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在他工作的那个计算机商店见过一次的那个穿紧身牛仔裤的金发女郎，此刻下穿一条恩布罗斯牌宽松裤，上着一件宽大的t恤衫，脚登一双崭新的耐克鞋，肩上背着一只运动包，端着盘子从他座位旁边走过。她似乎认出了他，立刻停了下来。这是他们第二次相遇。

“尼可拉斯？”她假装出一种拿不准的样子，迟疑地问道他抬头朝她尴尬地看了一会儿，才想起以前曾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可是却怎么也想不起她的芳名。

“你不记得我啦。”她嫣然一笑地说道，“两个星期前，我曾经在你那个计算机商店买——”

“哦，我记得。”他说，目光朝她那晒得微黑的深亮大腿瞟了瞟，“你买了一台数字收音机”

“对。是阿曼塔牌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是把电话号码给了你的。我猜，你准是搞丢了吧。”

“坐会儿好吗？”

“谢谢。”她立即坐下，一边拿了一根抽炸土豆条大大方方地吃了起来。

“你的电话号码我还留着呢，”他说，“实际上——”

“没有关系。我相信你是给我打过几次电话的。可是我的电话录音机坏了。”

“不，我没有打过。到目前还没有。可我确实是想给你打电话的。”

“没有错，”她几乎是咯咯地笑着说。她的牙齿又白又整齐，她很乐意向他展示一番她的头发扎成一根马尾巴，挂在脑后。打扮得这样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她刚才不可能进行过慢跑锻炼。再说呢，脸上也没有出过汗的痕迹。

“你在这儿干什么？”他问。

“准备去跑步”

“你在跑步前吃上豆条？”

“干嘛不？”

“我说不上。只是觉得不太好。”

“我需要碳水化合物呀。”

“明白啦。你跑步前抽烟吗？”

“有时候抽。你没打电话就为这个？就因为我吸烟？”

“那倒不全是。”

“放心吧，尼可拉斯，我不会见怪的。”她依然是一脸的笑，而且装出一副腼腆的模样。

“嘿，我只不过临时突然想到罢了。”

“你在玩花样。你和抽烟的女孩子约会过吗？”

“我记得没有。”

“那是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我不愿意被动吸烟吧。我自己也不清楚。这种事我是不想花时间揣摩的。”

“你自己抽过烟吗？”她又拈了一根土豆条，神情专注地望着他。

“当然抽过。有哪个孩子不抽烟？10岁那年，我从在我们家搞修理的管子工身上偷了一包骆驼牌香烟。两天就把它全部抽完，结果出了毛病，还以为自己得了癌症就要一命归天呢。”他咬了一口汉堡包。

“就抽了这么一次？”

他一边咀嚼一边沉思。过了一会儿，说道：“是的。我记得以后再没有吸过烟。你是为什么开始吸烟的呢？”

“因为愚蠢。我正在想法子戒呢。”

“戒了好。你太年轻啦！”

“谢谢。我来猜猜看我戒了烟以后，你就会给我打电话了，对吗？”

“你不戒我也可能会打的。”

“这种话我可是早就听你说过啦，”她露齿嫣然一笑，逗他道。她用吸管吸了一大口饮料，又接着问道，“我可不可以请问一声，你在这儿是干什么呀？”

“吃汉堡包呀。你呢？”

“我已经告诉过你啦。去健身房锻炼哪。”

“对，你告诉过我了。我只是路过。去市中心办了点儿事。饿了。”

“你干吗要在一家计算机商店干活呢？”

“你是说我干吗要在购物中心里赚点儿最低工资浪费生命？”

“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不过倒也差不离。”

“我是个大学生。”

“哪个大学？”

“哪个大学也不是。我不久前退了学。新的学校还没有进。”

“原来念的是哪一所？”

“北德州州立大学。”

“打算念的是哪一所呢？”

“可能是南密西西比。”

“学的是什么专业？”

“计算机。你的问题真多呀。”

“可都是很一般的问题呀，不是吗？”

‘我想是你在哪儿工作？”

‘我根本不工作。我刚和一个富翁离了婚。无子无女。28岁，单身。而且想一直这样过下去。当然，偶尔有一两次约会，那也未尝不可。你干吗不打电话给我？”

“富翁有多富？”

她听了哈哈大笑，接着便看了看手表：“我得走啦。我的训练课10分钟后就要开始了。”她站了起来，抓起运动包，却把盘子留下，“我们在这附近会再见的。”

她钻进一辆小型的宝马轿车，一溜烟开走了。

其余几位身患疾病的候选人，被三下五除二迅速打发走了。到下午3点，候选人的数目已下降到159。哈金法官下令休息一刻钟。继续开庭时，他宣布挑选陪审团的工作已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他严词厉色地宣讲了一通公民的责任，接着便像发出挑战似的，询问谁有非健康方面的原因，不能担任陪审员。第一个试图提出申述的，是位一脸痛苦表情的公司经理。他坐到证人席上，轻声轻气地向法官、两位律师和法庭书记官解释说：他在一家大公司每周工作80小时，这家公司目前亏损严重，他任何时候不在办公室都会引起巨大灾难。法官命令他回到自己座位上，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第二位提出申述的是位中年妇女，她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未经批准的白天托儿所。

“我照管孩子们，法官大人，”她强忍着泪水低声说，“这是我能做的唯一的工作。我每周收到200美元，勉勉强强可以过日子。如果一定要我担任陪审员，我就不得不雇一个陌生人来照管孩子。孩子们的父母会不高兴的；再说，我也付不起工资。我只有破产这一条路了。”

人们怀着极大的兴趣，望着她沿着过道，经过她原先坐的那一排座位，走出了法庭。

她的故事编得真是高明，那位备受折磨的公司经理怒气冲冲地想道。

到了5点30分，已有11人获准因故退出，另有16人由于言辞不足以引起同情，而被打发回到自己的座位。哈金法官这时又吩咐格洛莉亚·莱恩散发另外一份、而且篇幅更长的情况调查表，请陪审员候选人在次晨9时以前填妥。他用坚定的语调，提醒他们决不要和别人讨论本案，然后便宣布退庭。

法官宣布休庭时，兰金·费奇早已离开法庭，此时他正呆在街上，他那个办公室里在北德州州立大学，没有找到有关尼可拉斯·伊斯特尔的任何记录。那位金发美人偷录的她和尼可拉斯在汉堡包快餐店的那场对话，费奇也已听了两遍。派她去那儿装出偶尔和他相遇，也是费奇作出的决定。这种见面方式虽说有点儿风险，但效果倒是相当可以。她如今已乘上飞机返回华盛顿，但她在比洛克西寓所的电话录音机还在工作，而且还要一直工作下去，直到选妥陪审团方才停机。要是伊斯特尔想给她打电话——这种可能性费奇颇为怀疑，他也无法找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