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苦苦支撑，毕竟没倒。有人问及谭楷，《科学文艺》为何能够幸存，他说：“因为当时看到仅剩这一家了，我们要停刊了，中国的科幻也就没有人搞了。所以咬咬牙坚持了下来。不过，说句心里话，当时国内要是还有第二家，我们也就不搞了。”

上级也打算放弃它。1984年，《科学文艺》与主管单位四川省科协脱钩，完全自负盈亏。没有了公费医疗，工资要自己挣自己发。这样的情况，在当时还是少见的。

这年，经过民主选举，杨潇担任了主编，后又任社长。她最终让《科幻世界》复兴并走向兴旺。但红火之后，社长又变成上级委派了。

从1987年第六期《科学文艺》上，可以看出稿荒的严重。编辑部不得不用非科幻作品凑数。该期共登了三篇纪实报告文学，还有一些历险记、访问记、“成就动机”随笔、杂记科学散文和科学诗等。科幻小说有八篇，但四篇是微型小说。八篇中仅有两篇是中国人写的。谭楷也亲自上阵，为杂志写文章。

那时，杂志社要靠做少儿图书来养活自己。编辑们都推着板车上街卖书。

二

我再次来到编辑部，是1991年5月。世界科幻协会年会（wsf年会）在成都召开，由《科幻世界》承办。这时情形已经有些不一样了。

许多国际大牌都来了。在参观都江堰时，我问一个老头儿，世界科幻中，关于政治的主题是怎么写的。他的回答我已记不得了，却渐渐知道，这人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新浪潮代表人物奥尔迪斯（brianaldiss）。

我与张劲松住在科协招待所的同一房间。这个上海年轻人获得了银河奖。他很讲究，为领奖，大热天的，还带了件黑色西服来。

颁奖那天，举办了隆重的仪式，还有文艺演出。

会议由四川省外办、省科协和《科幻世界》杂志（这时已由《奇谈》改成这个名字了，并一直延用至今）联合举办，四川省省长张皓若、副省长韩邦彦以及世界科幻协会主席马尔考姆·爱德华兹（malcolmedwards）出席会议并分别讲了话。规格够高的了。会议的宗旨是“科幻·和平·友谊”。

我能来与会，非常荣幸或幸运。《科幻世界》的邀请信到达时，我正在武汉大学上入党培训班。学校决定提前让我从党校结业，去开大会。

不过，那时，我连去成都的路费也难凑齐。谭楷副总编于是写了一封信给他并不认识的武大校长齐民友。信封上客气地写着“校长台鉴”。信中称我是大有希望的科幻作者，来成都开会很重要。

经校长特批，学校资助了400元钱。当时，这笔钱是个不小的数目。同学中在外企工作的人收入最高，当时一个月拿600元。

校长是齐民友是一位数学家。我写这篇文章时，查了一下百度，看到齐民友有一段话：“人们曾经不只是为了某个具体的目的去研究一个个具体的数学问题，而是追求深层次的真理，又怎样由此而造出美好的世界。这就是创造。”

这跟科幻的主张有些相像。

在大会上，我被安排作了一个发言，讲了中国科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其实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

对我很重要的是，在会场上，遇见了吕应钟，台湾的重要科幻作家和不明飞行物研究的开创者，那年40岁。

我把《宇宙墓碑》的退稿交给吕应钟，想请他看看。结果他带到台湾，交给了张系国、张大春他们，又参加了《幻象》的世界华人科幻文艺奖。最后，这篇小说获得了小说类金奖，奖金为10万元新台币，相当2.5万元人民币。我是到获奖时，台湾那边到处打电话找我，才知道这回事。

那段时间，我接到《科幻世界》不少退稿。后来都不知弄哪儿去了。当时都是手写。我是1992年开始，才在电脑上写科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