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丽丽仔细观察后发现，师傅每天会提前半小时到达法院，在日常工作中，一周要开十多个庭，短的一小时，长的需要一整天。师傅每周五和周六就会开始阅读下周要开庭的案卷，他会用铅笔在纸上写下开庭要问的问题，夹在卷里。因此，每周六他会到办公室加班一天，从不间断。
田丽丽所在的派出法庭，每年需要审结1300到1500宗案子，分到每个法官头上，一人一年需要审理两三百个案子。田丽丽一开始觉得这个工作量实在无法承受，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写出一个判决，还得庭审和处理其他事务。
普通程序案件的合议庭，多由一个法官和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人民陪审员是从陪审员名册中选出来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公务员、老师、医生和退休人员，每次陪审的报酬是50块钱。人民陪审员在庭上很少会提问，庭后的讨论也只是个人观感：“这个人太差劲了，连自己孩子都不养。”人民陪审员从不左右判决的结果，但由于法官人手不足，缺了这两个人民陪审员，普通程序的案子就没办法开庭。
师傅庭审很仔细，问题总是问得很细，遇到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在法庭上控制不住老说重复的话，师傅也很耐心地让对方说下去，常常一个庭审会没完没了地开上一天。
开完庭后，师傅一般都会得出结论，是支持原告还是被告。如果田丽丽的意见和他相左，两人就会仔细讨论。田丽丽是法官助理，不需要参加开庭，她根据师傅庭审的案卷写判决。
她从上班写到下班，平均两天写三个判决。我们那时都觉得，用不了多久，田丽丽就会按照她所规划的那样，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法官。
二
2012年，我到深圳看田丽丽。她的宿舍楼在一个老旧民宅里，三个同事共用不到100平米的房子，每人一个房间。楼上楼下都住着她的同事，大家一起坐班车，一起上班下班，三餐都在一起吃，饭桌上讨论的都是案子，和学生时代并没有太多差别。
田丽丽正忙着全国法院的征文比赛，前一年她选了民事审判的题目，这一年她在写一个银行卡盗刷的案例研究。我发现田丽丽工作起来得心应手，而且很有规律。每周五下午是她自己规定的学习时间，那个下午她不写判决，会学习最新的法规和判例，总结审理过的案子。她发现自己审的银行卡盗刷案都没有被改判，说明思路和上级法院是一致的。她认真研究每个案子，总结出银行卡盗刷的重点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就此写了篇论文。
但田丽丽开始有了抱怨，经常唠叨工作中的琐碎。她遇到了一个交通案，肇事人是个外地打工的年轻人，他的面包车在红绿灯路口撞了人。田丽丽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善良老实，伤残事故的赔偿近十万，年轻人没有上交强险，又是外来务工者，这笔费用着实不小。
田丽丽在内心是有偏向的，她希望能帮年轻人调解，或者争取少判点钱。但在法庭上，年轻人要求调取监控录像，这时距离他撞人已经超过半年，而此前他对交通认定书并没有异议。田丽丽向他解释：“第一，你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调查取证，第二，你提出的取证对我们没有意义，我们不能去修改责任认定书。”还有一点，田丽丽没说出来，法院调查取证很难得到配合，他们根本调取不到这个录像。
年轻人不听，又要求重新做伤残鉴定。“他要求患者完全痊愈后重新做鉴定，这不符合法医学的意见。”田丽丽向我抱怨。
不管田丽丽怎么向他解释都没用，年轻人非常激动，甚至说法院偏向原告，这让田丽丽很受伤。事情发展到后来，年轻人天天带着他七八十岁的母亲来法院闹，在开庭过程中冲撞书记员，还打了书记员。田丽丽最后秉公判决了这个案子，年轻人上诉后，上级法院维持原判。
法院前辈们给田丽丽的意见是：“案子不能投入太多，每个人你都会觉得很可怜，但其实并不值得可怜。久而久之，你见怪不怪，变得麻木就好了。”
我想，田丽丽并不希望变成这样。她告诉我，她想回北京。
她开始到处托人在北京找工作。问及原因，她说：“基层法官并不是一个有尊严的职业。”她讲了她遇到的另一个劳动争议案子，当事人是个it公司的员工，在公司的国外驻地打架被调回国，他开始闹事，公司就把他开除了。案子到田丽丽的法院，判了这家公司违法解除。这名员工又回去上班，但他同时提出一个劳动争议案件，要求公司补发他被开除后的工资，法院支持了他。员工胜诉后，在博客上天天辱骂公司领导，公司受不了了，与他谈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赔偿他60多万元，让他离开。
但他签完协议就后悔了，又到法院起诉，要求认定这份协议无效。这一次，法院并没有支持他。他开始在博客上辱骂法官和书记员，跑到法院又立了一堆案，包括要求公司公开道歉。
最后，这名员工跑到法院大闹，骂哭书记员，在电梯里辱骂田丽丽的师傅。师傅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好，也忍不住写了申请，希望以扰乱法庭秩序的名义拘留这名员工。院长没批，副院长接待了员工，谈了两次，要求他删除攻击语言。他却变本加厉到法院闹，师傅再次提出申请拘留他，院长还是没同意。
“太失望了，对这种人不能让步，这个时候院长没有维护审判人员的尊严，整个庭都非常泄气，我们都觉得，遇到事情，根本没有人会为我们撑腰，”田丽丽抱怨，“在求稳这件事情上，我们吃了很多闷亏。我觉得只要案子是站得住脚的，经得起检查的，就不应该让步。”另有一次，一个河南打工者在深圳被车撞死，政府赔了死者父母八九十万，结果钱拿回老家被儿媳妇占了，老两口又跑回深圳法院，躺在法院门口，要求帮他们主持公道。法官们出来解释：“你们应该回河南打继承官司。”但他们说，河南的法官不会管的。正好那年赶上大运会，法院赶紧给老两口安排了住处，只要他们出门吃饭，就得派人跟在后面买单。
“到最后，就好像是我们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田丽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