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陪审团罢工了！

法官手册上对此说了些什么来着？

他把话筒移到下巴颊下说道：“先生们，陪审团出了点小小的问题。我得去和他们谈一谈。我请罗尔和凯布尔二位先生协助其余的诸位留在座位上别动。”

陪审员休息室的门又锁上了，法官轻轻敲了三下，接着就转动门手。门纹丝未动。“谁？”门里一个男人的声音问。

“我是哈金法官，”他大声说。站在门边的是尼可拉斯。他转过身来，朝同僚们得意地微微笑。米莉·杜勃雷和格拉迪斯·卡德太太这时正六神无主地在一堆行李旁边打转。她们神情紧张，坐立不安，生怕自己会被法官投入大牢，或者受到别的什么严厉惩罚。但别的陪审员依然是愤怒难平。

尼可拉斯打开锁，开了门。他愉快地对法官笑脸相迎，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仿佛陪审团罢工是案子审理过程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

“进来。”他说。

这时，哈金已经脱去法官的黑袍，穿着一身灰色西装。他和罗尔及凯布尔排成一路纵队，走进休息室。

“这儿出了什么事？”他问，一边用目光扫视着众人，大多数陪审员都坐在桌旁，桌子上凌乱地放着咖啡杯、空盘子和报纸。菲利浦·萨维尔独自站在窗边。隆尼·谢弗坐在一个角落里，敲着膝头上的计算机。伊斯特尔显然是陪市团的发言人，大概也是他煽风点火挑起了这场事端。

“我们认为让法警搜查我们的行李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是不公平的？”

“这很明显嘛。行李是我们的私人财物。我们不是恐怖分子，不是偷运毒品的贩子，而你也不是海关官员。”尼可拉斯说话的口气充满权威。他如此勇敢地当面和一位杰出的法官对杭，使大多数陪审员感到自豪。因为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不管霍尔曼会有何种想法，毫无疑问，他还是他们的领袖。而且，他还多次和他们说过这场官司中起决定作用的最最重要的人物，不是法官，不是律师，也不是被告和原告，而是他们！是他们这些陪审员。

“将陪审团隔离时，从来都是要这样检查行李的嘛。”法官大人向伊斯特尔走近一步说。伊斯特尔比他高4英寸，可不会被他吓倒。

“可是这也没有明文规定呀，不是吗？我敢打赌，这种事是由主审法官考虑决定的。对不？”

“进行检查还是有一些正当理由的嘛。”

“正当得还不够，我们决不跨出休息室一步。法官大人，除非你保证不碰我们的行李。”说这话的时候，伊斯特尔紧咬牙关，声色俱厉。哈金法官和两位大律师心里明白，他决非虚张声势，而且他说这番话又是代表了整个陪审团，陪审员们谁都没有娜动半步。

哈金这时犯了一个错误。他侧过头来朝罗尔瞟了一眼，而罗尔正迫不及待地等待机会表现一番：“哎呀，法官大人，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嘛！陪审员的行李里难不成还会有塑料炸弹？”

“你别说了，”哈金斥道。可是罗尔已在陪审员们心目中赢了一分。凯布尔当然拎得很清，他也想对陪审员们表达由衷的信任，可是哈金却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好吧，”法官大人说，“行李就不检查了。不过，要是我发现哪位陪审员带了我昨天发给诸位的单子上列出的违禁物品，我将以蔑视法庭罪严惩不贷，甚至会将其投入监狱。诸位都明白了吗？”

伊斯特尔环顾四周，扫量着每一位同事。多数人都松了一口气，有几位陪审员还不折不扣地点着头。

“这样很好，法官大人，”他说。

“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继续审案了？”

“还有一个问题。”

“唔？”

尼可拉斯拿起桌上的一张纸，叽哩咕噜地读了一番，然后说道：“根据大人你的这一规定，我们的配偶每周可以来和我们相会一次。我们认为一次太少。”

“你们要几次？”

“需要几次就几次。”

多数陪审员对此颇感意外，对于限制和配偶相会的次数，有几个男陪审员，特别是伊斯特尔、杰里和隆尼，曾经发出过埋怨，但女士们却无任何议论。如今让法官大人形成这样的印象，以为她们如狼似虎，离不开男人，这尤其使格拉迪斯·卡德太太和米莉·杜勃雷，难堪得无地自容。卡德先生几年前就患了前列腺炎，因而卡德太太便想借此机会公告周知，以便恢复自己的好名声。但就在此时，霍尔曼·格里姆斯却抢先开了：“我有两次就够了。”

老霍尔曼在被子里面和太太折腾的那种景象，谁想起谁都会捧腹。一阵大笑，打破了一直笼罩着休息室的紧张的气氛。

“我想不必作一次民意测验了，”哈金说，“就两次吧，诸位可同意？再难熬不就是两个星期嘛。”

“两次也行。可能的话，再加一次。”尼可拉斯提出了建议。

“好吧。大伙都同意？”法官抬眼望去。洛伦·杜克坐在桌边正咯咯地笑。格拉迪斯和米莉在拼命缩向墙壁，怎么也不敢正视法官的眼晴。

“行啦，这蛮好啦，”杰里·费尔南德斯说。他两眼通红，头昏脑涨。杰里只要一天没有性生活，就会头痛，但有两件事他现在心里完全有数。他今后两周不能回家，对他妻子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值得高兴的事；在这期间，他和鬈毛狗会作出安排，解决他的困难。

“我反对这件事的文字表述。”一直站在窗口的菲利浦·萨维尔说，这是他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一次开口。他手上捏着法官制定的那张条规，“你对有权每周和陪审员相会的人所下的定义，不够全面。”

这一节让他恼火的文字用标准的英语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写着：“每次相会期间，每位陪审员可以在他或她的房间里，单独与他或她的配偶、女友或男友度过2小时。”

哈金法官和两位律师回头望着菲利浦。陪审员们全都在认认真真地读着这段文字，摸不透这个怪人心里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但哈金法官并不想把他摸透：“萨维尔先生，我向你以及诸位陪审员保证，在会面的问题上，本人绝不想以任何方式对你们任何人进行任何限制。你们在会面时干些什么，跟谁干，我可以坦率地告诉诸位，我统统不管！”

这番表态使萨维尔深感满意，同样也使格拉迪斯·卡德太太蒙羞难堪。

“诸位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了，大人，谢谢你啦，”霍尔曼高声答道、他这时才又想起自己是陪审团的头。

“谢谢！”尼可拉斯说。

陪审团在陪审席上刚刚愉快地坐稳，斯各特·曼格拉姆立即向法庭大声宣布，他的问题已全部问完。于是由凯布尔向基尔文博士提出诘问。凯布尔提出的问题软弱无力，他像是已被这个伟大的专家彻底征服。对几个显然毫无意义的数据，两人取得一致意见后。基尔文说基于他那些无穷无尽的数字，他认为大约有10％的烟民患上了肺癌。

凯布尔没有反驳这一论点，而是接过手来加以强调。这是他从一开头就使用的手法，而且以后还要使用，一直用到案子结束。

“那么请问基尔文博士，既然吸烟导致肺癌，得肺癌的为何又只有10％呢？”

“吸烟大大地增加了患肺癌的危险。”

“但不是每个吸烟者都会得肺癌，对吗？”

“对。不是每个吸烟的人都会得肺癌。”

“谢谢你。”

“但吸烟者得肺癌的危险要大得多。”

凯布尔的劲头上来了他开始追逼。他说，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项为时长达20年的科研中发现，大城市烟民的肺癌发病率，远远高于农村烟民的肺癌发病率。不知基尔文博士对此研究是否了解？基尔文当然了解，虽然他与此研究无关。

“你能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吗？”凯布尔问。

“不！”

“你能提出一种猜测吗？”

“可以。这个研究报告发表时引发过一场争论，因为它证明除了吸烟外，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肺癌。”

“例如空气污染？”

“对。”

“你相信吗？”

“这是可能的。”

“如此说来，你承认空气污染会导致肺癌喽。”

“可能会导致。但是我坚持我本人研究得出的结论。农村吸烟者得肺癌的危险大于农村中的非吸烟者，城市吸烟者得肺癌的危险大于城市中的非吸烟者。”

凯布尔拿起另一份厚厚的研究报告，故作姿态地翻了几页：“这是斯德哥尔摩大学1989年发表的报告，其研究者发现肺癌与遗传和吸烟有关，基尔文博士不知是否熟悉这一报告？”

“我读过这份报告。”基尔文答道。

“你对它有何评论？”

“没有。遗传不是我研究的领域。”

“那么，对于遗传是否与吸烟和肺癌有关这一问题，你是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否’了？”

“对。”

“但你并不想对这个报告的观点提出质疑，对吗？”

“我对该报告所持观点没有评论。”

“你认识主持这一研究的专家们吗？”

“不。”

“那么你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否是合格的专家？”

“我不能。我知道，你肯定和他们谈过话了。”

凯布尔回到座位上，拿起另一份研究报告，又返身大步走回到麦克风前。

开庭两周以来，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那场使庭上所有人都深感迷惑、而且无人能解读其含义的效忠宣誓的即兴表演，星期一下午以前，法庭上从未出现过戏剧性场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陪审团事件。被告律师团里有个律师向华尔街派来的金融分析家中的一位透了点儿口风。他说，一般认为斯泰拉·赫利克是对被告颇为有利的一位陪审员。这番话我传你，你传他，每传一次斯泰拉对烟草公司的意义也随着增加一个数量级。等金融分析家们打电话向纽约报告时，她已被说成是被告失去的陪审团中的台柱，而这时的她正躺在家里的沙发上，由于马提尼威力发作而半醉半醒。

为这个消息火上浇油的，是有关对陪审员伊斯特尔住所破门而入的更加美妙的传闻。人们不难设想，那个私闯公寓的人拿的是烟草公司的钱。既然被告已经被人逮住，或者说是至少受到很大的怀疑，他们的情况自然不妙。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陪审员。他们越轨又被人发现。天快要塌，地快要裂了。

周二上午交易所开盘时，派恩克斯的股价是79.5，随后迅速下挫到78，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和谣传四起，抛盘在不断增加。上午交易时间刚刚过半，股价已落至76.25。这时突然从比洛克西传来了一条新的消息。一位身在法庭现场的金融分析家打来电话，向他的上司报告说，陪审团拒绝出庭，实际上已经罢工，原因是他们已腻透了原告方面的专家提供的枯燥无味的证词。

一瞬间，这一消息已传得沸沸扬扬。在华尔街看来，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明，比洛克西陪审团的矛头指向的是原告一方。派思克斯股票价格立即调头向上蹿，到中午休市时分，已在上攻80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