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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夏天，还是上小学的时候，我在外婆家过暑假。印象中那个夏天有些安静，表弟表妹们都没有回来。舅舅已经结婚生子，吴家香火后继有人。舅舅子承父业，跟外公学木工活，在村外开了一个小厂子。他是外婆六个孩子中唯一自由恋爱结婚的。舅妈来自另外一个不太远的村。她和舅舅相识缘于小姨。小姨是姊妹中读书最多、也最爱读书的一个，她从小字写得很好，性情颇为清高，但命运不济，高中毕业后进入当地的一家标牌厂工作，舅妈是她的同事。

我记得我还在外婆家住的时候，舅舅和舅妈就已经谈上恋爱了。印象中舅妈到外婆家来过几趟。我对她没有产生特别的印象，只记得她似乎梳着一个大辫子。外婆并不喜欢这个未来的儿媳，似乎嫌她过于精明厉害，怕敦厚老实的儿子吃亏。但舅舅没有听从外婆，虽然也曾闹过分手，但后来又和好了，结了婚，很快生了一个儿子。

那个夏天，上小学的我在外婆家过暑假。我第一次看到外婆和舅妈当着我的面吵架，吵得很凶。我不记得她们为什么争吵了，只记得那个一直深深留在我脑海里的画面：她们在堂前（带天井的厅堂）面对面站着，外婆穿着青色斜襟布衫，一边手里干着活，一边声色俱厉地说着；舅妈则一只胳膊夹着才一岁多的儿子，身子向前倾着，另一只手在空中挥舞着，激烈地回应。她们互相咒骂着，唾沫在照射进来的夏日光线中飞舞。我站在一旁，茫然无措，心里很是害怕。多年后，我每每回忆起这个画面，就像看一个默片，听不见她们的声音，只看见她们快速张合的嘴唇和灿烂阳光下挥舞的手臂和横飞的唾沫。而我是唯一的观众。

此后，无论时间流逝，我对舅妈在心理上总或多或少有了隔阂。外婆无疑也是强势的。听母亲说，那时家里吵得如此厉害，以至于温和的外公想搬出去图个清静，被外婆断然阻止。外婆说，为什么要让着她？同样温和的舅舅夹在中间常常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如今，年事已高的外婆也不得不依靠媳妇照顾了，但中间仍隔了层东西。

那时的外婆仍是强壮有力的，虽然年过五十，但下地劳动，里外持家，都靠她一个人。“我什么都能种，做出来的萝卜这么大。”在今年年初的那次谈话中，她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说。她说外公总是把钱交给她的。她对着母亲说：“他对我很好，我就很平心，很知足。他有什么吃的都带回来给我。我理家，把家理得好好的。你爹把钱给我，我知道应该买什么东西，我每天想着怎么用这点钱。我知道买什么糕点给儿孙们。你爹不懂这些。”

外公是一个温和的人，内向，不爱多说话，晚间兴致好的时候他喜欢独自饮一盅黄酒。他抽烟抽得很厉害，因此常常咳嗽。他只是在农忙的时候偶尔帮外婆做点农活。大部分时间，他在堂前刨木头，用墨盒画线，或者就是坐在那里抽烟。他瘦弱的身躯因剧烈的咳嗽而愈发显得单薄。外公并不是一个轻易表露自己感情的人，和大多数农村里的男人一样，他也重男轻女，但他对我是好的。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回老家，我们在小姨家做客。小姨之前出来打工曾住在我们家，我父母帮她在部队的招待所找了一个前台的工作。我经常感慨她的大材小用和人生际遇的不平，但小姨自己似乎已经不再抵抗命运。她一直过了三十还没找对象——她对人仍是要求高的。后来在家里人的各种压力和介绍下选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小姨父来自我父亲的那个镇，务农之外，他以踩人力车拉客赚点外快，但赚得很少。我想小姨终究决定向命运妥协。她跟着小姨父回到镇上，干起了农活。收入少得可怜。他们生了一对龙凤胎，经济压力更加沉重。我们常常想在财务上给她一些帮助，但她总是拒绝，并会千方百计地还回来。孩子们考上大学后，自尊要强、拒绝资助的小姨终于向亲戚们开口，她说这些钱以后会慢慢还的。

那一次回老家，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我记得我站在小姨房子的门槛内，外婆站在门槛外，旁边还有小姨和母亲。外婆显得心神不宁。她说，她刚从庙里回来，她去给外公求了一个签，算了一卦，说是如果能熬过这个年关，就暂时不会有事了。我很是震动。我竟不知外公的身体状况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我被一种亲人要离去的恐慌和生命的不确定性攫住，忽然害怕起年关的到来。

外公熬过了那个年关，我们都松了口气，外婆也愈发心诚地念佛——她是整个家庭里唯一信佛的人。

然而，外公终究没有熬过太长的时间。1990年4月的一天，我上高一，老家忽然来电话说外公快不行了。父母立即赶回去了。三天后，外公走了。母亲后来告诉我们，外公死前非常痛苦，浑身痒得厉害，都挠出了血。我听了很难过，想起小时候让外公给我挠“角角岭”，他总是挠不对，我就撒野。

然而，外公去世带来的震动很快在与老家隔绝的世界中消逝了。自从上高中后，我就不怎么回老家了。我的生活被其他的东西占据了：备战高考、成长的烦恼、人生的困惑、对未来的憧憬和迷茫。老家的山水人情似乎都在慢慢离我远去。及至到北京上大学，就更少回外婆家了。

外公去世后，石头岭只剩外婆一个人（舅舅一家于80年代末去了杭州发展），子女们便经常接她出来住，怕她一个人没人照顾，又寂寞。不过，外婆习惯了农耕生活和自己的家，出去住不了多久就要回去，特别是清明时节，必然是要回去给外公扫墓，以及挖春笋的。

很久以后，我已经工作了，有一次我回到石头岭，惊讶地发现这个充满童年记忆的村庄，已近消亡。老年人离世的离世，年轻人则全部出去打工了，只剩下两个常住人口——我的大表舅和他爱人，继续着农耕生活。他们的三个孩子也都在外地。（如今就连他们两口子也在山脚下的镇里买了带现代卫生间和厨房的新房，只在采茶季节回石头岭了。）外婆一年只回来住几个月。除了外婆和大表舅家的房子，其余的大都坍塌了，底下的池塘水也几近干涸。不过是二十余年间，人和物就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外婆年纪愈来愈大，但常年的农作生活令她身体健康。倒是在城里住的时候，她很不习惯。那里，她不认识任何其他人，又有语言障碍。大部分的时间她只能坐在屋里，无事可做。她常常闲不住，想在饭后帮忙收拾碗筷，或是洗洗衣物，但总是被儿女们阻止。

七八年前，外婆终因体力不支干不动农活了，被子女们说服完全离开石头岭。从此石头岭的老屋迅速地衰败下去，先是做饭的灶头倒了，后来半间厨房整个倒塌了。外婆知道很着急，让舅舅去修。但懒散的舅舅总是拖着，因为修起来也没人去住，总不能让外婆一个人住那。于是，到今天为止，修缮工作仍未启动。

这两年，随着外婆越来越多地说“要走了”这样的话，把老屋修起来的事重新被提起。外婆是想回到老屋去离开这个世界的，只有石头岭的那个家才是她真正的家，让她内心安宁的家。但每次和母亲说起这事，她也总说不现实。不是修缮难，而是修起来了也不可能有人陪外婆回去度过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听到这里我也只能是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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