忘掉之前，萨麦菲尔德很周到地加上一句。“那么多人要来见我，我或许会忘啦。”

培克耳立刻知道萨麦菲尔德希望见见威特拉了。那天下午，他向速记员口授了一封信，把它寄给尤金。

“我觉得萨麦菲尔德先生显然打算见见你，”他写着。“你最好去见他一趟，如果你高兴的话。把这封信交上去。培克耳-培兹谨启。”

尤金带着惊讶的心情和一种对即将到来的事情的预感，望着这封信。命运正在替他把这个安排好。他要得到这个位置了。人生多么奇怪啊！这儿，他在《世界日报》馆工作，一星期拿五十块，突然一个美术主任的职位——一个他想了多年的职位——不知打哪儿落到他面前来啦！他打算打个电话给丹尼尔-萨麦菲尔德先生，说培克耳-培兹先生给了他一封信，问他什么时候可以见他。随后，他又决定不浪费时间，不打电话就直接去递那封信。下午三点钟，他取得本尼狄克特的同意，在三点到五点之间离开办事处；三点三十分，他到了萨麦菲尔德广告公司总办事处的接待室里，急煎煎地等待允许，好走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