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人离开后，她不再显得那么高大了。她从来不吃容易让人发胖的食物。她的腿又细又长，穿着皮革凉鞋，在这没人穿鞋的地方显得尤其突出。她从哪儿弄到这双鞋的？从哪儿弄到那件黄色的短袖衬衫和卡其短裤的？他有问不完的问题。

她的衣服很简朴，已经穿得很旧了。如果她不是雷切尔·莱恩的话，她也肯定知道雷切尔在什么地方。

两人的膝盖离得很近，几乎挨在了一起。

“好多年前雷切尔就不复存在了，”她凝视着远处的村子说，“我保留了雷切尔这个名字，但不再用莱恩这个姓了。事情一定很重大，不然你不会来这儿的。”她声音轻柔，语速很慢，每一个音节都十分清晰。

“特罗伊死了，他是三个星期前自杀的。”

她的头微微一低、闭上眼睛，像是在祷告：简短的祷告后是长长的一阵沉默，无声的氛围一点不妨碍她。

“你认识他吗？”她终于开口问。

“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几年以前。我们事务所有许多律师，我从未办过特罗伊的案子。不，我不认识他。”

“我也是。他是我世俗生活中的父亲，我花了很多时间为他祷告，但他始终和我形同路人。”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内特也说得很慢，很轻，她能让人感到平静。

“好多年前。那时我还没有上大学——你对我的情况知道多少？”

“知道得不多，你没留下什么生活的痕迹。”

“那么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特罗伊帮的忙。他生前就想找到你，但没办到。他知道你是为世界部落传教团工作的传教士，就在这一地区。其余的事情就靠我自己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有的是钱。

“这就是你来这儿的目的？”

“是的，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我们有正经事要谈。”

“特罗伊在遗嘱里留给了我一些财产？”

“你说对了。”

“我不想谈正经事，只想聊聊天。你知道吗，我很少听到有人说英语。”

“我能想像。”

“我一年去一次科伦巴买些补给品。这时我才给总部打电话，说上10分钟的英语。我总是感到害怕。”

“为什么？”

“我很紧张。我拿电话的手在发抖。我认识电话那头的人，害怕会说错话。有时甚至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一年就这10分钟。”

“你现在讲得很好，”

“我很紧张。”

“放松些，我这人很随和！”

“你还是找到了我。一小时前我在替一个病人看病，男孩跑来说来了个美国人。我跑进我的茅屋开始祷告，上帝给了我力量。”

“为了全人类，我平安地来了。”

“你看上去像个好人，”

你还不知道我的底细呢，内特暗想。

“谢谢。你，嗯，刚才说在看一个病人。”

“是的。”

“我以为你是个传教士。”

“我是传教士，但我还是医生。”

内特的专业就是起诉医生。但现在提这个话题既不是场合也不是时候：“我不了解这个情况。”

“大学毕业后我改了姓，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医学院和神学院。我的生活记录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消失的。”

“一点不错。你为什么要改姓？”

“原因很复杂，至少在当时有许多因素。现在已经显得不重要了。”

一阵微风从河边吹来。快下午5点了。森林上空的乌云压得很低。她见他瞟了一眼手表：“孩子们会搬来帐篷的。今晚睡在这儿挺不错的。”

“谢谢。我们会平安无事吗？”

“是的。上帝会保佑你们。做祷告吧。”

内特一时真想做一番虔诚的祷告。他顾忌的是来自河边的威胁：他能想见那条蟒蛇这会儿正向他的帐篷游来。

“你平时也做祷告，是吗，奥里列先生？”

“叫我内特。是的，我做祷告。”

“你是爱尔兰人？”

“我是混血儿，德国人的血统多一些。我父亲的祖先里有爱尔兰人。我对家族史根本不感兴趣。”

“你是什么教派？”

“圣公会！”天主教，路德教，圣公会，反正都一样。自第一次婚姻后，他就再也没有进过教堂。

他不想谈及自己的灵修生活，他对神学也没有研究，不想跟一个传教上谈论这个问题。幸好她又沉默来，他赶紧换了个话题：“这些印第安人温和吗？”

“基本上是的。伊佩卡人并不好斗，但他们不相信白人。”

“那么你呢？”

“我在这儿呆了11年，他们已经接纳了我。”

“花了多长时间才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我比较幸运，因为在我之前这儿住过一对传教士夫妇。他们学会了当地的语言，翻译了《新约》；而我又是医生，当我为那些女人接生时，我能很快交上朋友了。”

“你的葡萄牙语说得很好。”

“我能说得很流利，我还能说西班牙语、伊佩卡语和马其根加语。”

“马其根加语是什么？”

“马其根加人是秘鲁山脉里的土著人。我在那里呆过六年。我刚学会他们的语言，他们就把我送走了。”

“为什么？”

“游击队。”

威胁还不仅来自蟒蛇、鳄鱼和洪水。

“他们绑架了离我很近的一个村子里的两个传教士，但上帝拯救了他们：他们四年后被释放了，没受到任何伤害。”

“这附近也有游击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