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搬了好几次家，每次搬的时候都引来许多围观的人。家具没有什么好

看的，就看那一捆捆递接不完的书。搬前几星期就得请几位学生帮忙，把架子上的

书按次序拿下来，扎成一捆捆的。这是个劳累活，有两位学生手上还磨出了水泡。

搬的时候采用流水作业，一排人站在楼梯上，一捆捆传递下去。书不像西瓜，可以

甩着来，一捆书太重，甩接几次就没有手劲了。摔破一个西瓜不要紧，摔坏了书却

叫人心疼。因此，这支小心翼翼的传送队伍确实是很有趣的，难怪人们要围观。

我当然称不上什么藏书家。好书自然也有不少，却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和

善本。我所满意的是书房里那种以书为壁的庄严气氛。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

去、围起来，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走进书房，就像走进了漫长的历史，

鸟瞰着辽阔的世界，游弋于无数闪闪烁烁的智能星痤之间。我突然变得琐小，又突

然变得宏大，书房成了一个典仪，操持着生命的盈亏缩胀。

一位外国旅游公司的经理来到我的书房，睁大眼睛慢慢地巡视一遍，然后又站

在中间凝思良久，终于诚恳地对我说，“真的，我也想搞学问了。”我以为他是说

着玩玩的，后来另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位经理现在果真热心于跑书店，已张罗起了

一个很像样子的书房。我想，他也算是一位阅尽世间美景的人了，何以我简陋书房

中的杂乱景况，竟能对他产生如此大的冲撞？答案也许是，他突然闻到了由人类的

群体才智结晶成的生命芳香。

罗曼·罗兰说，任何作家都需要为自己筑造一个心理的单间。书房，正与这个

心理单间相对应。一个文人的其他生活环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书房能传达他的

心理风貌。书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

我的家一度在这个城市的东北部，一度在喧闹的市中心，现在则搬到了西南郊。

屋外的情景时时变换，而我则依然故我，因为有这些书的围绕。有时，窗外朔风呼

啸，暴雨如注，我便拉上窗帘，坐拥书城，享受人生的大安详。是的，有时我确实

想到了古代的隐士和老僧，在石窟和禅房中吞吐着一个精神道场。

然而我终究不是隐士和老僧，来访的友人每天络绎不绝。友人中多的是放达之

士，一进书房便爬上蹲下，随意翻阅。有的友人一进门就宣布，不是来看我，而是

来看书的，要我别理他们，照样工作。这种时候我总是很高兴，就像自己的财富受

到了人们的鉴赏。但是，担忧也隐隐在心头升起，怕终于听到那句耳熟的话。那句

话还是来了：“这几本我借去了！”

我没有学别人，在书房里贴上“恕不借书”的布告。这种防范密守，与我的人

生态度相悻。我也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朋友间若有钱物的需要，我一向乐于倾囊。

但对于书，我虽口头答应，心中却在嗫嚅。这种心情，大概一切藏书的学人都能体

谅。

我怕人借书，出于以下三方面的担忧。

其一，怕急用的时候遍找无着。

自己的书，总或多或少有内容上的潜在记忆。写文章时想起某条资料需要引证，

会不由自主地站起走向某个书架，把手伸到第几层。然而那本书却不在，这下就慌

了手脚，前后左右翻了个遍，直闹得脸红心跳、汗流浃背。文章一旦阻断，远比其

他事情的暂停麻烦，因为文思的梳理、文气的酝酿，需要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有时

甚至稍纵即逝，以后再也连贯不上。有的文章非常紧迫，很可能因几条资料的失落，

耽误了刊物的发稿，打乱了出版社的计划。于是只好定下心来，细细回想是谁借走

了这几本书。想出来也没有用，因为这种事大多发生在深夜。

借书的朋友有时也很周到，经过反复掂量，拿走几本我“也许用不到”的书。

其实文章一旦展开，谁知道用到用不到呢。有时我只好暗自祈祷：但愿最近真的用

不到。即如我写这篇文章，几次想起周作人几本文集中有几条关于藏书的材料，可

惜这几本文集不知被谁借去了，刚才还找得心急火燎。

其二，怕归还时书籍被弄“熟”弄脏。

这虽是外在形态的问题，对藏书的人来说却显得相当重要。藏书藏到一定地步，

就会对书的整体形式重视起来，不仅封面设计，有时连墨色*纸质也会斤斤计较。捧

着一本挺展洁净的书，自己的心情也立即变得舒朗。读这样的书，就像与一位头面

干净、衣衫整齐的朋友对话，整个气氛回荡着雅洁和高尚。但是，借去还来的书，

常常变成卷角弯脊，一派衰相。有时看上去还算干净，却没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

拿在手上软绵绵、熟沓沓，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书店里还有

这本书卖，我准会再去买一本，把“熟”了的那本随手送掉。

或问：“你不是也购置远年旧书吗，旧书还讲究得了什么挺拔？”我的回答是：

那是历史风尘，旧得有味，旧得合乎章法。我们不能因为古铜鼎绿锈斑剥，把日常

器皿也都搞脏。

其三，怕借去后彼此忘掉。我有好些书，多年不见归还，也忘了是谁借的，肯

定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我坚信借书的朋友不想故意吞没，而是借去后看看放放，或

几度转借，连他们也完全遗忘。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见他书架上一套《阅微草堂

笔记》十分眼熟，取下一看，正是我的书，忘了是什么时候被他借去的。朋友见我

看得入神，爽朗地说：“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没什么用。”这位朋友是位极其豁达

大方的人，平生绝无占他人便宜的嫌疑；他显然是忘了。那天在场友人不少，包括

他的妻子儿女，我怕他尴尬，就笑了一下，把书放回书架。那是一个20年代印的版

本，没有大大的价值，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给这位朋友了吧。好在

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会看到我的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归的书是无法补购的了。有人说，身外之物，何必顶真？倡

这些书曾经参加了我的精神构建，失落了它们，我精神领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动了参

证。既有约约绰绰的印象，又空虚飘浮得无可凭依，让人好不烦闷。不是个中人很

难知道：失书和丢钱完全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