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极了。”萨沙高兴了,“给我倒点儿什么喝的,我们再开车往前走,去送掉这些鬼箱子。”
娜斯佳拿来一杯矿泉水,温柔地望着他那瘦瘦的脖子,脖子上那只突出的喉结每喝一大口水便抖动一下。突然,她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念头。
“萨沙,你去送东西的功夫,让达莎留在我们这儿,好吧?她跟你东奔西跑干吗,只能多吸汽车废气。我跟她把水果挑一挑,分一分等级,哪些得马上吃,哪些还可以放一放,聊一聊婆婆妈妈的事。达莎,你看我的建议怎么样?”
娜斯佳说这话时,悄悄向达莎递了个眼色,让她知道,问题根本不在水果。
“是啊,萨沙,让我留下好吗?你待会儿来接我。”
“好吧。”卡缅斯基耸了耸肩,无可奈何地说,“留下吧,我5点前回来接你。”
他和廖沙下了楼,把另一只一模一样的箱子抬了上来。这只箱子里装的水果鲜鱼准备分给廖沙和娜斯佳的父母。
他们送走了萨沙刚关上门,雍容华贵、穿戴雅致的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就来了。娜斯佳看见她身后跟着继父,手里提着一个挺大的包。
“孩子,我把妈妈交到你手里马上就得走。”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很快说。他总是一看眼色就明白妻子前夫的女儿的心情。他立刻注意到娜斯佳脸上有一丝惊慌和无可奈何的神色,又看到站在屋里的达莎,便明白了,这样小的一座住宅里,人似乎多了些。娜斯佳有点儿急躁不安,在生气。
娜斯佳感激地吻了吻继父,毫不掩饰她感到松了一口气。
“这个包拿去,是给你的。”
“这是什么?”娜斯佳惊奇地问道。
“妈妈送你的礼物。从瑞典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服装和罐头。”
娜斯佳看了一眼表。离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到来只剩下20分钟了。要是今天她不被弄疯,那么以后无论什么样的精神挫折她都能受得住。
剩下的20分钟里,她除了指示达莎该怎么做,向妈妈简要说明了情况,换了一身衣服,甚至还来得及淡淡地化了一个妆。3点整,安东-舍夫佐夫和新闻记者来了。新闻记者自我介绍说叫斯拉瓦-沃斯特罗克努托夫。
“我不想让我的照片出现在报上。”娜斯佳请客人和达莎入座后对他们说道,“因此,我给你们找了个替身。你们采访我的这位亲戚,我的弟媳,她当时也在现场。安东,您还记得达莎吗?”
“当然记得,”舍夫佐夫微微一笑,“怎么会记不得您呢?您的外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是我的外貌令人难忘,而是肚子非凡出众。”达莎爽朗地笑了起来,“婚姻登记处可不太常见像我这样怀孕这么久的新娘。不过我对您的彬彬有礼很欣赏。”
“这么办。”娜斯佳继续说,“由达里姬-卡缅斯卡娅向你们发表谈话,给她拍照拍多少都行。要是有什么只有我能回答,并且你们非常需要在谈话中提及的问题,由我来回答,但这些话也算是她的话。总之,谈话中最好不提我的名字。好吗?”
娜斯佳从新闻记者的脸色看出,记者不喜欢她的这个要求,他想采访刑侦处的工作人员,以证明他与刑侦处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碰上有人不想和他交谈,不肯向他透露任何消息的时候,不妨漫不经心似的顺口说上一句:“我善于搜集微妙的情报,刑侦处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一星期前发表了我采访反严重暴力犯罪科的卡缅斯卡娅的谈话。”但是不管斯拉瓦-沃斯特罗克努托夫喜不喜欢她的主意,反正他得按她说的去做,因为昨天的《刑事侦查报》上已刊登了预告,星期一将发表这个倒霉的采访。因此,不管有什么困难,这次谈话必须进行下去。
安东怕影响达莎讲话,一下子给她拍了几张照片。这之后,娜斯佳便把他撵到厨房,让他在那里踉丈夫和母亲待在一起,她自己回到房间里。
娜斯佳把安东-舍夫佐夫一领到厨房,廖沙便马上感觉到,他们三个人待在这里不会舒服。娜斯佳请母亲在新闻记者同她和达莎交谈时,跟摄影记者闲聊解闷儿。阿列克谢-奇斯佳科夫找不到适合自己扮演的角色,像木偶似的一声不吭地呆坐着?动手做午饭?要么就得加入与一个完全不相识的人的毫无意义的谈话。他与这个人唯一的关系就是,他们曾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即案发现场待过。当然,还有一个办法:绕过摄影师,与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闲聊。他早就对丈母娘很熟悉,至于摄影师,如果他愿意,就让他去适应吧。
总之,奇斯佳科夫逐一权衡了这间拥挤的小厨房里事态发展的几种可能性后,决心作出明智的决定:不参加这出戏的演出。舍夫佐夫来到厨房后5分钟,阿列克谢便忧心忡忡地打开冰箱,像是寻找什么东西,可找了半天,最后还是不高兴地说,他犯了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午餐必须使用蛋黄酱,他昨天告诉娜斯佳说用不着买,因为冰箱里还有两瓶,可现在才发现,那两瓶不是蛋黄酱,而是姜粉。简单地说,他请求原谅,他必须马上去商店买蛋黄酱,但今天是星期天,几乎所有商店都关门休息,要买到这个蛋黄酱看来得花费不少时间,因为他可能得到市中心去,到特维尔大街,上叶列谢耶夫百货店去买。
奇斯佳科夫教授一边这样唠叨着,一边披上一件牛仔服离开了这座一时集聚了太多人的住宅。
“您那天为什么去婚姻登记处?有什么事?”
“我作娜斯佳的证婚人……”
“她为丈夫的姐姐的婚礼作证婚人。”娜斯佳更正她的话,“不必提名字,读者对名字不感兴趣。”
“您到婚姻登记处时心情怎样?”
“心情好极了。我本身是一小时前结的婚,因此,您该理解,跟做新娘一样。”
“您说什么?您也是5月13日那天结的婚?”
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十分好客,每做一个动作都伴随着一长串解释和哈哈大笑,安东也跟着哈哈大笑。她很久没来女儿家了,所以完全不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儿。找茶叶时间最长。
“安东,您听我说,看来我得向您道歉,恐怕我没法儿请您喝茶了。”她打开所有的橱门和盒盖后说道,“我找不到茶叶。”
“都找遍了吗?”安东两眼紧盯着娜斯佳的母亲看,他发现至少有五个地方可能放着茶叶,可她却看也没往那儿看一眼。
“依我看,到处都找遍了。让我来给您煮咖啡吧。”
“谢谢您,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我不喝咖啡。”
“怎么回事?”
“心脏不好,医生不让。”
“真的吗?”她惊讶地问道,“这么年轻!我非常同情您。您知道,年轻人生病,老年人却自我感觉良好,这不正常。就拿我来说吧,像新生婴儿那么健康,可我的娜斯佳,整个儿一个病包。总是脊背疼,大概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自己是吃天然食品长大的,你们却是用化学合成食品喂养大的。生态环境破坏了,空气污染了。”
“您女儿娜斯佳这么多病,怎么让她进民警局工作了呢?是走后门安置的?”
“安东,说哪里话,要后门干什么。干这工作是她的专业,大学毕业后分配的。当然,我丈夫一辈子都在刑侦处工作……”
“您瞧吧。”舍夫佐夫讥讽地哼了一声。
“我跟您说老实话,他跟娜斯佳的工作分配毫无关系。她一生里一切都是自己奋斗的。”
“她背疼医务委员会怎么能通过?”
“她可能没告诉过任何人她受过创伤,医生们也没查出来。我们的医生怎么样,您是知道的,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么说,为了进民警局工作,只好说谎了?”安东笑道。
“不是说谎,只是隐瞒了实情。”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笑着回答,“这可不一样。”
“可依我看没有什么不同。顺便说一句,您在那只盒子里找找茶叶看,那儿您还没看过。”
“这一个?哎哟,真的。您瞧,这不是茶叶吗?您怎么猜到的?”
“凭直觉。”
“……为什么您确信,凶案发生十分钟后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婚姻登记处走出来?”
“因为我丈夫和廖沙……”
“和我亲戚的丈夫。”娜斯佳纠正她的话说。
“对,是这样,和我亲戚的丈夫。他们把门关上,谁也不让出去。”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有人叫他们这样做的吗?”
“是娜斯佳叫他们这样做的。”
“是我丈夫的姐姐叫他们这样做的。”娜斯佳又一次更正她。
“对,是我丈夫的姐姐。”
“她怎么会想到这么做呢?从前她遇到过这种事情吗?”
“她读过很多侦探小说,所以她知道该怎么办。”娜斯佳替达莎回答说,“斯拉瓦,您想毫不掩饰地暗示读者,当时有一位刑侦处的工作人员在场,并且您有幸跟她相识,您的这一愿望我可以理解。但是,放弃您的这个想法,好吗?我是不会容许达莎说一句多余的话的。”
“谢谢您,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茶很好喝。请您告诉我,您的女儿从小就想在民警局工作吗?”
“不,安东,哪能呢?!她从小就学几门外语,学数学。当时我曾深信不疑,她会效仿我,成为一名语言学家。怎么说呢,事先一点儿先兆也没有。后来,从九年级起,廖沙跟她经常在一起。廖沙会成为一名杰出的数学家,这是谁也不怀疑的事。我丈夫期望他们考同一所大学,上同一个系。可是,您瞧,我们错了。”
“难道她没跟您商量?”
“当然商量过。我劝过她,可我丈夫却鼓励她。显然,他的理由比我的更有说服力。您为什么要问这件事?”
“我不过感兴趣而已。这个职业不是女人干的,可是我觉得,您女儿却干得很顺利。这可以为我们报纸提供一个好素材。我想您会同意的。”
“有可能,有可能。”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不过就我所知,她是绝不会同意的。”
“为什么呢?”
“这不太好解释。”她笑道,“可能是性格如此。”
“难道阿纳斯塔西娅-帕夫洛夫娜对荣誉不感兴趣?”
“您瞧,她的确不感兴趣。”
“这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希望得到荣誉,尤其是女人。我想,还是可以劝她同意的。”
“那您就试试吧。”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笑了笑说。“可我不敢保证您成功。”
到傍晚6点钟,一切终于恢复了正常。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结束了采访。萨沙来接他妻子,比他说的要早。这段时间里,一直坐在离家不远的一张长椅上看书的奇斯佳科夫,看见舍夫佐夫那辆黄色小汽车开走了,便马上回家来了。家里剩下三个人——娜斯佳、丈夫和母亲。
娜斯佳怎么也摆脱不掉母亲完全成了一个陌生人的感觉。她在国外住了这么久,已经不再理解俄罗斯的生活,不再理解他们的痛苦和欢乐。
“要善于安排收支计划,”娜斯佳告诉母亲说,“别弄得发工资前一个戈比也没有。存起一点儿钱,以备不能按时发工资时用。”
“妈妈,倒不是我的钱不够用,而是因为今天我的全部工资还可以买二百美元,可一星期后就只能买一百九十美元了。美元涨价,而且一直在涨。”
“真的?……”
趁着廖沙出去了,家里只剩下母女俩,母亲悄悄问道:
“你说说,这个摄影师安东……你跟他早就认识吗?”
“认识了一个星期,怎么啦?”
“你有什么事得罪他了吗?”
“没有。您这话从哪儿说起?”
“他不喜欢你。”
“别说了,妈妈。”娜斯佳懊丧地皱了皱眉,“为什么要他喜欢我?我是他的什么人?我们是在婚姻登记处偶然相识的,凶案就发生在那儿。我结我的婚,他拍他的照。”
“不,我的好女儿,”母亲执拗地反驳说,“他很生气。他对你持否定态度。”
“妈妈,请你别胡思乱想。你为什么认定他很生气?”
“因为他一下子就认定你是走后门安置进民警局的。”
娜斯佳哈哈大笑,可实际上她真想哭。
“妈妈,您在酒足饭饱、万事称心如意的人们中间生活惯了。他们那儿一切都井井有条,因此他们可以放任自己对所有人抱肯定态度,喜欢所有的人。您好久没在俄罗斯生活了,因此您不知道,谈论走后门今天已不是什么不体面的事,谁也不会因为有人说他走后门而感到难为情,谁也不会因这件事生气。我们所有人都对周围的一切不满,都彼此仇恨。今天,只要能捞到好处,希望别人死也视为当然。妈妈,你睁开眼看看吧,看看我们是怎样生活的。”
娜斯佳看到母亲心绪不佳,便责怪自己太不克制了。应该跟母亲谈得更委婉些。她合同期满就得回来,她能在这儿生活下去吗?俄罗斯生活变化这么快,离开三年回来就得重新适应。或许,妈妈会再次延长合同,在瑞典再住上一段时间?妈妈和爸爸分离这么长时间,还能在一起生活吗?妈妈或许会感觉爸爸跟她那个瑞典情人迪克-屈恩相比显得很凶,不那么善良?娜斯佳是在意大利出差时认识屈恩的。
这漫长而紧张的一天终于快结束了。疲惫不堪的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来了,用车把妻子接回家去了。娜斯佳洗好餐具,用热水淋浴了15分钟,想松弛一下,消除精神上的紧张。然而却怎么也松弛不了。
她爬出浴池,水龙头也不关,身上裹一条毛巾,来到厨房。她看也不看坐在桌旁摆纸牌卦的廖沙,从小橱里取出一只高高的玻璃杯和一瓶马提尼酒,倒了好大一杯,一口气喝干了。她故意不理睬丈夫那惊异的目光,一言不发地把玻璃杯放进盥洗池,又把酒瓶放回橱里,然后回到浴室,又站到莲蓬头下冲淋起来。冲了几分钟后,她才感到轻松了些。抽筋的肌肉放松了,寒颤也停止了。
娜斯佳用一块厚厚的大毛巾仔细擦干了身子,裹上浴衣,回到房里。她打开电视机,马上又气愤地把它关上了。第一套节目里,一个被花天酒地的生活弄得面容疲倦的家伙意味深长地唱道:“让我们今晚欢乐地死去——我们来扮演一回颓废派。”第二套是例行的肥皂剧,第三套是足球赛,第四套播送的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玩艺儿,一个头发蓬乱的家伙在扭扭捏捏地表演。
“我的天哪,妈妈,你简直无法想象在我们这儿是怎么生活的。”她一面摊开两用沙发,从柜里拿出床单、被单和枕巾,一面想道,“你简直无法想象,我们这儿发生的是什么事。你用一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标准衡量我们的人,这种标准只能用来衡量童话中的人物和充满浪漫色彩的王子。要知道,尽管我不喜欢电视播放的东西,可这东西还是要播,而且各个频道都播,这说明,多数人喜欢它。可见我们国家里大多数人是喜欢这个头发蓬乱、开着平淡无味玩笑的白痴,喜欢那些身穿满是铆钉的衣服、戴着手镯的头脑简单的歌手唱个没完没了的音乐短片,和那些看了叫人想上吊的广告。妈妈,我们现在是一些充满怨恨、头脑迟钝的人。可您还在用基督教的‘善’与‘恶’的观念来衡量我们。我们大概永远无法互相理解。我们已经成了完全陌生、格格不入的人了。”
她脱掉浴衣,熄了灯,钻进被窝里,伤心地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