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都市风流 孙力、余小惠 第1页,共2页

一

杨元珍一大早就把炉子捅开,然后到旁边的早点铺买来豆浆、油条,又给儿子摊了个鸡蛋,伺候建华吃完,走了,才坐在床沿上喘口气,星期天建华还得去公司开会,说是去领任务,准是又有新工程了,这下,他又该忙了,一天到晚着不了家了。每次一个工程干完,建华就像剥了层皮。她轻轻给孙子正了正枕头,小蒙正睡得香。

建华离婚后,一直不愿再成家。哪一天她身体顶不住,死了,他能照顾好这孩子吗?可是,娶个后妈,又能对小蒙蒙好吗?杨元珍一阵心酸,爱怜地摸着孙子的小手。

这孩子自小懂事,像他爸爸。眉眼像谁呢?她端详着孙子细嫩稚气的脸,小时候人家都说他像他妈,现在,她却在小蒙蒙的脸上看到了另一个人,那个抛弃了他们的人。

“奶奶,我爷爷呢?”小蒙问过她。

“死了。”她骗孩子。

“怎么死的?”

“打仗牺牲了。”

建华看了母亲一眼。他知道父亲并没有牺牲,而是和母亲离了婚。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没有人告诉他。他懂事,也从不打听,抛弃了母亲的人,他不想知道。

“妈,您跟小蒙蒙瞎说些什么?”建华小声埋怨母亲。

杨元珍平静地看着孙子:“小蒙,奶奶没瞎说,你爷爷是英雄,奶奶佩服他。”

她对孙子说的是真心话。

她想着,眼睛模糊了。没想到她还能见到他。除了六三年普店街闹大水,她躲在人群里偷偷看见他一回之后,这次又见到他。这次她看得那么清楚。他老了,脸比过去细润了,她惦记着他的病,但又不能去看他,她不愿去难为他,老杨当年就说过,他那个女人好恶。

她不是没有后悔过。那年送高原来,她就不该回去,是自己那会儿眼界太窄,死心眼儿,惦记着公婆,惦记着家里刚分到的几亩地。

临走那天晚上,她问他:“我走,你想我不?”

“净说些没用的话,怎么会不想!”

“那你还放我走?”

“是你要走,又不是我赶你。你走也好,家里没人照顾,我这儿又忙,顾不上安个家,你住在机关里,出来进去也不方便。”

“我可不兴你跟城里的大姑娘拉拉扯扯的,把我甩了。”

“你呀,还是个党员村干部呢,说话没个水平,像个没觉悟的妇女,胡乱猜疑个啥!”

她拖住他的胳膊,把脸贴在他的肩膀上:“我看出,你在人面前不愿意理我。去看戏时也不和我坐一块,嫌我太土气对不?”

“瞧你这个婆婆妈妈的劲儿。我这是在工作,能没事儿光跟你穷聊,再说,头排座是发给领导的,你一个家属,也能一块坐到头排去吗?”

她不再吭声。

然而,让她说中了,他果真找了个城里的大姑娘。那一次,竟是她与他的最后一夜……

一滴泪水掉在孙子小蒙蒙的脸上,他睁开了眼睛。

“奶奶,你哭了?”小蒙爬起身。

杨元珍慌忙用衣襟擦擦眼:“傻孩子,奶奶眯眼了。”她拍拍孙子的屁股,“快起来,奶奶给你弄早点去。”

“杨大娘。”是张义兰在窗外喊她。这些日子,这姑娘跑得勤,几乎每天来一趟,每次都给大娘捎些新鲜菜、瘦肉、排骨什么的,还不肯收钱。她在副食店卖菜,买的便宜,可义兰这些举动,她明白,全都是冲建华来的。这可让她犯难了。要说义兰这孩子不错,长得挺俊,人也勤快,爹是个瘸子,哥是个“十指不沾香”的主儿,家里的活儿,全是义兰包了,干起活来泼泼辣辣,麻麻利利,当家过日子,里里外外都拿得起,是把好手。而且义兰还有一副热肠子,嘴上厉害,心里没啥,要是对谁好,割她身上一块肉,她也干。偏偏建华对义兰一点心思也没有。杨元珍不时在儿子耳边叨叨义兰的好处,建华毫不动心,听见这姑娘的名字就心烦。杨元珍不知儿子到底是什么打算。每次见了义兰,就觉得对不住这姑娘。

“啊,刚起床呀?”张义兰话音刚落就径直进了屋,见小蒙蒙正在穿衣服,慌忙过来帮他穿。

“我自己会。”小蒙害羞地夺过自己的裤子套上。

“你爸爸呢?”

“不知道,我刚醒。”

“杨大娘,建华哥呢?大星期天的还上班呀?”张义兰冲窗外问。

“谁知道,说是到公司领任务,不知又要来啥工程了。”杨大娘给孙子摊上了鸡蛋。

张义兰一挑门帘走出来:“我知道是什么任务,我就是来告信儿的。”她脸上喜气洋洋,“咱普店街要拆了,在这修环形线。”

“拆?啥环形线?你们年轻人的名词,我越来越听不懂。”

“就是修大马路,在咱们这儿修条大马路,顶咱们前那条路十个宽,把咱普店街的房全扒了,搬到新楼房里去住。”

“你这是从哪儿听到的信儿?这么大的事儿,街里也没说呀。”杨元珍不敢相信。

“没错,我哥是工程指挥部的,市长让他负责拆迁,他说这个月底,咱们的房就得全扒净,建华哥准是领活儿去了。”

这月底?杨元珍吃惊地瞧着张义兰,义民在市里工作,说的事不会有假。普店街的住户们早就住腻了这大凹地、小黑屋,平时总嚷嚷着别人住的楼房好,恨不得把普店街早一天“规划”了。可过去从街里听到的信,总是说这儿地方太大,住房太多,不好改造,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现在,突然,真的要拆了?

“往哪儿搬?”她问。

“还没定呢,我跟我哥说了,别人家我不管,杨大娘家,他可得给找个好地点,好楼层,高质量的房子。”

“那哪儿成?怪麻烦的,大娘是居委会的,就是搬也得随着大伙,别难为你哥。”

“哎呀,大娘,居委会算个什么芝麻绿豆?您还当回子事!我哥正管这事儿,有权不使,过期作废。好房子不留给自己给谁?”

“先还说不上这话呢,到时候再说吧。”杨元珍急忙转移话题。“义兰,在这儿吃点吧。”

“我吃过了……”义兰替大娘掀起门帘,跟她进了屋,“一住进楼房,咱们来来往往的就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了。”

“要说也是,住平房有住平房的好处,住惯了平房也许住不惯楼房呢。来,义兰你再在这儿吃点,大娘给你盛碗豆浆。”

小蒙蒙坐在桌边:“咱们要搬楼房了?太好了,搬得越远越好。”

“为什么?”义兰搂搂小蒙蒙的肩膀。

“我不愿意住普店街,我们老师说普店街的学生就是野,坏。”

“这话可不对,你爸爸不是普店街的,在学校学习最拔尖。你义民叔叔不住普店街,人家不是都当了市政府的干部?我回头去给你们老师提意见。”杨元珍真的生这个老师的气。

“小蒙,你跟姑姑住一起好吗?姑姑搬哪儿,你搬哪儿。”

“行,还有春生叔叔,家福叔叔;……不要宝柱叔叔。”小蒙稚气地说。

张义兰见小蒙蒙没答出自己想听到的话,不免有些泄气。义民说了,想法给家里找个近处的房子,而其他住户还说不定迁到哪儿去呢。真要和建华家不住在一块儿,那她和建华的事儿还有希望吗?她无论如何应该在搬迁之前弄清建华的打算,单等他主动求婚,怕是连门儿也没有了。瞧那天晚上他的态度,真把她气哭了。可建华转天见面连个歉也不道,一个离婚的单身汉在姑娘面前还这么傲,也不称称自己几斤几两重。她想下狠心,不再去理他,非得巴结他?张义兰还没到了找不到对象的时候,不少小伙子都向她套近乎呢。像万家福,人家是万元户,财大气粗,还黏黏糊糊地想跟她好呢。可她就是没志气,下了狠心也没恒心,不出三天没见着建华就又想去见他,主动去找他说话,建华还是那副不冷不热、爱理不理的劲儿。这个人太傲了,可她偏就喜欢他这股子傲劲儿,越傲越对她有股子吸引力。是自个儿太贱骨头了吗?不,建华对女性的确有魅力,这不仅是他身材魁梧,人长得英俊,更主要的是他有股子精神儿,这种精神儿就像一种任何东西也压不垮的力量。义兰总觉着若能得到这种力量的保护,生命是安全的。她身边天天围着转的都是些留着长发鬈毛发或蓄着小胡子的家伙,她一个也看不上。

杨元珍听出了张义兰的意思,看她发窘的样子,忙把荷包蛋盛给她:“义兰,来,吃个荷包蛋。”

“不了,我回去了,回头您告建华哥个信儿。”张义兰起身走了。

杨元珍觉着一阵心乱。真的要搬家了吗?这儿地方凹是凹,乱是乱,可住了三十来年,真要搬走了,也还舍不得。

搬到普店街来的时候,建华还走不稳路,杨德和抱着他,领着她走进这间平房。现在一晃建华的儿子都这么大了。

她忘不了那年的冬天,天格外地冷,公公背着筐去拾粪,婆婆背一口袋粮食去集上换鸡蛋。两个老的不准她动,马上要生孩子,怕她累出毛病来,她就腆着肚子坐在炕上搓麻绳。

村长等着两个县政府的干部进了门,一脸尴尬的笑,坐在炕沿上,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又没了话儿。

“说吧,啥事?别看我怀着孩子,没事儿。”

那个干部吭吭唧唧说不出话来,老村长也只顾闷着头抽烟袋锅。

“出了啥事?你是个爽快人,咋这黏糊糊的?”她对村长说。

“伯年最近来信了不?”村长问。

“有几个月没接到信了,咋的,他出事了?”她慌了神,心格登一下跳到嗓子眼儿。

“没……没……他在城里当干部能有啥事儿。”村长低头抽着旱烟,对县干部说,“你说吧,她经得住事儿。”

县干部清清嗓子:“头一回跟你见面,但大妹子的名字在县里响着呢,全知道你是个英雄,为新中国挂过花,在村里处处带头,很坚强的。”

“同志,啥事你直说了吧,我全经得住。”

“伯年给县里来了信,想着和你办离婚,这不,组织上让我征求你个意见。”

她脑子里刚才转悠了几个个儿,男人病了?小原出事了?……独没想到他的嘴里说出的是这么一句话。

顿时,她只觉着天旋地转,悬着的心空了,变成啥也不知道的东西。

县里干部嘴还在说着什么,村长抽抽鼻子,抹把泪出了门。她直愣愣地坐着,啥也看不见,啥也听不着。

“……如果你没啥意见,同意了,就在上面摁个印儿。”

她看着前面一张印着字的纸,她知道那是离婚书。张柱家和她男人离婚,就用的这样一张纸。

就这么平白无故地和自己男人离了?她没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也不像张柱家的,男人是国民党特务,她嫌丢人,离婚是找婆家。自己的男人可是个硬邦邦的共产党员。

她天天盼胜利,盼解放,盼着和他团圆,胜利了,解放了,他又活着,她咋能和他离?

县里干部又说了一簸箩话,她一句听不进,就是摇着头不肯摁那印儿。县里干部走了。

那天晚上,她生了。孩子像是知道了她的苦楚,早了几天跟妈做伴来了。

月子里没人跟她提这事儿。公公婆婆整天价唉声叹气,家里能弄到的好东西,可着劲儿地给她吃。她吃不下,不想吃,冷的端走了,热的又端来,看得出婆婆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她。公公在院子里气哼哼地骂,骂野猫馋嘴忘恩负义,没良心,到处偷吃油腥;骂自己祖上没积德,养活出个牲口蛋子。她明白,公公这是在替她出气,骂自己的儿子,那个曾给全村带来荣耀的男人。

出了月子,她叫来村长,让他把县里干部找来摁手印儿。

“大妹子,你可要想好喽,摁了手印儿,后悔不得了。”村长提醒她。

“我想通了。他要离,你将就着,他心也早不跟你了,在一起过日子还有啥过头?咱是党员,还能学那些没出息的媳妇,死赖着人家?再说,他要离,有他的道理,他在城里当干部,咱在乡下种地,日子过不到一块儿。就是找去了,连个文化也没有,能帮他干点啥?他要是找上个能写会说的,不比我这个乡巴佬强?他有功,现在又管着大事儿,我不愿让他落个不好听的名声,我想,离就离吧!……”

她摁了手印。婆婆知道后,哭得一天吃不下一碗粥,死活不让她走。公公像头碾磨的驴,急得在屋当中打转转,这些年,多亏了这个媳妇伺候老人,家里地里一天忙到晚,还给高家生了两个儿子,这样的媳妇,哪找?让她走,天理不容呀。

县里考虑到她是老支前模范,村干部,也为着照顾她的生活和高伯年的名誉,很快就把她调到县妇联工作,刚安顿下来,杨德和就来了。

“嫂子,我知道信儿晚了,要不,咋也不能让他这样干。”

“别怪他,我自个儿同意的。”

“唉……”杨德和眼圈红红的。

“往后,你得替我照看我的小原,我不疑他爹对他不好,就是怕后娘不疼他。”想到儿子,她落了泪,不知儿子是跟着在城里当干部的爹好呢,还是跟娘在乡下过好。

“我接你进城住,找个事儿干,住着城里守着自己孩子就近了,想见了,就去一趟看看,以后,孩子大了,懂事了,不能不认自己的亲娘。”

她心动了,她想念儿子。而且,村里人总是为了安慰她,骂上几句高伯年,这让她受不了。索性离开这儿,离得远远的,让人忘了她,也忘了他。

她悄悄地随杨德和进了城。

乡下人不知她到哪儿去了,久而久之,果真不再提她。而她在普店街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住白了头发,住掉了牙,也对普店街这小屋、小院住出了感情。

杨元珍走进自己门口的小厨房。这厨房是老杨亲自推砖、和泥砌的。三十多年了,砖都糟了,顶上的木梁让长年的雨水淋得朽了。建华几次想翻盖,她总不让,还有老杨给买的那个腌菜坛子,宝贝似的放在柜顶上,怕让小蒙给打了。

到城里,一个乡下的妇女,抱着个连路都不会走的孩子,又没了经济来源。她隐匿下落走了,高伯年应给的钱也拿不到了。那段日子,全靠老杨接济。后来,他又帮她安排在小被服厂工作。生活上的难事,老杨全包了下来,修房,买煤,送粮,砌墙,……进了家就不歇手地干这干那。都姓杨,街坊四邻们都以为老杨是建华的亲舅舅。

“德和,你也应该成个家了,老这样照顾我们娘儿俩,耽误了你。”杨元珍心里不忍,瞅个机会就劝他。

“我成家干啥?现在国内敌情这么多,干我这行的,还是单身方便。再说,你这儿不也是个家嘛。”

她听了心里有点打鼓,又没敢往深里领会。

在老杨的安排下,她见过几次大儿子小原,远远地,悄悄地,像做贼一样。每次从小原的幼儿园门口回到家,她就一阵阵心疼。

“去见见老高,让他以后安排个时间,你们娘儿俩好好见个面。”杨德和劝她。

她摇摇头,她想儿子却不愿见到儿子的父亲,离了婚,再见面就没啥意思了。见面让他为难,儿子如今认了别人为娘,再见到她,儿子小小的心里会怎么想?

她一个人默默咽下这口苦水。

年三十,她备了一桌酒菜,杨德和坐下,一杯接着一杯,闷着头不住地喝。

她把住他的酒杯,不让他喝了。他是公安分局局长,贪杯是要误事儿的。平时,他顶多喝一杯,今儿虽说是年根儿下,也不能这样可劲儿地喝呀。

“没,没事儿……在部队时一斤酒也喝过,不该干公安,好多年不敢痛快地喝……个够。”他还是把一杯酒灌进了肚子。

“你今天咋了,像是心里有事儿?”她问。

“大姐……”杨德和其实大她一岁,因为高伯年的缘故,一直称她“嫂子”,后来,嫂子无从叫起了,进城后,便改称“大姐”,“你说心里话,是不是我接你来,反倒叫你心里更难受?”他眼里似乎有许多血丝。

“哪儿的话?你还不是为我们娘俩好。”她心里发酸,泪水涌上了眼眶。

“可你过的这叫啥日子,离他倒是近了,可又不是自己男人。还不如留在老家,心慢慢静了,日子还可以重新开始。”

她低下头,悄悄抹了抹泪。

“大姐……我们再改改称呼吧,我和你一起过。”杨德和突然站起身,紧紧攥住她的手。

“不,不行……”她惊恐得下意识地挣脱了手,“他大舅,这万万使不得。”

一时屋里显得好冷,她觉得上下牙都在不停地打颤。她愣了好一会儿,便转身给歪在被垛上睡着了的小华脱衣盖被。

“大姐,你觉着我这个人不好,有歹心,是吧?”杨德和抽了一堆烟灰后,闷声说。

“不,你的心我看得真真的,我一辈子感激你。”

“那我刚才的话,又咋不行?”

“他舅,你知道我的心思,又不知道我的心思。我不再嫁人了。过去,我老嘀咕你不成家是为了我们娘儿俩,我怕就怕这个,怕你糊涂。今天咱就把话说明了吧。他高伯年不认我,我认他,这辈子是他的人。再说,我是个乡下妇女,城里有的是会说会写,长得又俊的闺女,你也该找个像模像样儿的。”

杨德和霍地站起身:“说心里话,我羡慕过我们高营长。自打那次见到你,看到一个女人敢去抱敌人机枪,负那么重的伤,爬五十里路去找自个儿的丈夫。我就佩服你,认准你是世上最好的女人。我也想找一个,又哪儿去找,城里这些酸文假醋的女人,我一个也看不上!”

他穿衣戴帽走到门口,又转回身:“大姐,刚才算我说的混话,就算没说,以后我们还照过去的关系处。”

下个星期天,他又来了,没事人一样,笑呵呵地抱住小华,用胡子扎他的脸。

可杨德和始终不成家。

一九五六年,杨德和突然病倒了,躺在病床上,不住地咳血,医生说,是肺结核晚期。

杨元珍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她知道这是啥病。

她每天到医院去守着他,伺候他。杨德和对她一生有报不完的恩。她这条命是他给的。还有进城后的一切全靠他支撑着。她觉得对不住他。他给了她这么多,但他又从她这儿得到了啥?啥也没有。一个人活了一辈子,就这么一个人走了吗?

“我接你到家去住吧。”她对他说。

他摇摇头:“这病还是死在医院吧,到哪去也是腻歪人的。”

“不怕。”她轻声说,“住到家里,你想干啥都依你。”她抓住他干枯的手,泪水滴在那手上。

杨德和睁大眼睛,用灼热的目光久久地望着她。

“有你这句话,我啥也不需要了。今后,你自个儿带着孩子更难了,我关照了区里,尽量照顾你。遇事依靠党和政府,也可以去找老高。……大姐,我佩服你,你对得起老高,我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跟着老高干,闭眼的时候,总算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

杨德和去世了。

建华长大了。他依稀记得小时候,生活中曾有一个用胡子扎他的脸、很威风的、当公安局长的舅舅。可他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不寻常的舅舅。

杨元珍呆呆地站在小厨房里,看着那一砖一木。住进楼房,这厨房就得拆了,但她实在舍不得拆它。

肖玲坐在局宣传部的办公室里,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隔壁是局会议室,局长们正向局属各单位的领导们传达市政府准备修筑环线路的决定,具体布置有关工程的准备工作。

她看到杨建华也来了,并且知道杨建华之所以能参加这种会议,不单因为他是基层工程队的副队长,更主要的他是市政工程二公司的经理候选人。前天,在局党委书记办公室,她无意中在一份公司领导班子调整名单中看到了杨建华的名字。

过去肖玲对人事上的事情毫不关心,她觉得这些事情与自己毫无关系,她一辈子也不会去负什么责任,她连自己都驾驭不了,还能去管别人?她天生单纯,复杂的人事关系听起来常使她毛骨悚然。她完全凭表面直觉去判断人的好、坏、真、伪。别人对她热情,她也就对别人热情,很少去想别人热情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目的,因为她对任何人所持的态度都很少含着目的性。她对领导班子的变更也不像有些干部那样敏感,谁上谁下,有谁无谁,她从不走这份心思。

但这次她却对这份上报名单发生了兴趣,杨建华的名字引起了她的特别注意。

“是二公司三队的那个杨建华吗?”她问书记。

“对。”

肖玲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很高兴,为领导终于承认了杨建华的才能而高兴?她候在会议室旁的办公室里,希望散会时能遇见杨建华。

门开了,局党委副书记和一个中年人走进办公室,副书记对她笑笑:“小肖,我们借你这屋随便聊聊。不碍事吧?”

肖玲:“没事儿,我碍事儿吗?”

“没事儿,哪儿有客赶主人的道理。”副书记笑笑转头对中年人,“你接着说。”然后坐在沙发上。

中年人也在沙发上坐下:“我已经在公司会议上批评了杨建华包庇纵容流氓分子,袒护‘三种人’子弟的做法。您想想,陈宝柱算什么人?他父亲是市里罪大恶极的造反派头头,这次打老队长,明显是一种报复行为。可杨建华却对他如此包庇,这是极端错误的,所以我准备在全公司范围开展一个整顿组织纪律的教育活动。另外再办一个学习班,请各基层队的副队长参加,咱们系统基层队的干部文化水平太低,政治素养也差。三队发生的事就是个典型例子。一方面纵容有劣迹的劳改释放犯,另一方面教育方式是副队长动手打人。确实看出了基层队的素质。”

肖玲本想离开办公室,她觉得这种交涉场合,自己在场是不合适的,可听到“杨建华”的名字,又禁不住留下了。“你对杨建华的分析是错误的,他是为了教育陈宝柱才动手的。”

中年人转过身:“哦,看来你很了解情况?”

“当然,当时我看见了。你是谁?我比你有发言权。”

副书记笑了:“小肖,你不认识他?这是二公司副经理严克强。”

严克强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做领导的要循循善诱,不能以拳头施教,而且,打了人后又不肯处理,弄得老队长至今不肯上班,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后果太严重。”

“可是……”肖玲还想替杨建华辩解。

副书记向她做了个手势,示意她不要往下讲了,然后,对严克强说:“关键要做通老队长的工作,让他上班。几十年的老工人、老队长了,要有点觉悟。另外,办学习班的事,我看也可以,但为期要短。环线要开工了,不要影响了工程。”

“那我回去做个计划,列个学习书目和讲课题目,书记您可得给我们上一课呀,上次您给公司讲的党课,群众反映深入浅出,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副书记站起身,露出微笑:“我看时间是否允许吧,这件事,我再与书记碰一下。”

严克强也站起来,握住副书记的手:“那么,一言为定。您要是能来,学习班肯定会大有收效。”

两人离开了办公室。

肖玲坐不住了。她心急如焚,真想立刻见到杨建华,告诉他,她从来没有为一个人这样担心过。

时间近中午,会议才散。肖玲跑出办公室望着从会议室走出来的人群。

“杨……”终于看见杨建华露了面,便急忙喊住他。

杨建华站住了,惊奇地望着肖玲:“星期天你还加班吗?”

肖玲觉得自己忽然间心慌得不行。她从来在建华面前不敢随便逗笑,建华对她也向来没有微笑。

她镇定了一下自己:“我想问问你,散会后有事没有,我有点事想跟你谈谈。”

建华看看表:“我得去老队长家里一趟,咱们另找时间。”

肖玲赶紧接口:“不,我跟你一同去老队长那里。”她有点紧张地望着建华,生怕他不同意。

“也好。”

他们一同走下楼梯。

“老队长为什么不上班?”她问。

“他对陈宝柱的警告处分不满意,要求开除宝柱。”

“那你就舍卒保帅吧。”她说。

“为什么?”他看看她。“开除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关系到那个人的前途。我们不能对人这样不负责。”

“可是……”她的话几乎要冲口而出。

建华帮她把自行车从车棚中推出,自己也推出车。两人翻身上车。

“建华,”她不自觉地采用了亲昵的口吻,“该狠心的时候也得狠狠心,否则,影响太大了。”

“我们办事要将心比心。你看到陈宝柱家房子漏雨的情况,也看到了陈宝柱母亲的病情,怎么能不顾原因,随便处分一个人。处分可不能分什么‘卒’和‘帅’,看人下菜碟。”

肖玲沉默了,那天她随着三队一块去普店街,给陈宝柱家修房顶,陈家的情况她看见了。但那时,她的注意力全在建华身上,根本没有细想想陈宝柱的窘状。

“而且,虽然对陈宝柱谁也不能打保票,可我们总不能把他甩给社会,我要尽最大努力改变他,我就不信我们就这么无能。”

“可公司里有人反映你不讲原则……”

“这种原则谁也会讲。”杨建华有点动气,“开除了他,他在工程队不捣乱了,难道让他到社会上去捣乱?”

“你在最近一个时期处理问题时千万要慎重。”

“为什么?”

肖玲迟疑了一下,还是把要冒出的话咽了回去:“我觉得是这样。为陈宝柱老队长不肯上班,容易让人说闲话。”

杨建华笑笑:“老队长那里,今天你就看我的,保证说服他。可气的是那些想专靠整别人表现自己原则性强的家伙。”

杨建华知道有人在老队长那里煽风,而且这个人就是副经理严克强。他比建华长一岁,中学毕业分到市政工程二公司当了两天工人,由于能写两笔,很快调到公司宣传科当干部。“四人帮”粉碎后,宣传科长因是造反派头头而被免职,严克强便当了科长。三年前公司班子调整,严克强作为年轻干部,选拔到公司领导岗位上来,成了年轻的公司副经理。不知为什么严克强专找三队的毛病,公司里艰巨的任务历来交三队去干,但表彰的时候,又千方百计贬低三队,老队长为此火透了。严克强在中学时就好嫉妒人,和建华关系也不好。这次严克强听到三队发生打队长事件,而且建华也动了手,顿时来了情绪,亲自看望了老队长三次,每去一次,老队长的态度就变得更加强硬,他这样哪里是做工作,分明是给老队长加温,给建华施加压力。

杨建华很生气。但他不知道,严克强之所以在三队打人事件上大做文章,恰恰是因为他与严克强成了经理人选的竞争对手。他在基层工程队,对上面人事安排的酝酿一无所知。

老队长住在北市的一片平房区,这是刚解放时盖的第一批工人新村,当年红砖灰瓦,煞是气派。三十年一晃,这儿东盖西搭,一副脏乱不堪的样子。

建华敲了半天门,老队长灰白的头发才乱糟糟地从门缝中露出来。他望望门外这两个人,连招呼都不打,背转身,一步步蹭回屋里,躺了下来。

建华和肖玲两人各自找了一张凳子坐下。

“老队长,您好点了吗?”肖玲见建华不吭声,便主动问候。“大家都盼着您早点上班。”

“那混蛋开除了?”老队长脊梁对着他俩。

“这……”肖玲语塞了。

“不开除他,别来找我。”老队长闷声闷气。

杨建华没有接腔,不动声色地递去一个纸袋:“这个月的工资,您点点。”

听到这话,老头儿立刻起身接过了工资袋。他仔细看看工资条,然后用拇指蘸口唾沫,认真数起来。建华非常熟悉他这个动作,每次发工资,他都这么认真地一张张捻动着,生怕发错了数。数完又仔细与工资条一笔笔核对,直到确信无误时,才小心翼翼地把钱装进口袋。那神态和他检查工程质量时一样一丝不苟。

他数完钱,脸上皱纹似乎舒展了一些。这么多天不上班,他一直担心扣他的工资,没灾没病的,这不是旷工吗?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对不起自个儿的良心。可不处分陈宝柱这小子,叫他老脸往哪搁?严副经理说得对,这样下去,队里这帮浑小子还不都登脖子上脸了。有公司撑腰,他便硬撑着在家闲呆,心却像火烧似的,恨不得能跑回队上看看,几十年来,他还没有这么长时间离开自己那个乱哄哄、热腾腾的工棚过。

他把钱压在枕头下面,坐直腰板:“就这事儿?办完了就走吧,师傅用不着你往这儿跑,你小子没良心,看我是假,护着陈宝柱是真。你凭啥不让开除他?”

“师傅,陈宝柱已经认了错,那天他一时性急,犯了性子,您要同意,明儿我带他向您赔礼道歉。他知道错了,您该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

“我不见他!”老队长暴躁地嚷着,“原谅他一次,就有两次,这号人都是这个德性。我有伤,是他打的,你要他,我就不干。你没扣我钱,别以为我会感激你,这是工伤。”

建华温和地笑笑:“师傅,你不上班可别后悔。”

“怎么,你真敢扣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