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让我吃得又惊又喜。包娣小姐煮了鸡汤。尽管在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鸡汤并非我最想吃的东西,但不再吃火鸡三明治,换换口味仍旧值得欢迎。唐尼-雷喝了半碗,便说需要小睡片刻。他想尝尝那张帆布吊床的味道。我们扶着他走过草地,帮他在吊床上躺下。虽然气温在90华氏度以上,他却要我们替他盖上一床毛毯。
我和包娣小姐坐在树荫下,喝着柠檬汽水。我跟她讲了一点状告大利公司的事。她问了几个与资格考试有关的一般性问题,然后就摇摇晃晃走进屋。
她回来时,给了我一封由亚特兰大律师寄来的信。我一眼就认出信封上那个事务所的名字。
“你能解释解释吗?”她站在我面前问,两只手贴在屁股上。
那位律师给包娣小姐写了一封信,信里附上我给他的信的一份复印副本。我在信上说,我代表包娣-伯德桑小姐,应她的要求起草一份新遗嘱,需要与其先夫不动产的有关信息。律师在给她的信中,直截了当地问她,他可否向我提供信息。他似乎态度冷漠,只是按命令办事。
“白纸黑字,这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嘛,”我说,“我是你的律师,我在搜集信息。”
“可你没有告诉我,你要向亚特兰大打听!”
“这有什么不对?那里究竟藏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包娣小姐?干吗这么神秘兮兮的?”
“法官把法庭档案封存了嘛,”她耸耸肩说,好像事情到此为止,无须多问。
“档案里有些什么?”
“一堆垃圾。”
“跟你有关的垃圾?”
“噢,上帝啊,不!”
“好。那么与谁有关?”
“托尼家的人。他哥哥富得流油,住在佛罗里达,你知道,有好几个老婆,一大帮儿女。全家都是疯子。他们为他的遗嘱闹得才凶呢,写过4次遗嘱,我想。我不是很清楚,可我听说事情结束的时候,几个律师总共捞了600万美元哪!托尼比他哥哥多活了几天,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也有几个子儿落到他的手里,可他自己一无所知,因为他死得太快,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一个老婆,那就是我。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她是如何得到这笔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究竟继承了多少。“你想谈谈你的遗嘱吗?”我问。
“不。以后再谈,”她说,一边伸手拿她的劳动手套。“咱们开始干活。”
几个小时后,我和多特以及唐尼-雷坐在他们厨房外那长满杂草的院子里。感谢上帝,巴迪已经上了床。在包娣小姐家度过了大半天,唐尼-雷已经筋疲力尽。
这是郊区的周末之夜。闷热的空气里弥漫着焦炭和烤肉的气味。
坐着听人讲话,要比坐着对人讲话容易。多特一边不断地抽烟,一边喝着脱去咖啡因的速溶咖啡,只是偶尔丢过来一两句毫无意义的流言蜚语,不是关于某一个邻居,就是关于这个邻居的某一条狗。隔壁那个退休老人,上周被钢丝锯锯断了一根手指,这件事她说了至少也有3次。
我不在乎。我可以坐在这儿一小时一小时地听下去。律师资格考试考得我神经麻木,至今仍未完全恢复。要让我高兴,并不需要化多大力气。而当我成功地把法律抛在脑后时,凯莉又总是立即占据了我的心灵。我还没有想出与她联系的保险的办法,但我一定能。只要给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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