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今天他又改变了主意。
中午，他与高伯年分手时，发现高伯年阴沉着脸，立刻猜想出高伯年的心情一定与他的讲话有关。他预料到高伯年会对自己没有按他的意见修改讲稿不满。他违背了高伯年的意见，是因为他考虑到在这些认识上，他们难以短时间取得一致。环线工程是伟大的，对城市的长远发展，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他必须对历史负责，对工程的建设者们负责。他了解高伯年的脾气，如果今天他去参加高婕的喜宴，两个人难免要有一场争论，这会影响婚礼的喜庆气氛。后来，他了解到高家不止向他一个人发出了邀请，而是几乎向所有的市部委级以上的干部发出了邀请。一个女儿的婚礼，参加的范围够得上一次常委扩大会。他对高伯年有些不满了，目前市里这么多事情需要研究解决，市委书记却饶有兴致地花费这么大的精力、财力，兴师动众地为女儿办婚事。
然而最终使他决定不去参加高婕的婚礼的直接因素，是由于柳若晨。
就在下午几位市长准备分头慰问的时候，柳若晨将一个厚厚的信封交给他。
阎鸿唤打开信。一行清秀的钢笔字映入眼帘：辞职报告。他没继续往下看，急忙翻到最后一页，下端签的是“柳若晨”三个字。
“为什么？”阎鸿唤对柳若晨的举动感到吃惊和不解。
“我的报告里写清楚了。”柳若晨扶扶眼镜。
“如果我不同意呢？”
“这样做没有任何道理。一个人当选由不得自己，难道不想再干了，想辞职也由不得自己，非得别人同意吗？”
“这不奇怪。即使在西方，一个政府高级官员要辞职，也要经过总统接受才行。”
“可我们是中国，我不想跟任何国家比。我的报告一式两份，另两份已寄送市委组织部和市人代会，我希望组织允许我有我个人的意愿，尊重我的意见，尊重我的尊严和名誉。”
我们是中国？阎鸿唤一直回味着柳若晨的这句话。在中国应该怎样？或许中国的一个市长太少遇到这样的情况，因而也太缺乏处理这类情况的经验。在当今中国，干部问题上最棘手的是一些应该离开职位的却无法让他离开，到了离职年龄的，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将他“买”开。中国是个“官”的观念浓重的国度，官和民都被心头这个沉重的观念压得喘不过气来。职务连接着权力，权力连接着地位，地位连接着许许多多的东西。很多人为了取得和保持住这个地位，不惜一切手段，甚至丧失了人格上的尊严。柳若晨却主动要求辞去职务，放弃这个“官”位。
在下去慰问的路上，阎鸿唤坐在小车里看了一遍柳若晨的报告，他似乎对柳若晨的真诚有了一些理解。
怎么办？不接受柳若晨的辞职，也许表明了对一个人工作成绩的肯定。在自己的副手里，柳若晨是最弱的，以致自己不得不常常偏重或取代他的工作。但柳若晨是尽心尽力的。在城市规划方面，有他的贡献；环线工程有他的心血，拆迁工作他挂的帅，工程设计他是主管。今天的成就有柳副市长一份功劳。如果他不辞职，完全可以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干下去，即使能力难以支撑，也会自然安排到职位相等的其他岗位。但柳若晨希望的是彻底辞去一切职务，离开这个令他感到困难的“官”位，回到他的研究室，干他热衷而又得心应手的专业。
接受柳若晨的辞职，也许表明了对他的尊重。一个人应该有选择自己位置的权力。柳若晨是理智的，他最了解自己的长处与短处。但柳若晨的辞职会得到人们的理解吗？又有多少人相信，柳若晨是完全出自对自己的尊重，才去辞职的呢？人都想具有尊严，但人是否又都能理解什么叫尊严？
阎鸿唤决定不参加高婕的婚礼，他要和柳若晨推心置腹地谈一谈。
柳若晨为两个酒杯斟满了酒，轻轻地端起酒杯。他不会喝酒，但这已是第二次与徐力里喝酒了。那一次是徐力里为他斟了一杯酒，今天，他要敬自己的妻子一杯。
今天是妻子设计的光明立交桥落成的日子，他为她骄傲。
在上午的通车典礼仪式上，他望着桥两侧和桥下欢呼、雀跃、兴高采烈的人群，恍惚中，他觉得徐力里就在那人群中，向着他在笑，向着大桥在笑。她在人群中时隐时现把欢乐播散在人们的心头。他知道这是一种幻觉。思念让他把世界上所有的喜色都看作妻子的笑脸。但他沉湎在幻觉中，他多么希望这是真的。他的心在呼唤，呼唤着天边，呼唤着云端，呼唤着春风，呼唤着妻子的名字，让她能随着轻风，驾着白云，从天上飘落。
他端起酒杯，与徐力里的酒杯轻轻地碰了一下，一饮而尽。白葡萄酒喝到嘴里甜滋滋的，落到肚里暖烘烘的。他把空杯放到徐力里的位置上，然后又拿起她的酒杯。力里，我替你喝了这一杯。
一个人活一辈子能够给世界留下点什么不容易，可你留下了，留下了这座百年不朽的桥。你的生命比起我，比起许多的人都要长。
柳若晨在心里与妻子交谈。
我也快要轻松了，归回自己的原位。我的这个念头早就有了，还征求过你的意见，那是我第一次想跟你谈点什么的时候。
我羡慕你，你一直在自己热衷的位置上，而我却阴差阳错错了位。现在，我要和你一样，做个普普通通的技术人员，我的位置不应该在政府的大楼，而在我的研究室里。
你会赞成我的选择的，对吗？
这几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生活过来的。说不清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只能说，很多事情我都在努力地做，又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力所能及的，没人帮助，我一件事也干不成……
柳若晨向徐力里述说着，他相信世界上只有徐力里能够理解他，理解他这种得以解脱的轻松。
有一次阎鸿唤在市长办公会上讲起干部问题。
“我们有八种不同属性的干部。有属千里马的，干起工作有冲劲，一往无前；有属牛的，任劳任怨，踏踏实实，肯卖力，有韧劲，但难免有个犟脾气；有属虎的，干事情有胆量，有信心，思想不受约束，干起工作能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就是往往容易冲动，伤害同志的感情；有属猪的，不干工作，得过且过，思想懒惰，不求进取，热衷于吃吃喝喝；有属狗的，专擅讨好领导，爱好打小报告，动不动就咬人整人；有属鸡的，只会唱高调，干实事又没多大本事；有属绵羊的，胆小怕事，没有一点斗争精神，见矛盾就害怕，遇到风险，躲到一边儿去了。还有一种属蛇的，油滑得很，满肚子坏水，到处出溜，让人捉摸不着。我们用人，多启用马、牛、虎，不用那些狗、羊、蛇、猪、鸡。”
柳若晨听着，暗自给自己对了对号。他究竟属什么？八种人里没有他。
一次单独的机会，他问阎鸿唤：“你看我属哪一类？”
“界乎牛、羊之间。”阎鸿唤像早就替他分析过似的，顺口答道。
“不对，我属龙。”
“属龙？……”阎鸿唤显然为他的狂妄和自不量力的回答感到吃惊。
力里，你相信我会这样说的吗？这种回答或许有些英雄气概，但你也许会和阎鸿唤一样嘲笑我，没有自知之明。其实，对于副市长的“官”位，我确实属龙。龙，徒有虚名，而无其实。
我何尝不想回到实实在在的专业上，干一番我实实在在能干的事业。但我却一直在犹豫。环线工程要上马了，我担心那时辞职，会让人以为我是有意逃避，戴了四年乌纱帽，刚给副担子挑，就溜了。拆迁工作完成后，我卸了总指挥的职，又想提。但想到你，我决定继续再干下去，由我主管设计工作，对你会有帮助。设计完成后，本该辞职了，可我的犹豫又加重了。我担心流言蜚语的包围。当一个正当、合理的意愿违反了人们常规心理时，人们就会用种种猜测去解释它，不惜亵渎人的名誉。你要知道，你和鸿唤那段往事，不再是无人知晓的秘密，你要知道我的弟弟犯了罪。我现在辞职，人会怎么想？会说我的辞职是由于阎鸿唤的排挤造成的，把它说成两个情敌合不来。会说我可能与若明的案子有牵连，或者有其他不便公开的错误，辞职不过是为了自己的体面……我有些怕，我了解生活在我周围，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人们。
但这样继续下去，我又不堪忍受。一个老同学见了我，“若晨，你现在仕途不错么。当了官，别光顾自己往上爬，把我们这些老九给忘了，现在连见上一面都不容易。”
虽然是玩笑话，但我常常听到，一次次地触伤着我，我为什么要走这条不适合我，而我又不热衷的仕途呢？四年中，老同学们，包括我原来的助手，各自在专业上有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我呢？两手空空，无颜以对。
昨天，我站在阳台上，望着光明桥，想了很久。是你，让我彻悟，人该怎样生活，才能使自己的生命充实。一个人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那么人还有什么尊严？君子坦荡荡，又何惧流言蜚语。
力里，辞职报告，今天，终于交了。我就要开始了和你一样的生活。不，应该说和你在一起，开始同样的生活。
我会让你看到，柳若晨在自己应站的岗位上，他也是一个伟丈夫。
阎鸿唤让司机把汽车在离光明桥附近的地方停下来，附近有一条小街，那里有一个农贸市场。
“我们下去买些菜，我们今天不能空着手去。”阎鸿唤对妻子说。
“你坐在车里吧，我自己去。”任素娟觉得这是自己的事情，丈夫是从来不过问的。
“我和你一起去，我也想遛一遛。”阎鸿唤跟随妻子下了车。
农贸市场上许多货架已经空了，天色已晚，许多小贩已经收摊，只有一些剩货不多的卖主还在耐心地等待买主来临。
“这鸡蛋多少钱一斤？”任素娟问一个卖鸡蛋的农民。
“便宜了，一块七，您瞧瞧这个个儿。”卖主对买主炫耀着，边说边拿起秤，好像买卖已经成交。
阎鸿唤拿起个鸡蛋，举起来，然后仰起脸，眯起一只眼，想看看鸡蛋是否透亮。他记得过去挑鸡蛋时都要这样照一照。
“别出洋相了，你看看还有没有太阳？”任素娟看见丈夫的傻样子，心里发笑。
他这才意识到太阳早已落下了，现在已到了傍晚，他自嘲地笑了。
“这么晚了，还不收摊？你是哪个郊区的？”
“西郊的，就剩这么点鸡蛋了，卖完了再回去，我要早早收了摊，您哪儿吃鸡蛋去。包了吧，也就四五斤。”
“再便宜点。”阎鸿唤说。
“老哥，今儿一白天，我都按一块八卖的，要不是想早点回家，我才不卖一块七呢。”卖主煞有介事地以攻为守。
“一块六，怎么样？按这个价，我全包。”阎鸿唤饶有兴致地讨着价。
卖蛋的人做出一副发狠的样子：“好吧，就这么办，赔就赔了，图个干净利索。”
卖蛋人见他们没有家什，便去找了一只空纸盒儿，热情地为他们装好。
“给我点钱，我先去那边转转，一会儿就来。”阎鸿唤对妻子说。
他很有兴趣地在农贸市场转来转去，突然觉得这里是那么新鲜，过去自己熟悉的那种生活似乎又回到了他身边。他到这里视察过市场情况和物价，但每次都是前呼后拥，交谈的双方是拘谨的。自从当了市长，他就再没有亲自买过东西。这种采买的烦恼与乐趣，在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在商品社会里，一个人没机会与商品直接打交道，不能不说也是个小小的遗憾。
他们拿着买好的鸡蛋、鱼和一些蔬菜回到汽车旁。
“那就是光明立交桥吧？”任素娟问丈夫。
“对。”
“我想到上面看一看。”
“好，我陪你参观参观。”阎鸿唤让司机和保姆先到柳若晨家里去，他则与妻子一起漫步走上大桥。
紧紧靠着丈夫的肩头，任素娟感到由衷的满足。这样与丈夫在街上并肩漫步，对她简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她爱他，为丈夫工作中的第一个进展而欢欣，为他每一个成功而自豪。最近几年，她的生活中仿佛失去一些东西，一些对于她十分宝贵的东西。当她每天晚上孤独地等待丈夫回家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愈加强烈。晚上夫妻间的倾心交谈，深情的温存；节假日一起做顿可口饭菜，欢聚一桌，或到哪儿去逛逛，这些，在别人家里最平常的事对于她，却都已是遥远的过去。
现在，这几年的缺憾，似乎一下子就得到了补偿。她多么希望丈夫能永远这样，她需要的是丈夫而不是市长。
“你怎么不说话？”她见丈夫沉思不语。
“我在欣赏这座桥。”
“你看了无数次了，还没有看够？”
“对这座桥，永远也看不够。它不仅仅是座桥，这座桥上发生了多少让人难以忘怀的事，体现了我们多少民族的精神。桥建成了，人们仍需要一次次地去认识它，才能感受到它强大的承受力和凝聚力。”
任素娟没有再说什么。作为妻子，她了解丈夫对光明桥的那种特殊情感。
阎鸿唤此时，思绪万千。上午，他站在这儿讲话，注意力全在自己的讲话效果和群众情绪上。现在，他的思想纵横交错，他想到了徐力里，她给她的城市留下了一个长久的纪念物，也给他留下了一个无法追悔的遗憾和永久的思念；他想到了那年轻的二公司经理杨建华和那位抱病坚持在工地的老队长；甚至想到了那个跪倒在众人面前请求宽恕的陈宝柱……一个个建设者的身影从他眼前掠过。这里，曾经是沸腾的，充满着豪迈气概和忘我献身精神的工地，此刻，却显得那样宁静和开阔……
他的思绪又飞到了下一个更艰巨的工程，环郊路的建设上。今天通车典礼上群众表现出的兴奋高昂的情绪，使他看到了人们渴望城市变化的心情。道路改造工程是民心所向。这更坚定了他的决心。不能停留，一鼓作气，靠群众这股子士气，再奏一曲雄浑的都市交响乐。
阎鸿唤陪着妻子默默地在桥上散步，从东走到西，从南转到北。
“你觉得这桥怎么样？”走下桥来，阎鸿唤问妻子。
任素娟脸烧红了，她发现自己竟什么也没看到。她看不到桥上一辆辆汽车驶过，听不到傍晚四周传来的人语喧哗，她沉浸在自己的王国里，只感到四周一片寂静，鸟语花香。和丈夫在一起散步的幸福使她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鸿唤，我真想让时间永远停留在今天。”
阎鸿唤望着妻子的脸，她的脸由于兴奋而红润，一种满足愉快的光芒在她的双眸中闪烁。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端详自己的妻子了。她老了，发际已出现了银色。他禁不住伸手为她绾了一下发丝。他给予妻子的太少了。他只顾把自己奉献给了这座城市，却没注意妻子为他所做出的奉献。
“别说傻话了。今天，谁也留不住。”他轻轻挽住妻子的胳膊，“我们还是多想想明天吧。”
今天，古人为什么把“今”和“金”读成同音，也许就是因为今天最宝贵。
今天，是历史与未来的交叉点。面对今天，人必须要对历史负责，也必须对未来负责。阎鸿唤觉得自己每天都站在这个交叉点上，他要对明天无愧，让今天充实，又要走向明天。
不是结局的尾声
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徐克要回北京了。高伯年、阎鸿唤、柳若晨三个人一直把他送到了光明立交桥上。他坚持要再看一看女儿设计的这座大桥，并且由这里启程。
徐援朝的判决书是前天下来的，他被判了有期徒刑十五年，柳若明判了七年，罗晓维判了三年。
徐克疼爱儿子，但他这次来，没有找任何人，也没要求司法部门在处理儿子问题时给予照顾。
但谁又能肯定，这个市委书记极为关注，涉及到许多领导人子弟的重大案子，法院在量刑时没有掺进诸多因素？
十五年，徐克算了算，那时援朝已经五十岁。他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再过两个月，他就要彻底离休。老人对自己离休后的晚年有过种种设想，或回来，和女儿住在一起，或把儿子调到北京自己身边。现在，这两个设想全落空了。他带着女儿给他的骄傲和儿子给他的耻辱，离开这里。在这里，他生活、工作了三十五个春秋，如果叶落归根的话，这里应该是他的“根”。
昨天，他到监狱里去探望儿子。他受到了特殊的照顾，让他们父子单独呆了两个小时。
他只问了儿子一句话：“为什么要犯罪？”
“为了多弄点钱。”
儿子简洁而坦白的回答，使徐克感到一种剧烈的震颤。这就是自己的后代。钱，如果为了钱，他这个巨富的儿子完全可以不去参加革命，坐等就能继承万贯家财。但他视金钱为粪土，为了追求真理，他加入到穷人的队伍，被敌人关进了监狱。他革了一辈子命，为了自己的信仰奋斗到现在，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竟是为了钱，而沦为一名罪犯，关进了自己的监狱。
“若晨，”徐克握住柳若晨的手，“以后替我多去看看援朝……”
柳若晨点点头。
徐克的车离开了光明桥。
送走了徐克，三个人对视了一下，似乎各自都有无限的感慨。高伯年默默地向自己的汽车走去。
“老高，今天我们谈谈好吗？”阎鸿唤赶上前去。这些天，他一直想找高伯年推心置腹地谈谈。
“好吧。到我家谈吧。”高伯年想到徐克的劝说，允诺了。既然阎鸿唤主动要谈，那么就谈吧。但他对此次谈话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他不准备在原则问题上让步，而阎鸿唤也不会轻易认识错误。
柳若晨什么也没说，坐进自己的汽车，走了。明天市委党委才讨论他的辞职报告，人大常委会则得等市委常委会讨论之后。他现在不想再与任何人谈话，该谈的都谈了，今天有一件重要事情等着他。
阎鸿唤坐进了高伯年的汽车。汽车刚刚启动，阎鸿唤突然发现了一张非常熟悉的脸，这正是他想在通车典礼上想见而没见到的杨建华。他立刻叫司机停住车，推开车门走出去。
杨建华背着小蒙蒙，肖玲搀扶着杨元珍正东瞧西望，指指画画地一路走过来。
“杨建华同志。”阎鸿唤在车前迎住他们，伸出手。
“市长！”杨建华在这儿与市长不期而遇，十分兴奋，他一只手托住背后的儿子，另一只手紧紧握住市长的手。
“杨建华”三个字引起车内高伯年的注意。他从没见过杨建华，但他猜测这个人就是被撤职的市政二公司经理。看到阎鸿唤热情的样子和杨建华的激动神情，他立刻感觉到，今天与阎鸿唤的谈话是徒劳的。他想让司机把车开走，但一瞬间，他又觉得这个人很面熟。杨建华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尖滑相，相反，这个小伙子长得很英俊，纯朴，眉眼和脸庞好像一个人，像谁？像大儿子高原，从体形到面貌都十分相像，一种奇特的联想又让他注意到了站在杨建华身后的老太太。倏地，他的心仿佛被电击了一下，禁不住地颤抖了———那张脸更为熟悉。记忆中，前妻的形象又在他脑中复苏了。难道真是他们母子？他不敢相信。
几十年寻子的惆怅，几十年怀旧的伤感，顷刻都聚集在一起，涌上他的心头。
他走下汽车，缓缓朝他们走去。
他发现对方也在愣愣地看着他。
“我是高伯年。”高伯年介绍着自己，注意观察着对方的面部表情。
老太太木然地把目光移向她的儿子。
“知道您，市委书记。”杨建华十分平淡地回答。
高伯年继续盯住杨元珍：“您贵姓？”
“我姓刘。”
“老家是平山县的？”高伯年听她的话音正是自己家乡的口音。
“保定城里的，没到过乡下。”
不对，全不对。高伯年失望地坐回车内。世界上相像的人很多，是自己思念儿子心太重了，他们母子怎么会来到这里？然而他们母子过于平淡的神情又不能不叫他生疑。
阎鸿唤也回到车里：“老高，怎么回事？”
“认错人了。”高伯年叹了一口气。
汽车开走了。
杨元珍昏倒在肖玲的怀里，她为了克制住自己，用尽了平生的气力。
“妈、妈！”建华叫着母亲。
杨元珍睁开眼，握住儿子的手。
“建华，他还是想找咱们的……”杨元珍望着儿子，“可妈还是按你的话做了，你不后悔吧？”
“不，不后悔。”建华扶住母亲，“过去咱们靠自己，今后还靠自己。”
“你呢？”杨元珍望着肖玲。
“妈，您真好。”肖玲把杨元珍的手紧贴在面颊上。
就在这个上午，一辆红色的出租车从飞机场一直开到光明桥下。
一个服饰考究，身材修长的女人走下车来。
五年前，柳若菲离开这里，远渡重洋，去异邦安身。为什么，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她只觉得一夜之间，一个封闭的世界突然打开了。海外关系不再是耻辱，它变成了可以肆意向人们炫耀的资本，移居海外成为多少人渴望的目标。她对这突变感到惶惑，又感到陶醉。她心里产生一种强烈的欲念，她希望看到那些给了她歧视和羞耻的人都嫉妒得眼睛发红。然而，丈夫并不希图她为他打开的世界。为了满足自己这种不可抑制的对人世的报复心理，为了走出那间狭小的天地，她离开了自己的家，自己的丈夫和儿子。
海外生活没有让她失望。在那儿，她有了草坪、别墅、汽车，还有了白人黑人朋友，但当这一切新奇之感过去之后，她忽然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她愈来愈感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和单调。年老的伯父伯母，或长或短与她同居的男人，都填充不了她内心那个越来越大的空洞。她无法将自己融化在那个陌生的国度，融进那些陌生的人群。那里，人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而她，却像飘离在半空之中……她开始思念自己远在祖国的亲人，甚至思念起内蒙草原弱畜点土坯房里的炉火，以及普店街那低矮潮湿的小屋……
这种思念化成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将她从海外牵回了这块生她养她的土地。
她给哥哥打了电报，要他去接她。但她没见到哥哥，便叫了一辆出租车。
“去哪儿？”司机问她。
“普店街。”她脱口而出，惊奇地发现自己最急切见到的竟是那间小屋。
她来寻找那条窄小的胡同和那个拥挤却是温暖的家。
然而，她站在这儿，却惊呆了。
普店街消失了。她的眼前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宽阔的马路，一座雄伟壮观的立体交叉桥和大桥两旁高耸的建筑群，以及桥上衣着新潮、鲜艳的熙熙攘攘的人群。
迎接她的，又是一个陌生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