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五分钟后到。就我和你两人，好吗？”

“没问题。”

亚当挂了电话。萨姆的协议里有一段是为防止他的律师向记者发表谈话而写进去的，但其言辞含混，有失严谨。在这一条款中有一处重大漏洞，任何律师都可以乘机钻空子，不过亚当倒并不想冒这个险。虽说经过两次探访，他的祖父在他眼里仍旧只是一个谜。萨姆不喜欢律师，随时都有可能再解雇一个，即便是他的亲孙子也不例外。

疲惫不堪的年轻专业人员在开车返回郊区之前往往需要喝上几杯，马拉兹酒吧很快就被他们挤得满满的。住在孟菲斯闹市区的人其实很少，因而银行职员们和经纪人们就聚到这儿或者其他无数的酒吧里，大喝绿瓶装的啤酒或者小口啜饮瑞典产伏特加。他们或沿着吧台排成一溜，或围小桌而坐，探讨市场走向，争论未来的贷款基本利率。这是个时髦的地方，有真砖的墙面和实木的地板。门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盘盘的鸡翅和火腿包鸡肝。

亚当看到一个身穿牛仔裤手拿记事簿的年轻人。他上前作了自我介绍，然后两人便向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走去。托德-马克斯看上去不超过二十五岁。他戴一副金丝眼镜，长发及肩。他态度热诚，似乎有点紧张他们点了海尼根啤酒。

记事簿摊放在桌上，就等动手记录了，亚当决定掌握主动。“我有几条基本规则，”他说，“第一，我说的话一律不能公开。你不能在任何地方引用我的话。同意吗？”

马克斯耸耸肩，似乎表示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他原来的想法，但还是可以接受。“好的，”他说。

“我想你把这叫做深层背景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

“就是这么叫的。”

“我会回答你一些问题，但不会很多。我之所以来这儿是为了让你对情况有个正确了解，懂吗？”

“很公平。萨姆-凯霍尔是不是你的祖父？”

“萨姆-凯霍尔是我的当事人，他指示我不要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所以你不能引述我的话。我在这儿可以做的只是确认或否认。仅此而已。”

“那好。他是你的祖父吗？”

“是。”

马克斯深吸一口气，玩味着这不可思议的事实，这无疑可以引出一篇非凡的报道。他都可以想见那大字标题。

随后，他意识到应当再多问几个问题。他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你的父亲是谁？”

“我父亲去世了。”

停顿良久。“是这样。那么说萨姆是你母亲的父亲？”

“不，萨姆是我父亲的父亲。”

“好。为什么你用不同的姓呢？”

“因为我父亲改了姓。”

“为什么？”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谈我们家庭的背景情况。”

“你是在克兰顿长大的吗？”

“不是。我在那儿出生，但三岁就离开了。我父母迁到加州。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所以你以前不是在萨姆-凯霍尔身边？”

“不是。”

“你以前知道他吗？”

“我昨天才见到他。”

马克斯考虑着下一个问题，幸亏这时啤酒送上来了。他俩一齐闷头喝起酒来。

他望着自己的记事簿，草草写了些什么，然后问：“你在库贝法律事务所多久了？”

“将近一年了。”

“萨姆-凯霍尔的案子你受理多久了？”

“一天半。”

他喝了长长的一大口啤酒，注视着亚当，仿佛在等待他作出解释。“瞧，呃，霍尔先生——”

“叫我亚当。”

“好吧，亚当。这里面似乎有许多地方接不上茬。你能帮一下忙吗？”

“不行。”

“好吧。我看到有报纸说凯霍尔最近解雇了库贝法律事务所。此事发生时你在办这件案子吗？”

“我刚才告诉你了我办理这件案子一天半。”

“你第一次去死监是什么时候？”

“昨天。”

“他知道你要来吗？”

“我不想谈这个。”

“为什么不想？”

“这是非常秘密的事情。我不准备讨论我去探死监的事。我只确认或否认那些你在别处能核实的事情。”

“萨姆还有别的孩子吗？”

“我不想讨论有关家庭的事情。我确信你们的报纸以前对此做过披露。”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你可以去查查。”

又是长长地喝了一大口，接着又久久地望着记事簿。“八月八日执行死刑的可能性有多大？”

“很难讲。我不愿随便猜测。”

“不过以前的所有上诉都得以通过了，不是吗？”

“也许是。就算我是得到了一份适合我的工作吧。”

“州长可以准予从宽处理吗？”

“可以。”

“有这种可能吗？”

“不太可能。你得去问他。”

“你的当事人在行刑前会接受采访吗？”

“我怀疑。”

亚当瞟一眼手表，仿佛突然间要去赶飞机。“还有别的事吗？”他问，把啤酒一饮而尽。

马克斯把钢笔插进上衣口袋。“以后咱们还能再谈吗？”

“看情况。”

“什么情况？”

“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事了。如果你把我们家的事扯上，那就免了吧。”

“这里面一定有些不可外传的家丑了。”

“无可奉告。”亚当站起身，伸出手。“很高兴见到你，”他们握手时他说。

“多谢。我会给你打电话。”

亚当快步走过酒吧中的人群，消失在饭店大厅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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