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张当日的报纸从手中滑落下来，高婕无力地闭上眼睛。报上有一条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消息，黄炯辉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独唱音乐会，一举成功。她的报复并没有损伤他，他到底还是去了美国，并且达到了他想达到的目的。而她呢……
她需要有人安慰她，可是没有人能安慰她。张义民不再成为安慰者的角色，相反她却成了张义民的俘虏。张义民现在每次来都被她的父母捧为上宾，那完全是为着她的缘故。他不再怕见到她，甚至连门也不敲，就闯进她的卧室。不再像以前那样规规矩矩，小心翼翼坐在椅子上，而是随随便便斜仰在沙发上，一双沾着积雪的皮靴，毫无顾忌地在刚刚换洗的沙发套上蹭来蹭去。他的眼睛里充满着自信，在这种自信里她却多少看到了几分对她的轻蔑。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满足的喜色，那种能够随意驾驭和猎取他所畏惧、谄媚过的对象而自然表现出的洋洋自得。他说话的语气也变了，那些礼貌的，谦恭的，猜度逢迎着她心理的话被一些指令性的，主人般的语言所替代，就像是有意地让她知道他的厉害，并让她为当初她的傲慢而感到懊悔。他完全变了，就像已经成为了她的主人，拥有着把她拾起来或者扔掉的权利。
她厌恶他那副下贱的得意。痛恨他像一只癞皮狗那样，以撕咬一只失去抵抗、挣扎能力的弱鸡去显示威风，换得快乐。她希望自己像那些被侮辱、被遗弃、被失恋弄得心灰意冷的少女们一样，默默地忍受自己内心的痛苦，不需要爱，也不再去爱，无情无欲。但很快，她又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她不是那样的人。黄炯辉带给她的不仅是心灵上的痛苦，同时也带给她生理上的折磨。她忍受不住孤独，无法抗拒生理欲念对她发生的巨大诱惑。张义民对她的放肆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具有了魅力。她对他越来越产生出一种依赖，甚至依附的心理。她过去看不起他的家庭，现在细想想自己的父亲过去不也曾是个农民。张义民踌躇满志，巧于心计，谁能断言他的将来不是父亲一样的人物？她希望在他的身上发现更大的希望之光，只有这样，她才觉得心理能够获得平衡，才能报复黄炯辉对她的负情。只要张义民能够满足她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他对她什么态度，她都可以不在乎。
她不再是过去那个高傲的公主。
一天晚上，这样的事终于发生了，她留下了他。
她和他躺在一起，发现张义民完全不像个初涉房事的男人。他几乎什么都懂，抚摸和触及的部位极为准确，动作也相当熟练，她不觉疑惑了，这些不是读书所能知道的，她第一次时，除了不可抑制的冲动，几乎对其他的具体步骤一无所知，完全被动，听任黄炯辉的摆布。而张义民的热情和冲动却缺少自发性有着一种规定性，就连发泄之后，那种为满足对方需要而做的短暂停留，都像是一个已经结过婚的人。她问他，张义民冷冷地反唇相讥：“你有资格问这个问题吗？”
高婕默然了。她没有资格，也没有勇气和兴趣再追问下去。也许两个具有相同过失的人在一起生活，反倒会相安无事。她一天天等待着，等待父母或者张义民向她提出婚事。结婚是她目前寻到精神解脱的惟一办法。但张义民却闭口不谈结婚的事，母亲也一反常态不再跟她唠叨。为了摆脱痛苦，她等待结婚，为了结婚，她又得痛苦地等待。
她等到了什么？是那个丝毫无损的家庭在美国欢聚，是那个女人对丈夫的宽容和对她的欺骗，是黄炯辉的成功得意。这使她刚刚麻木下来的心，又重新被刺激得发抖。
不知什么时候，高地悄悄走进妹妹的房间，轻轻坐在高婕对面的沙发上，像是想说些什么。
“小婕，我要走了。”半天，高地才说出这句话。
“去哪儿？”高婕似乎还没有从自己的情感天地里走出来。
“去美国。”
“美国，……干什么去？”高婕感到意外。
“自费留学。”
“……我怎么没听你说起过，自费？你在那儿无亲无故，哪来的钱？”
“蓓蒂帮我，以后自己去了再想办法。弄钱挣钱的办法总会有的。”
“蓓蒂？”
“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学汉语的，她很喜欢我。”
“你也爱……喜欢她？”
“我无所谓，我只想去留学。”
“这事什么时候开始的？”
“蓓蒂早就帮我联系好了，去她任教的加州大学，只是当时她在这儿的学习还没结业，另外我在等考‘托福’。现在全妥了，只差办手续了。”
“爸爸妈妈知道了吗？”
“我想走时再告诉他们……其实，我对他们并不重要，这个家里有我没我都一样。他们从不关心我，关心的只是你。”
“不。”高婕走到二哥面前，抓住他单薄的肩膀，“你不要走。我不让你走。你不是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吗？在国内还不是一样拿学位，为什么非去美国？那儿是个竞争的社会，你又没有朋友，你这么老实的人，在国外要吃亏的，二哥，我不让你去……”。
高婕紧紧地抱住二哥，惟恐高地真的在她生活中消失了。不声不响，少言寡语的二哥刚才几句淡淡的心里话，刺得她心痛。是的，爸爸妈妈平日待他太冷漠了。父母早晚要离去。大哥已经不在人世，在今后的漫长人生旅途中，她需要二哥，二哥也需要她。
“小婕，你放心。”高地轻轻拿开妹妹的手，“我不想依靠任何人。过去靠自己，今后还靠自己。……在国内，我学不出来，指导教授给我们划了圈儿，课题研究只能在他的圈里转。即使我拿到了学位，也不过是我变成了指导教授传声筒的标志，不会有大出息，所以，我必须出去。世界大得很，我得学会创造。在专业上创造，在命运上创造。上次机会，让爸爸为了自己的虚荣给毁了。现在蓓蒂给了我这个机会，我绝不放弃，我一定要去。高地在社会上不能永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高婕惊异地看着二哥，和二哥一起长大，她竟没有发现，在懦弱老实的二哥身上会有如此执着的个性。
“你，打算出去几年？”
“说不定，先得拿到博士学位再说。”
“你这个指导教授限制你，你硕士毕业了可以另考别人的博士生，何必……”
“谁的都一样，风气如此，学术界一样狭隘。况且，国内博士生毕业了算什么？连个副教授都不给。可国外回来的硕士生，就三间一单元，副教授头衔送上门。我为什么放着近路不走，偏偏绕路读国内博士生，永远低人一等？何况，回来不回来，我还要看情况再说。”
“为什么？”高婕这一回是真正地吃惊了。她想不到二哥不想再回来。或许，这个家让二哥太心寒了，心寒到了不想再回来。
“二哥，蓓蒂这样的外国女人，可靠系数有多大？她们从来就一阵凉一阵热的。”高婕觉得自己的口吻有点老里老气，饱经沧桑，“而且，爸爸妈妈不能同意你。”
“所以，我不想告诉他们。我打算学你，留一封信，然后悄悄离开。只有你，小婕，你是家里惟一对我好的人，我不能不告诉你。”
“二哥！”高婕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再一次抱紧了二哥。
楼上的一幕，楼下的父亲全然不知。这些天，高伯年从机关回家就钻进自己的书房，满脑子都是他自己的事，根本没注意家里发生的事。高地从来很少在他面前露面；高婕让他伤心，难堪；沈萍的喋喋不休叫他神经受不了。他对这个家烦了。人老了，老了，特别容易怀旧，爱去想那些已经过去了的和早已不存在了的往事，这种心境的变化，常常让他想起高原，想起高原的母亲。
高原小时候，他常给儿子讲战争年代的故事。那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战斗，和那些艰苦、危险而又极其普通的经历，在他的嘴里，变成一段段惊天动地，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故事中，他是个英雄，那些牺牲了的和还活着的，已经成为将军的战友们，也都是英雄。高原是父亲最虔诚和最入迷的听众，使他有机会，有责任去回忆、升华、讲叙那段被人民所崇敬，被青年人所羡慕的，属于他、也属于所有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打天下的革命者的光荣经历。那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辉煌、最壮观、最为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诗。六四年，他坐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歌舞《东方红》时，他曾由于自豪、骄傲而兴奋、激动，由于兴奋、激动而热泪盈眶，那歌舞为他展示过去战争年月他所经历过的一切。他的故事一定灌注到儿子的灵魂中去了。看着高原的眼睛，他看到了儿子的渴望，一种对忠勇的渴望和对壮烈的向往。……在他的子女中，惟独高原像他当年一样勇敢地投身到战争中，并且壮烈地倒在战场上。高原的身上流着父亲的血。高伯年一次次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高原的照片，是骄傲，是自慰，还是悲伤？他凝望着儿子刚刚提升为连长时寄来的照片。那时，高原刚刚做了丈夫，而现在，他牺牲时已经成为父亲。高伯年给大儿媳宋丹写了信，不止写了一封，让她带着孙女住到他这儿来，他已经给她们腾出了房子。宋丹没见过他这个公公，犹豫了很久，才来信说下个月来。高伯年觉着，自己对儿子只尽了一半父亲的责任，那一半，他要加倍补偿在儿媳妇和孙女身上。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和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要比失去了儿子的父亲更痛苦，因为她们年轻，孤独的时间要更长。
这种对儿媳遭遇不幸的怜惜，使他又一次联想起另一个女人和孩子———杨元珍和那不知名的儿子。他给高原讲的故事中，没有讲过杨元珍。杨元珍的故事，即使在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进入故事的战斗年月里，就已经感动了部队的战士。全营的士兵都知道“高大嫂”和那挺她只身夺过的机枪。他没讲这些，因为它的内容太复杂，牵扯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无法说给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听。更主要的是他也担心它会留给儿子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当有一天，儿子了解到自己有一个生母时，会产生一种联想，倘若儿子把这种联想摆在他面前，他将无言以对。他无法解释这段历史，儿子是不会原谅他抛弃了一个英雄母亲的。现在想起来，高伯年十分后悔，他没有给儿子留下一点点亲生母亲的东西，儿子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有愧于烈士，也有愧于儿子的母亲。他手中没有杨元珍的照片，本来可以拍一张的，在军管会宿舍附近就有家照相馆。她从乡下来，他却没有想起带她去。结果留下了一个遗憾，留下一个十分遥远而又模糊的记忆。她现在在哪里？或许已经离开人世，这倒是种安慰。她可以不再为丈夫的遗弃而痛苦，怨恨。她嫁给他之后，就陪着他担惊受怕，受苦受累。她参加了革命，和他并肩战斗，盼着胜利，盼着和他生活在一起，盼着用鲜血换得一个和和美美、火火爆爆的小日子。她是那样热切地期待着他和他的队伍能给她带来幸福；她是那样忠贞地跑到前线向他表示：生生死死和他在一起。可是她等到的、盼到的是什么？她本来最有资格，也可以成为厦门路222号别墅的女主人。可她现在又在哪儿？直到最近，他的良知才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他给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致命打击。
他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地思念她，还有那个他从未见过面的骨肉，高原的亲弟弟。
这些日子，高伯年在闲暇时，总摆脱不掉这种思绪的缠绕和困扰。是因为高原的牺牲，还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老了，意识到快要退下位来，将要永久地、单调地生活在这个家里，意识到他的名字将逐渐被人淡漠、遗忘，才去想起这些被自己曾经淡漠、遗忘的往事和亲人。
他是觉得自己老了。他越来越感到无力战胜危机，而这危机来自他曾自以为永远不可能取代他的阎鸿唤。他不得不承认，阎鸿唤比他高明，比他更有魄力。刚刚上任几年，市政建设就让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更让他自愧不如的是，阎鸿唤走出了道路改造这步棋。它给阎鸿唤在市民中带来了更高的声望，使之具有了一种远比他更强有力的凝聚力。对于这些，他作为市委书记，不能斤斤计较，毕竟自己是有着四十二年党龄的老同志，应该给予新干部以更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一直也是努力这样去做的。尽管在支持帮助的同时，他无法克制内心日益增长的失落感。
问题在于，怎样才是真正帮助和支持这个新干部？
阎鸿唤是像他自己一年前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自我标榜的那样，只是尽一个公仆的责任吗？不，现在他有他的目的，那就是野心。他想通过一系列别人认为难以办到的工程，向中央、向市民表现他个人独具的才能。也许，开始时仅仅是为了表现。一个新上任的市长，希望表现出自己胜任职务的能力，这种表现欲是正常的。然而，在他的表现得到认可之后，这种表现欲就会进一步演变为野心。阎鸿唤这个演变是极迅速的，甚至可以说一开始他的表现欲就是一种野心。现在市政府决定的很多事情，阎鸿唤从不向他这个市委书记打招呼。阎鸿唤不在市政府坐机关，却全市到处跑，到处讲话。工厂、商店、工地、大学、部队、电视、电台，无非是四处炫耀自己。他的讲话里，很少提到市委，总是讲他的市政府要干什么，干了什么，他做什么事都别出一格，本来可以在会议室开的会，他非到现场去开，搞什么“现场办公会”，而且处心积虑笼络人心。听说前不久，他把各大局的局长请到凤华饭店大吃大喝。他一步步地把市委书记架空起来，逐渐实现他的一统天下。高伯年觉得自己一点点捕捉到了阎鸿唤的种种迹象，从工作上，从他对待市委书记的态度上，也从一些小事上，高伯年认为，阎鸿唤这种日益膨胀的野心，只有他这位有着几十年党内政治斗争经验的人才能敏锐地洞察出来。他在公开场合和私下交谈中，无数次地向人们流露暗示过这个问题，希望人们有所觉察和警惕。但他发现，他没能阻止住他的干部包括市委常委们向阎鸿唤靠拢。阎鸿唤越来越多地赢得了干部和群众的信任票。这就更令他感到惶惑和不安。
他觉得这种对阎鸿唤缺乏认识和盲目的追随，或许是一种更大的危机。
办公桌的电话铃声，把高伯年从万端愁绪中解脱出来。
电话里，检查团的负责人向他汇报了阎鸿唤对检查团工作的指责，请示他，是否撤回检查团。
高伯年心中的火一下子冲向头顶：“不准撤，阻力再大，也要坚持把问题查清楚。”
第一次派的调查组就被轰了回来。他曾怀疑，阎鸿唤暗中起了作用，否则曹永祥、杨建华不敢如此胆大妄为。现在，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问题的根子就在阎鸿唤身上。
昨天，张义民告诉他，那个造反派的儿子已被公安局抓起来了，是个抢劫犯。这个事实更加坚定了他查清二公司问题的决心。他支持道路改造工程，但支持不等于一味肯定，及时发现处理工程中存在的问题，就是最大的支持。群众反映的市政二公司经理杨建华的问题，他不能不闻不问，但一管就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这只能说明其中肯定有问题。
阎鸿唤竟然如此对待他派去的检查团，太目空一切了。市委书记不代表市委，难道他阎鸿唤能代表市委、市政府？过去，自己对他太宽容了，才导致了他敢于和自己公开对抗。阎鸿唤这话是有意向人表明，凡阎鸿唤抓的工作就不容他人插手，包括市委书记也不能说个“不”字。这未免太狂妄了。他不能再容忍阎鸿唤这种行为，一定要把二公司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包括阎鸿唤本人的问题，像请客，巧立名目向企业摊派；还有不顾国格向中外合资企业的外国人伸手要钱等等问题。
高伯年暴躁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感到愤懑和失望，他一生最大的政治错误，就是把阎鸿唤提拔到市长的位置上来。他没能较早地识破他。一切野心家都违背不了他们行为发展的规律，一旦时机成熟就取而代之。有时出于某种需要，急不可待，就铤而走险，抢班夺权。阎鸿唤这不是已经向他挑战了吗？阎鸿唤把他对他爱护、支持、忍让，全当作了无能，从而助长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
他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分析着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即将出现的局面会十分复杂，在这方面，他应该比阎鸿唤表现得更富有经验，富有韬略。
足足又过了半个小时，高伯年终于又拿起电话，拨到检查团的办公室。
“检查团暂时撤回来。”他说。
“撤？……”对方刚刚向他的检查团团员们传达了市委书记不可动摇的决心，不到一个小时，却又接到了截然相反的指示。
“环线工程，中央很重视，市民们很关心，我们必须保证工程按时竣工。”
“那二公司的问题……”对方还是不懂市委书记为什么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问题跑不了。但现在这个时候，要防备杨建华之流撂挑子，制造停工，以此转移视线。检查团暂时撤回来，二公司的老问题跑不了，新问题还会有。等完工后，再一笔笔清查，那时，就不仅仅是杨建华的问题了。”
高伯年放下电话。经过反复考虑，他做出这个决定，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万全之策。退一步，进两步，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都是经常运用的策略。环线工程现在是市民的“兴奋点”，深得民心，而阎鸿唤则掌握着这个“点”的制控权。在工程快要竣工时，去揭露问题，群众不会买账，反而会造成工程的半途而废。群众现在盼着交通问题得到解决。盼着环线能改变城市面貌。打破了市民的梦，房子拆了，路修不出来，桥建成个半成品，市民的不满就会冲向他。甚至一些文人还会把他描绘成那种浅薄的、电视剧里某些阻挠改革的领导那种可憎嘴脸。阎鸿唤则成了遇到阻力的改革家。事情就怕，是与非混淆在一起。尤其在经济改革时期，很多问题无定论，说不准的情况下，提反对意见要慎重，要把握住时机，把握住社会心理变化的规律。任何一个大的变化，哪怕是件了不起的创举，在它进行过程中，都要伴随和孕育着一种新的矛盾和新的不和谐，这些在人们追求它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反而视其为宝。但新的矛盾总要爆发，新的不和谐总要表现出来。当人们对新变化的新奇感到熟悉，并逐渐习以为常、失去兴趣的时候，就会重新用挑剔、审视的眼光去看待它了。人们会开始不满、指责，找出千百条理由否定它，包括那些他们曾经热情赞颂和推崇过的人。环线建设过程中，市民对它抱的期望过高，舆论宣传过重，投入的资金、人力、物力过多，牵动面过大。阎鸿唤这种集全市人民精力于一点的做法，本身就给环线建设的评价造成不利因素。只有等它全线通车，当道路管理，工程质量，环线工程投资资金紧张的时候，揭露借改革之机，用承包的形式，有人侵吞了国家大笔资财的问题，就具有了说服力。从而暴露阎鸿唤的所谓“高速度”和“锐意改革”的实质是什么。
阎鸿唤可能会为他的一句话而撤走了检查团而自鸣得意。但他一定要让阎鸿唤为这个“胜利”付出应有的代价。
为了不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高伯年准备立即写份报告，向中央和纪委如实反映发生在这座城市，发生在这些以改革家自居的中青年干部身上的问题，现在到了应该引起警惕的时候了。
沈萍推门进来：“老高，我跟你商量个事。”
她现在满脑子是女儿的婚事。前天，她找了外贸公司的经理，预定了一套进口家具，昨天又给海关负责人打了长途电话，让他设法处理几件海关没收的家用电器给她。至少要有彩电和冰箱两种，有音响、录像机更好。那个负责人上次动手术，是沈萍亲自为他组织的专家小组会诊，况且他又是高伯年的老部下，事儿再难办，他也得办，黄山大楼那套房子闲置了一年多，她本想找人去整修装饰一下，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她得让高婕在她这儿结婚，暂时住在这幢楼里，她也好照应一下女儿。沈萍已经觉察到张义民对高婕的态度有了变化，她有点儿放心不下。目前，她不想过分计较张义民的态度，等结了婚，她再以丈母娘的身份教训女婿，替女儿把和张义民的关系调理顺。她有这个把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只剩下和老头子定定女儿的婚期了。
“我想让高婕他们‘五一’结婚。”沈萍走到桌前。
“你跟他们商量好了？”高伯年摊开稿纸，准备亲自写报告，不愿意让人干扰。
“甭跟他们商量，他们肯定盼着早点儿。”
“小婕同意了？”
“你个糨糊脑瓜子，亏你天天早起遛早儿，耳聋，眼也不灵。告你吧，好几个晚上，张义民就没走，住在小婕屋里了。”沈萍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什么？！”高伯年由于恼怒，额上的青筋绷起来，“张义民他怎么敢……”
“瞧你这副正人君子相，好像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小婕如果不同意，张义民他敢？过去小婕老看不上张义民，现在看情形，她是乐意了。什么事都得辩证地看，小婕和张义民一直交着朋友，这就不为过。所以，我才考虑早点儿让他们结婚，免得再出什么岔子，小婕可再经不住刺激了。”
高伯年无话可说了。“好，那你就给办吧。”他只想快点结束这场对话。
“你说得倒轻松。办，怎么办？为了让小婕心里高兴，得把婚事办得像个样。老百姓办事还得花几千块，摆十几桌呢。这次得把中央的，市里的老战友都请来，搞像样点。”
“你怎么变得这么庸俗？我们是党的领导干部，能和一般群众比这些？现在正抓党风呢，我们不能带这个头。小婕的婚事，多听听张义民家里的意见，量力而行，不能铺张浪费，大操大办。我们得注意影响。”
“你呀，整天在会议、文件里泡着。你也到社会上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不是咱们结婚那会儿，抱一床被来就算结了婚。现在的观念也不是五六十年代什么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现在讲究会挣会花、能挣能花的新生活方式。我们存点钱，还不是为了子女。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为她我全花了也舍得。我不用张义民办。不是让他把小婕娶走，而是我们娶他张义民。婚事我们办。张义民家也拿不出多少钱，还不是喝点酒，发块糖，闹闹哄哄就完了。我这次想让他们去黄山、庐山、张家界、九寨沟、三峡转一大圈，然后我们到青岛去等他们，在那里举行典礼。让小婕玩个痛快，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忘掉。”
“好吧，好吧。你去办吧，怎么办全可以。”
“我办？我全办就不跟你说了。你得跟各地方提前联系，让他们到哪儿都有个照顾。怎么，你别不耐烦，你是不是父亲，小婕是不是你女儿？”
“我、我、我！！！”高伯年拍打着桌子，“你看不见我正在干什么！”
沈萍连瞥也没瞥桌子上的稿纸：“谁管你干什么？干什么也是白干！你们这些人，有权也不会维护自己利益，左一个改革，右一个政策，一左一右就把权交给了别人。共产党打下了天下，现在，打天下的共产党人还没死，坐天下的就换了人。你到下面瞧瞧去，掌实权的还有几个正经共产党人。”
“你胡说些什么？！”高伯年没料到引出沈萍这么一番话。
“胡说？我们局五个局长，一个摘帽右派，一个五八年的归国华侨，一个民主人士，一个一直也入不了党的非党群众，一个六二年才毕业的大学生。党委书记的党龄还不到七年。这就是你们的干部路线，让有资格的，一心跟党走的党员靠边站。”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你不也是和平时期入党的嘛？”高伯年站起身，沈萍的话使他恼怒。
“我没资格？对，你有吧！”沈萍冷笑一声，“可你离靠边站还远吗？你该明白了，手中有一天权，用与不用，结果都一样。谨小慎微也好，维护影响也好，廉洁奉公也好，铁面无私也好。到头来，都得离休，都摆脱不了你离开政治舞台后的冷落，你等着瞧吧。”妻子的话狠狠刺痛了高伯年，他颓唐地坐回到转椅上。
沈萍不想再跟丈夫争论。她恨他的迂腐，没有他，事情她照样能办。她转身准备离开。这时，门边茶几上的电话铃响了，这是门卫通向这儿的内线电话。
通过这个电话来访的人，都是些基层干部，亲戚朋友等不速之客，现在，高伯年不想接待任何人的来访。
“你接一下，就说我不在……”
沈萍没好气地拿起电话：“喂，我是……谁？”她的脸骤然间凝固了，只觉得心里怦怦跳，“告诉他，伯年同志不在。什么？……就说我也不在。”
她听到电话里，门卫向来人解释，她刚要放下电话，话筒里又传来急促的声音：“沈萍、沈萍。我是王守义呀，我只求见一面，就五分钟、五分钟……不然，我明天还要来。”
沈萍只觉得周身的血液向心底流去，话筒里的声音越是迫不及待，她就越感到恐惧。二十多年了，他来干什么？这些年，她不知道王守义的下落，也不想打听，更不想听到这个名字，见到这个人。可他偏偏又出现了。
“谁呀？”高伯年听出对方是向沈萍陈述进来的理由，他担心来访者是否有重要的事情找他。
沈萍狠了狠心：“让他进来吧。”她放下电话，竭力掩饰自己惊恐不安的神色。
“找我的？”高伯年仍不放心地问。
问话提醒了沈萍，她做出十分厌烦的样子：“没你的事，找我的，一个老同学。现在有些人真讨厌，以为我这个书记夫人什么事都能办，尽来找你的麻烦。”
高伯年倒希望有些事能缠住沈萍，免得她一趟趟地进来干扰他：“既然是老同学，就见见，别让人说你摆架子，不过要讲原则。”
“用不着你指示，你就记住别露面，什么事我对付。”
沈萍出去了。
高伯年长长出了一口气。他现在需要独自一个人好好考虑一下要办的这件重要的事情。
沈萍让保姆把王守义带到会议室，然后吩咐保姆：“你去忙你的事吧，这个客人，不用招待。”
保姆应声走开。沈萍这才捋了捋头发，走进会客室。
沙发上坐着一个又矮又胖，花白头发的小老头，倘不是事先通了电话，沈萍万万想不到他就是当年的王守义。
“你来干什么？”沈萍冷冷地问，心里有点发慌。
王守义慌忙站起身，不知道是由于紧张还是激动，声音有点发颤：“高书记救了我，我特地来向他表示感谢。”他一边说，一边躬着腰。
“怎么回事？”沈萍仍有些紧张地坐在离他很远的沙发上。她不知道王守义被撤职，又因高伯年一个批示官复原职的事。她不愿意去看那张脸，随手拿起茶几上的茶杯，眼睛盯在茶杯的细花纹上。但她还是感觉到他的目光掠过她的手，在她身上徘徊了一阵，最后停留在她脸上。她越发不敢抬头正视他。
她的表情，在王守义的眼里，产生了另一种效果，完完全全是一个贵夫人表现出的傲慢。
这次来高宅，王守义犹豫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这么多年，他不敢再跟沈萍联系，也不敢打听一下生在高家的儿子。他害怕，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他怕听到“高伯年”三个字，高伯年由副市长，升到市长，又当了市委书记。高伯年的地位越高，他就越害怕。如果市委书记知道了他在书记夫人身上干的事情，会毫不留情地把他碾成齑粉。对市委书记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王守义只有听到人们在私下议论到市委书记，或晚上老婆的表现令他不很满意的时候，才偶尔在心里回味一下年轻时追求沈萍失败后留在他心里的怅惘和那一次突兀而来的艳遇带给他的热辣辣的空虚。直到近几年，一次高伯年到区里检查工作，他才确信高伯年早已忘了他这个名字而且根本不记得他这个人。他才知道，二十来年的战战兢兢竟完全是多余的。高伯年怎么会知道呢，他害怕丢官，沈萍当然更害怕丢掉夫人的位置，而这个秘密只有他和她两个人知道。他的心安稳了。这次他被康克俭撤了职，他破釜沉舟，豁出去了，才抱着自己好受不了也不让康克俭好受的念头，给高伯年和阎鸿唤各寄了一份告状信。他只抱着一线希望。没料到高伯年一笔了却了自己的错误，已经失去的一切又都乖乖地回来了，这让他不禁又萌发了一种新的念头。
他现在尽管职务恢复了，但事情并不等于全解决了。康克俭年轻气盛，霸道得很，这口气不会轻易咽下去，说不定什么时候，捉住什么把柄，还会整他，报这“一箭之仇”。康克俭有能耐，而且根子连在阎鸿唤那棵大树上，肯定还会往上升迁。庆幸之余，他不得不念及后路。但总不能老小心翼翼，夹尾巴做人，那样徒有个职务又有何用？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得再弄套房子，女儿的工作需要调调，离休后能否按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对待，还得再弄几个证明……这一切都必须在他有职务，没退下之前弄妥。但这些都是容易招惹麻烦的事，过去没人盯着你，解决起来并不难，现在康克俭虎视眈眈，没事还要找碴儿呢，这些事情就不好办了。他思前想后，觉得只有一个办法，能保障自己的政治安全，这就是借此机会，把自己和市委书记连到一起。有了这层关系，今后就什么也不怕了。
他曾担心过沈萍会反感他。他目前的处境，只会遭到她的轻蔑。当初她告诉他怀孕的消息后，自己不该吓成那副熊样。因此，他对此刻沈萍的冷漠有思想准备。但他总觉着自己会成功，当年是沈萍主动找的他，说明她心里曾经有过自己。不管她现在怎么想，反正不会太绝情。女人，总归是女人。
王守义从头到尾，把经过他篡改了的事情经过向沈萍讲叙了一遍。
沈萍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她觉得这件事很滑稽，倘若她知道，绝不会让高伯年管。面前这个人，只能勾起她的一股厌恶之感。她不敢相信自己曾经和这样一个人发生过那种事情。这是一个永远不值得她瞧上一眼，永远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人。
她的神经放松了，放下手中的茶杯，用一种拒人千里的口吻
“原来是这样。”她拖长了声音，“问题既然已经解决了，你就没有必要再来了。伯年同志过问这件小事并不是冲着你，而是因为那位区长违反了干部政策。这不需要感谢，今后努力工作，就是对伯年同志最好的报答。”
“当然，当然。不过高书记对我恩重如山，我总需要有一点表示，我想拜见一下高书记，表表我的决心。”
沈萍鄙夷地笑笑：“伯年同志工作相当紧张，连其他市领导要见他都得事先约个时间，像你这样的基层干部，他是不会见的。以后有机会，我把你的意思转告他就行了。”
王守义十分尴尬地坐在沙发上，犹豫了一会儿，又堆出一脸笑容。
“那也好。你转告和我当面说是一样的。”说着，他侧身把放到沙发一边的提包和一个大盒子拿过来，“这算我一点心意吧，这里面的茅台酒，我足足存了十年，现在很难买到这种真茅台酒了。这是一台日本进口的石英钟，我的二小子在进出口公司工作，弄这些便宜。以后书记或你有什么事，不便直接办的，就交给我，我全能给你们办到。你们市领导太忙，有些小事儿办起来又要考虑影响，我这个基层干部办什么倒容易、方便。”
“你干什么要搞这套庸俗的东西。”沈萍刚才由于紧张，没注意到王守义还提着这么一堆东西来，她可不想收他的东西。就是再贵重的礼品，只要是王守义送的，吃着不会香，用着也堵心。“伯年同志是市委书记，党性很强，廉洁奉公，最反对人搞这一套。他的酒，机关事务管理局会解决，你那些东西，我们不需要。你赶快带走，以后不要再来了。现在伯年同志还不知道他帮的是你，要知道是你，说不定再给你降三级呢，你快走吧。”
沈萍站起来，下了逐客令。
王守义的脸红一块，紫一块。他没料到，局面会这么糟糕，他僵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