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重重地向倚子上一坐，撑着两肘，俯身问道：“现在请你告诉我，你是在何处见过那个人的？”

尼可拉斯要把录像那张王牌，留到更加关键的时刻。他已经仔细地编好了另一个故事：‘昨天休庭以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在拐角迈克的店门前停下来，想买一客冰淇淋。我走进店堂回头朝人行道上一看。那家伙正鬼鬼祟祟地朝里面窥探。他没有看见我，可是我记得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买了冰淇淋以后我步行回家，我觉得他在跟踪我，所以就从原路折回，绕了一个小圈子。结果是不出所料，他确确实实是在盯我的梢。”

“你说你以前见过他？”

“是见过的，大人。我在购物中心一家计算机店里工作。有天晚上，这个人，我肯定就是这同个人，一直在店门前走来走去，而且还在不断向店里面瞧。后来我在休息的时候到购物中心另一头去喝了一杯可乐，而他又在那儿露了面。”

法官用手拢了拢头发，稍稍放松了一点：“你说老实话，伊斯特尔先生，在你的同事当中，有没有谁提到过类似的事？”

“没有，大人。”

“假如有人谈到这种事，你愿意报告给我吗？”

“当然。”

‘咱们这么聊聊，并无任何不对之处嘛。陪审团里出了什么事，我是应该知道的嘛。”

“我怎么和你联络？”

“只要写个纸条让露·戴尔送给我就行了。只要写一句话我们需要谈谈。具体谈什么，千万别提。谁能担保露·戴尔不偷看？”

“好的。”

“成交啦？”

“成交了。”

哈金深深地嘘了一口气。他把手伸向开着的公文包，掏出一份报纸，顺手推到伊斯特尔面前：“读过吗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吗？”

“没有。我不读它。”

“好，上面登了一篇大文章，报道了这个案子的审理情况，还谈了假如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裁决，对烟草行业会有什么影响。”

尼可拉斯自然不能让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白白溜走：“陪审团里只有一个人读《华尔街日报》。”

“谁？”

“佛兰克·赫雷拉。他每天早上都读，从头看到尾，一字不漏。”

“今天上午也读过？”

“是的。我们等着出庭的时候。而且，每个字都读了两遍。”

“他有何评论？”

“据我所知，没有。”

“该死！”

“不过，读不读并没有什么关系。”尼可拉斯眼睛望着天花板说。

“为什么？”

“他的主意早就拿定了。”

哈金朝他俯过身子，眼睛眯成一条缝：“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看，根本就不该挑他当陪审员。我不知道那些书面问题他是如何回答的，但他肯定没有说真话，否则他今天就不会呆在这里，而且，挑选陪审员时，大人口头提出的那些问题，我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当时本应作出反应的。”

“说下去。”

“好的，我说下去。不过，法官大人，你可不要生气呀。昨儿早上我和他谈了一次话。当时休息室里就我们两个人，而且我可以对天发誓，我们并没有讨论本案。我们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就聊到了香烟。佛兰克多年以前早就戒了烟，谁不肯戒烟谁就得不到他的同情。他是一个退役军官，这你是知道的，为人顽固而又严厉——”

“我也当过海军陆战队呢。”

“对不起。我还是闭上嘴巴吧？”

“不，继续往下说。”

“好的。不过，谈这种事我真有点儿紧张。什么时候停下来，我都乐意。”

“要你停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自然。嗯，佛兰克有一种看法：谁要是每天抽3包烟抽了将近30年，那么不管落到什么结果，他都是活该。瞧，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我跟他争论了几句，其实也不过是为争论而争论而已。可他却指控我想给原告一大笔钞票作为惩罚性赔款。”

哈金法官像是挨了一记闷棍。他的身体在椅子里微微向下缩了缩，闭起双眼，双肩下垂。过了一会儿，他揉了揉眼睛叽咕道：“这真是妙极了。”

“我很抱歉，法官大人。”

“不，不，是我自己要你谈的嘛。”他又挺直腰板，用手指再次拢了拢头发，勉强笑了笑，说道，“听着，伊斯特尔先生。我并不是要你做个告密者，可是迫于外部的种种压力，我对陪审团的情况不得不加以关注。像本案这种类型的诉讼，从来就不是光明磊落的。假如你看见或听说有谁与陪审员进行未经授权的接触，哪怕只有一点点苗头，请你一定告诉我，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我肯定会报告的，法官。”

《华尔街日报》头版那篇文章的作者名叫阿格诺·莱森。这位资深记者，在挑选陪审员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及证人作证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坐在法庭里旁听。他从事司法案件的报道已有10年之久，足迹踏遍许许多多法庭。这篇文章是他准备发表的系列报道中的第一篇，介绍了案件的基本情况，对双方演员们的表演作了具体的描述。但作者并未对审理的进展情况发表个人看法，也没有就谁会胜诉谁会败诉作任何猜测，而只是对原告证人到目前为止提出的颇为令人信服的医药方面的证据作了公正的概述。但证券市场却立即作出了反应。开市的铃声一响，派恩克斯公司的股票价格便下挫了一美元，但到了中午却又有一定的回升，估计会平平安安地度过这场短暂的暴风骤雨。

这篇文章还使纽约的众多证券公司，给他们派驻比洛克西的分析人员打来了潮水般的电话。通话时虽然只谈了几分钟毫无意义的流言蜚语，却使人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进行绝望的揣测。纽约那帮焦灼不安的经纪人，四处探听苦思苦想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陪审团到底会作出什么样的裁决？”

然而，奉命密切注视本案审理进程，并对陪审团的裁决作出预测的那些年轻男女，对此却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