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加班，并不是因为王箫的工作效率有问题，她是一个办事极其利落的姑娘，她所在法庭要求每人每月的任务量是25到30件案子。自从2015年5月立案登记制实施后，要求“有案必立，有诉必应”，法院的案子一下子呈爆炸状，尤其在民商庭，每人每年要结完400多件案子，还会遗留300多件未结案。
为此，北京一些基层法院的规定是，每年9月份开始，每周二、四加班到8点半，一直加到12月30日。有些法院则规定，周六上班，正常打卡，不上班的通报批评。
即便如此，案子还是审不完判不完，当事人便常常打电话来催促，问题大多是：“为什么还没有结案？”“为什么这么慢？”王箫不得不一个个解释：“这案子也有个先来后到，您再等等。”等久了，当事人总是不放心，一而再再而三来询问。有些法官受不了，工作时间每分每秒被电话轰炸，直接就拔了电话线，或者拿件衣服盖住电话。找不到法官，当事人更急了，便开始投诉法官。田丽丽问过王箫：“遇到这种投诉，你们院会怎么办？”王箫说，会有相关部门去接待，不会反映到我们这里。
但在深圳，田丽丽的司法改革试点法院，投诉的渠道五花八门。田丽丽形容说，她所在的法院就像个餐厅，是个服务机构。信访办就设立在立案大厅旁边，全院脾气最好的两个人坐在那里，一周五天工作。他们接待完投诉人，把投诉内容抄送所有与被投诉人相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这条投诉信息会出现在被投诉人的oa办公系统的待办事项里——如果你不处理，它就会随时跳出提醒。
投诉人还可以去区政府、司法局、街道办、检察院、中级法院，几乎到哪里都能投诉到田丽丽。深圳市中级法院还研发出一个便民措施，直接拨打投诉热线，热线电话将自动生成一条短信发送到被投诉人的手机。如果收不到被投诉人的书面回复，就不断发送短信提醒。
在北京，王箫的法院，有时候当事人找不到法官，便跑到法院门口，大喊法官的名字，后面再加上一句“枉法裁判，不公正”，法官们就能直接犯焦虑症。
整个2015年，王箫身边人心浮动，许多同事都想辞职。进入法院工作要签订一个五年的合同，合同期满才能辞职。每年的7月，就是辞职高峰。2015年，王箫这一届的法官入职刚满五年，一下子就有17个人提出辞职。但北京基层法院的人手实在太紧缺，有些法院不批准辞职，有些则会压到年底才批。
同事们离开的时候，王箫正在休产假，她的这一胎终于顺利分娩了。我去看她，她抱着孩子，还在担心法院的工作。在我看来，王箫显然是很适合法官这个职业的，她没有太多的欲望和需求，但我不知道，这份忙碌的工作是否会挤占她未来的人生。
五
在深圳，田丽丽也谋思着她的辞职。基层法院的工作其实是平凡普通的，但她发现自己最终记住的，都是那些伤害她的案子。起初她还好言好语，给当事人普法，时间长了，耐心也渐渐失去。而且，这些还只是外部矛盾。在法院内部，围绕着分工和晋升，又有数不清的矛盾。
进入法院之前，田丽丽对我说，她期待有个途径能够晋升到高院，多做研究型工作。但进入系统一两年就发现，除了重新考试、进行遴选，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整个法院晋升的体系极其不健全——以前法官们靠熬年头还可以晋升，现在连熬年头都不行了。
田丽丽所在的法院，司法改革员额制试点得稍早。所谓员额制，极大程度地削减了法官队伍，要求法官员额不高于法院工作人员的39%。这意味着，田丽丽这个法官助理晋升为法官，需要更长的时间。而她在其他法院的同学们，工作两年就已经是法官。
考核法官的标准也让田丽丽不服气，其中之一就是上诉改判率。田丽丽说，在法院内部有个说法是“做多错多”——“审得多的人肯定错得多。不干活的人，判决书永远不会出错，他们更容易晋升。”田丽丽的师傅兢兢业业，直到快50岁才混了一个正科级。田丽丽后来改做法院领导的法官助理，对方的审判风格是每个庭审十分钟完事，什么问题都不问，让写判决的田丽丽去发补充询问，书面再了解。
每年评法院先进，是田丽丽最受挫的时刻。头两年，她都是法庭同事们认可的先进人选，但领导一句“再考虑考虑”，就能直接把她淘汰，“不是说你是干得最好的那个，就能得到一个公平的待遇，很多时候，你还要和领导的关系够好。”
有一年，田丽丽来北京出差，提及法院辞职的前辈：“有个法官审理拆迁，两次都没能通过审判管理委员会，领导让他再回去想想，后来他要求调离岗位，最后辞职了，这就是因为他的良心不能接受，但也有人就忍气吞声了。”
我了解田丽丽黑白分明的性格，即便遇到领导打了招呼的案子，她肯定还是秉公办理。她说：“我遇到的也就几次，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意思是尽可能支持‘他们’，我能做的就是对领导请托的人态度好点，多给他们一些建议。”
2014年，田丽丽终于辞了职，她决定回北京做律师。在提出辞职之后，她和第一个师傅长谈了一番，聊到现状和遇到的事情，两人都很失望。在那次it公司员工闹访的案子之后，师傅调离了审判岗位，从事法院行政工作。
在北京，我和田丽丽又恢复了学生时期的热络来往。她常常会提及自己那几年的法官生涯，但没有一刻后悔离职。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