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讲演持续了10分钟，但她没讲出任何有新意的东西。别人之所以容忍她唠叨而不打断她，主要因为她是女的，这是她的优势、接下来发言的是还在读夜校的沃利·布赖特。他劈头盖脑地对遗嘱的不公正性怒斥一通，和兰霍恩女士的发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什么也没准备——没有案情摘要，没有发言提纲，也没有前后顺序，只足一个劲地嚷嚷，想到哪说到哪。

代表莉莲的两个律师同时站了起来，好像穿着连档裤似的。两人都身穿黑色西装，有着遗嘱律师特有的很少见阳光的苍白的脸。他们一个说前半句，另个接后半句。一个以设问的形式提问，另一个做多余的回答。一个提及哪份文件，另一个马上从手提箱里把它抽出来：这对搭档提纲掣领地把前面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与会者很快达成了默契：打这场官司。理由是，一，他们不会失去什么；二。没有其他的选择；三，这是解决争端的惟一手段。另外，四，他们可以从中得到数目可观的律师费。

扬西竭力主张诉讼，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在所有的继承人当中，兰博是惟一未成年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债务：他21岁生日时可得到的500万美元托管基金在几十年前就建立了，现已无法废除。拥有500万美元的兰博其经济状况要远远胜过他的兄弟姐妹。既然不会失去什么，干吗不再争取更多点？

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时有人提及遗嘱中的抗辩条款除兰博外，其他的继承人如对遗嘱进行争讼，将冒一个子也拿不到的风险。但律师们对此不屑一顾，他们已经决定打这场官司，而且也知道那些贪婪的委托人会听从他们的意见的。

还有许多细节没有讨论。诉讼的起步工作将十分繁琐。最明智也是最经济的做法是选一家有经验的律师事务所作为主诉人，其他律师退居二线，仍然保护各自委托人的利益，随时关注局势的发展。但这样的战略需要有两点保证：一，良好的合作精神；二，放弃以我为中心的立场。

在持续了三个小时的会议上始终没人提出这个议题，事先并没有总体方案——方案的制定需要合作——但律师们还是设法划分了各自代理的继承人，使得没有事务所拥有两个继承人的业务。律师们凭他们在学校外学到的手腕成功地让委托人只跟他们接触。信任并不是费伦家族听熟悉的品行，也不是这些律师所遵循的道德。

这将是一场冗长而多事的官司！

没人敢提议不去干扰遗嘱。他们对按老家伙的意愿办事毫无兴趣。财富是他创造的，可现在他们要来瓜分它。

按桌子的顺序兜了三四圈后，他们决定先查明六个继承人在费伦先生去世时的负债情况。但这一打算又因法律条文上的吹毛求疵而不了了之。

“配偶的债务是否也包括在内？”雷克斯的律师哈克问。那位脱衣舞娘安布尔拥有色情俱乐部，大部分债务都是在她的名下。

“牵涉到国内收入署的债务怎么算？”小特罗伊的律师问，小特罗伊这15年来一直有着税务方面的麻烦。

“我的委托人没有授权我公布财务方面的情况。”兰霍恩说。她的这个声明顿时冻结了这个议题。

不情愿的态度更证实了一个人人心照不宣的事实——费伦的继承人个个债台高筑！

作为律师。他们都十分关心公众舆论；媒体会怎样报道他们的诉讼呢？他们的委托人不仅仅是一群娇惯而又贪婪的孩子，如今又被他们的父亲剥夺了继承权。但他们担心新闻媒体会这么宣传：公众的舆沦是很重要的！

“我建议找一家公共关系事务所，”哈克说；这主意不错，其他人立刻表示也有同样的想法，雇一些精于此道的专职人员把费伦的继承人包装成有孝心、重感情的好孩子。他们很爱那个很少有时间跟他们相处的父亲，一个乖戾、好色、疯癫的老家伙——对、就这么干！把特罗伊贬成十恶不赦的坏蛋，把他们的委托人打扮成无辜的受害者。

这个想法在与会者中间引起了共鸣，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发挥着自己的想像力，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费用怎么付？

“这笔开销是很大的。”一个律师说，他自己每小时就要收取委托人600美元的酬金，他的几个不派用场的助手也要拿400美元。

人们的热情立刻降了温。哈克出了个馊主意：这笔开支由每个事务所分摊！会场上鸦雀无声。

“我们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吧。”哈克为自已找了个台阶说。

可以想见。这个话题再也不会被提及了。

他们接着谈到雷切尔，她会在哪儿呢？是否要聘请一家一流的侦探事务所去找到她？他们都有这种关系，这个想法很有感染力，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响：谁不想代理这位指定的继承人呢？但他们最终决定不去找雷切尔，主要是因为在找到她后该怎么做无法达成共识。她很快就会露面的，当然是带着她自己的随从律师了。

会议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了。律师们为自己安排了一个理想的结局。离开时他们已经想好了下一步的计划：马上打电话给委托人，得意地告诉他们事态的进展。他们会毫不含糊地宣布，根据律师们的共同智慧，他们决定要大动干戈地对遗嘱进行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