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莉走出波道芙购物中心的时候碰到了伯妮·恩特斯威尔。

“亲爱的！”伯妮叫道，“我好多年没见到你了。你看起来气色真好！”

“你也是啊。”凯莉说。

“你得陪我一起吃午饭，现在就去！我刚被艾玛丽塔放鸽子了。对了，她也在城里呢，我们还是朋友。”

“估计她在等杰克的电话吧。”

“啊，她还跟他在一块儿啊？”伯妮拂了一下头发，说，“我在二十一号餐厅预订了位子。拜托，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吃饭，我都一年没回纽约了，我们得好好聊聊。”

伯妮很漂亮，一点儿都看不出已经四十多岁了。黑色貂皮外套衬着她浅金色的长发，肤色在洛杉矶的海边被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她最近在演电视剧，但之前她可是纽约远近闻名的交际花，就是夜店里玩得最疯的那种姑娘。男人们觉得她太野了，没人想把她娶回家，但想跟她上床的男人却不计其数。

“我要后面的那桌，那边比较清静，我们可以抽抽烟、聊聊天。”伯妮说。刚一落座，伯妮就点了一支古巴雪茄。“赶紧跟我说说那个结婚启示的事，我迫不及待想听了。”她指的是克洛伊和杰森·金斯利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宣布结婚的事情。克洛伊三十六岁，依然是个倾城美女；而她嫁的男人却是个相貌平平的普通人。

“呃，杰森很聪明，人很好，家境也不错，”凯莉说，“他对我一直很友善。”

“拜托，亲爱的。”伯妮说，“像金斯利那样的男人可不是适合结婚的类型。纽约有好多这种男人，对你很好、关心你，你需要人帮忙的时候他会立刻出现在你的身边，这也就算是个不错的朋友了。当你晚上孤孤单单一个人难过的时候，你可以安慰自己说，至少还有一个像金斯利这样的人可以当备胎，嫁给他至少不用担心房租了。但问题是你仔细想一下，你真能忍受晚上跟他睡一张床，早上看着他刷牙吗？”

“桑德拉说他有一次想亲她，”凯莉说，“她跟他说：‘我要是真的那么需要人陪的话，我会养只猫或者买个抱枕。’”

伯妮突然打开她的粉饼盒，假装看她的眼妆有没有花，但凯莉觉得她是在看男人有没有注意到她。“我想直接给克洛伊打电话问问她，但不行，她已经好几年没和我说话了。”伯妮说，“奇怪的是，上东区那些博物馆的慈善活动最近一个都没邀请我——我敢打包票是因为克洛伊成了主席。我好几年没去那些晚宴了，大不了交三百五十美元自己去一次好了。我就想看看她现在究竟变成什么样子了！”

伯妮哈哈大笑着，好几个人转过头看她。“几年前，我人生最低谷的那阵子，生活简直是一团糟，有时候脸上还带着可卡因粉末就出门了。我爸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家，我问他为什么。‘你回家我就能看见你了，’我爸说，‘我只有见到你才能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所以我想见克洛伊。我一见到她就能知道她过得怎么样。她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啊？很厌恶自己？她是不是开始吃百忧解了？”

“没有吧。”凯莉终于说了句话。

“那她是被什么宗教给洗礼了？精神力量之类的？”伯妮追问着，“最近好像好多人都在干这个，很时髦。”

“我之所以想知道这个，是有我自己的原因的。几年前，我差点就嫁了一个像金斯利那样的男人，”伯妮缓缓地说，“那件事到现在都没解决。也许永远都解决不了吧。”

“服务生，给我们开瓶香槟。”伯妮打了个响指召唤侍者。她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那个时候我刚和一个恶心的男人分手。那人叫多米尼克，是个意大利的银行家。他跟他妈一样蛇蝎心肠，典型的欧洲垃圾，但他自己还挺得意的。他那会儿对我一点儿也不好，但我当时居然一点儿也不介意，全都忍了。当然，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牙买加喝迷幻茶喝多了，才醒悟过来他其实根本不爱我。但那都是后话了。在那之前我完全就是另一个人——在缅因州的小镇长大，长得挺标志，还算有教养，一天到晚都有陌生人跟我搭讪。但其实我挺坏的，内心挺冷的。我对谁都没有感情，也从来没真的爱过谁。”

“可我还是和多米尼克同居了三年。一个原因是他和我约会的第一天就这么提出来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公寓很高级，打开窗子就是东河，他还在东汉普顿有一栋大别墅。我当时既没钱又没工作，平时只能靠给电视广告配音、唱歌之类的杂事过活。

“后来我终于跟他分了——我跟其他人偷情被他发现了，他还非让我把他给我买的那些珠宝都还给他。所以我当时就想，我得马上找个人结婚，越快越好。”

软毡帽

“我搬到朋友家里，”伯妮说，“两个礼拜之后我在切斯特酒吧认识了达德利。你知道的，东区的酒吧里到处都是富二代。刚看到他时我觉得他挺讨厌的——他穿着拉夫劳伦的套装和牛津低帮皮鞋，戴着一顶软毡帽，嘴唇潮乎乎的。他长得像根竹竿，又瘦又高，没有下巴，眼睛像颗水煮蛋，喉结还特别大。没人邀请他，他就在我们这桌坐了下来，坚持给每个人都点了一杯马提尼酒。他讲很冷的笑话，还嘲笑我那天穿的斑马纹的时装鞋。‘我是奶牛——哞哞——穿上我吧！’他学着牛的叫声。‘拜托！你的脑子有问题吗？’我反击他道。唉，和他说话真是让我觉得丢人。”

“第二天他果然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从谢尔比那里要到了我的电话。谢尔比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家跟乔治·华盛顿还有点儿什么关系。所以我就冷嘲热讽地说：‘哟，你还认识谢尔比呀。’他说：‘嗯，我们从幼儿园就认识了，但那会儿他就是个小笨蛋。’‘他是个小笨蛋？那你呢？’我又揶揄他。”

伯妮顿了顿，接着说：“其实是我的错，我根本就不应该和他扯上关系的。但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已经把我和多米尼克分手的事一股脑儿地全跟他讲了。结果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他送的花，上面写着：‘漂亮的姑娘不应该为分手而伤心。’谢尔比也给我打电话说：‘达德利是个好男人。’我当时就反问他：‘是吗？他哪儿好？’他告诉我：‘半个南塔克特岛都是他家的。’

“达德利特别有耐心。他不停地给我送礼物，都是什么毛毛熊或者佛蒙特的奶酪大礼包之类的。他还一天给我打三四次电话。一开始我烦得要命，但过了一阵子，我习惯了他那种冷幽默，甚至开始期待他的电话了。他认真地听我说话，对我说的一切鸡毛蒜皮小事都感兴趣，比如谁新买了一套香奈儿的套装，我很嫉妒她，因为我自己买不起啦；或者我在出租车上抽烟，被司机扔出去了；或者我除毛的时候又把脚踝给刮伤了之类的。我知道这是他的圈套，但我以为我不会中计的。”

“周末的时候，谢尔比给我打电话：‘达德利请我们去他在南塔克特岛的别墅。’”

“‘门都没有。’我很干脆地回答他。”

“‘他家很漂亮的，是一幢缅因大街上的老房子！’”

“‘哪一幢？’我问他。”

“‘我记得好像是那排砖房子，好像是吧。我挺确定的。不过我每次去的时候都喝得烂醉，所以记不太清楚了。’”

“‘要真是砖房的话，我会考虑的。’我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