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愣了一下，说：“先生，最好留十块吧，这样好保留存折。”

我说行。

“填张单吧。”小姐说着递给我单据。

“填多少？”我问。

小姐这一次愣了半天，还是礼貌地替我看了存折，说：“填八百九十元。”

为了尽快兑现请石大哥的客，路上我就将这八百九十元港币兑换成了人民币。当时港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比例是一百港币换七十四人民币，我用这八百九十块港币共兑换了六百五十八块人民币，差不多正好就是化验室那个被我提拔上来的小伙子一个月的工资。

我找到副经理，非常严肃，说：“我找你谈点事。”

副经理马上站起来，说：“什么事。”

“找个安静的地方吧。”

我们来到秦老板的办公室，关上门。秦老板和唐小姐不在时，我们从来没进过这间办公室。今天我走进这间办公室，怎么也寻不着昨天的感觉。

我故作平静地对副经理说：“我要走了。这段时间假如有什么冒犯，还望谅解。”

“你要辞职？”

“是的。”

“不要这样，千万别跟香港佬一般见识，别看他们是香港人，狗屁不通。”

“不不不，”我说，“与许师傅无关。”

“到底是怎么回事？昨晚还好好的。”

我几乎哭了，将脸背过去，掏出那本存折和刚才兑换的六百五十八块人民币。

副经理接过去看了半天，什么话也没说，脸色铁青，比我以往见过的任何一次都青，青得可怕.

副经理铁青着脸抓过电话，嘀嘀嗒嗒地按了一通号码，还没等对方接，又挂了，重新按了一组数字，等着对方接。秦老板办公室里很静，我能听见对方是唐小姐在“喂，喂”。

“丁经理要辞工。”副经理说。

“为什么？”

“他工资才六百多。”

“六百多？不对吧？不是九百吗？”

“九百港币就是六百多人民币。”

“他要多少？”

“你们认为一个五百多人公司的经理应该多少？！”脾气一向极好的副经理终于发火了，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我，为他自己的竞争对手。

“你叫他先别走，我马上上来。”

唐小姐在下午下班前赶到工厂。她的突然到来使很多人颇感意外，因为据说她总是上午来，下午下班前赶来还是第一次。

唐小姐一如既往，对我特别热情，老远地就展现了一排洁白的浩齿，加上鲜亮的服装，透着一股袭人的力量。

“对不起，”唐小姐甜甜地说，“是我搞错了，秦老板说是九百人民币，被我粗心弄成港币了，马上就给你补上。”

我看看副经理，副经理铁青的脸还没变回来，我指着脸色铁青的副经理说：“你听到了，她马上补给我。”

副经理还没说话，唐小姐抢着说：“对，这就补。”还是那样迷人地笑。

“快补吧，补完我就走人。”

说走就真走了。秦老板给别人只是一次机会，我给秦老板也只是一次机会。他可以将香港人和内地人看作是两种不同的高级动物，而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是同一种，是平等的，大家都只有一次机会。

我本来可以每月再为他节省二十万的，只需他付给我合理的工资，但我走了。也许在今天看起来我当时不必走，九百人民币也不错，而且秦老板已经说了要加的，比如三个月要加到一千二百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当时我确实是走了，因为当时是走到那个份上了，走到那个份上了就很难回头。人生有时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错过了一个路口，就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没办法回头，除非一直走到下个路口。当然，最主要的是我当时有退路，如果没有退路，或许我就会采取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这个退路就是萧博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