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星星草》到《》的创作反思

创作《星星草》的时候,小说结构方面的问题,我想得不多,因为不大懂,注意力集中在尊重史实、再现史实上。所以历史上的东捻和西捻分军后再没有重逢,作品的下卷中也就平均使用力量,写一章东捻,写一章西捻,出现了花开两头、各表一枝的现象。由于不分主次,造成笔墨不集中、结构松散的弱点。

结构《少年天子》,我特别提醒自己,要注意作品的完整性,不旁出枝蔓,不喧宾夺主。

《少年天子》中写了几层人物。不恰当地比喻,仿佛是一个复杂的恒星系统,数层行星按自己不同的轨道围绕着恒星运动。这个恒星,自然是顺治帝福临。围绕着他,最近的一层,是宫廷中的人,即他的母亲庄太后与妻妾子女皇后、董鄂妃、康妃、三阿哥等;第二层是皇亲贵族,以岳乐、济度为代表;第三层是朝廷的满汉大臣,如傅以渐、陈名夏、汤若望、索尼、鳌拜等;第四层,中下级官吏,有李振邺、龚鼎孳、苏尔登、熊赐履、徐元文等人;第五层,是一批汉族士人,吕之悦、陆健、张汉等;第六层,民间百姓,柳同春兄弟、乔家母女姐妹等;还有一层,是蛰伏的故明复辟势力,朱三太子、白衣道人、乔柏年等。在这个大“恒星系统”中,同层次人物之间有他们的横向联系;各层之间又有纵向联系,辐射式地内指向中心——顺治皇帝。

全书的主要线索,是以福临为代表的君权与满洲贵族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在那个具体的历史时期,也即变革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和斗争。福临的命运和性格发展,就贯穿在这主要线索上。主线之外,又写了宫廷内部的派系斗争,满洲贵族内部的矛盾,朝廷内满、汉朝臣之间的矛盾,汉人中入仕官员与在野士人间的矛盾,清朝与南明争天下的斗争,明朝残余势力与百姓间的矛盾,满、汉两民族间的矛盾,统治者与平民奴隶间的矛盾,等等。但是,不论各种矛盾如何变化多端,结构作品时,始终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所有其他矛盾都依附于主要矛盾,随主要矛盾的起伏变化而起伏变化,随主要矛盾的尖锐、激化、缓和、放松而各自变化矛盾的形态和程度。

我觉得,这样结构整个作品,比较符合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人际关系的客观规律,因为小说的主人公是皇帝而使这种结构特别有利。

比如顺治十四年秋到十五年春这一单元,由于孙可望归降,使福临实现统一的雄心更加迫切。他不顾亲贵的反对,加快除旧布新,进一步改变政策,缓和满汉矛盾,于是便有在西苑召见汉臣诗酒唱和的姿态,有郊外射猎惩罚满洲亲贵的故事,又发出一道道停圈地、宽逃人法、任用汉官的谕旨。这一切首先震动了满洲亲贵,先有朝会时满大臣对汉官的纠参,后有六王爷在济度府的聚会,都针对着顺治帝的除旧布新。主线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引起其他线索的一系列起伏变化:宫廷里,后妃们怨恨福临变祖制宠侧妃,结党示威,导致了停中宫进笺、皇后面临被废的危险;矛盾愈演愈烈,皇四子被阴谋杀害;而谨贵人之死把矛盾推上高潮。在朝廷,却因主线矛盾的加剧而使汉官所受的压力减轻。反映到徐元文和熊赐履两位在野文士身上,则激发了人心思定、入仕进取的希望。至于蛰伏京畿的明朝残余势力,则不得不认识到由于清朝一系列顺乎人心的举措,使他们复辟的希望更加渺茫,只得铤而走险,以求保存和发展。这样一来,备受摧残的最底层的乔梦姑,则陷入了更深的苦难……

从全篇而言,福临的事业,是循着追求——成功——奋斗——失败——再奋斗——再失败——消沉——幻灭的道路发展的;福临的爱情,几乎与他的事业同步,由追求而成功,随后又连续遭到失子、诬陷、疾病等重大打击而最终幻灭,由此,连带着各条线索的起伏,各阶层人物的命运和遭遇都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动。

《少年天子》没有像《星星草》那样正面写两军对垒、金戈铁马的大规模征战,也没有直接去表现朝廷内外、整个国家机构的具体变革过程,只是选择了福临这个人物,选择了以宫廷生活为主的社会生活的这一部分,作为表现的主要内容,力图通过社会历史的这一侧面,去反映那个时代,再现历史的面貌和特征,力图揭示某些规律性的、反映历史本质的东西。因为有了这样的结构,便于多层次多线索地交错编织,构成一幅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使作者的意图得以实现,使作品有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小说的总体感觉因而也就较为完整、严密了。

历史小说是艺术,要具有审美价值。我认为美的至境是自然、和谐,所谓没有技巧是最高的技巧。也许我一生也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我愿向这个目标努力。

初学写作,免不了有许多生硬的处理手法,给人以不自然、不和谐的感觉,表现出一种用力过度的毛病。造成的后果,便是或多或少的虚假。所以,求真是首先要努力实现的要素。为了完成形象,必须对史料进行典型化处理,必须用虚构补充人物和情节,但这些都必须给读者以真实感,力求不瘟不火、恰到好处。为此,我进行了两方面的探求,其中之一,是以生活化的描写,增强作品情节的真实感。

第三章第一节的庄太后圣寿节,写的是宫内的庆贺宴。创作目的,是要通过这一情节,表现福临对爱情的追寻、对汉文化的倾慕;写出庄太后的雍容大度和太后、皇帝间的母子深情;并借乌云珠的恳请,提出满、汉矛盾中一个重要症结——江南十世家冤狱问题。

写皇家喜庆,容易流于威严华贵。皇家的人物关系,也常常为强调他们之间的政治利害关系而故意显示其残酷、虚伪、冷漠和呆板。当然,事实上确有这一面,但只是在特殊的、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撕开那层面纱,多数的日常生活中,也还要寻求温暖、亲情和天伦之乐。更何况庄太后与福临在政治上是相通的,十多年来又相依为命地共同闯过多次危机,自有一般母子达不到的感情。所以,写这一节时,力求生活化:从福临进慈宁宫、母子对话、互相打趣写起,具体而微地写了家宴拜寿的场面和过程,其中重点突出福临、庄太后、乌云珠三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福临向往乌云珠,想借寿宴之机进一步接近她。这番心思,庄太后完全明白。但她既不说破,更不责备,只要儿子不逾矩——她心中的“矩”和世俗或皇家的“矩”并不完全相同——她一概宽容。福临却不那么容易克制自己,心理一直处于昂奋状态,以致表情行动都有不少失度的地方。对此,乌云珠是心领神会的,但她的真情不能有丝毫流露,于是行动格外谨慎小心。当乌云珠献三清茶和九九果盒时,心直口快的大贵妃可以脱口说出不满的话;庄太后却只用一句贬褒意义不明的笑语,掩饰了赞美多于责备的心理;福临则无所顾忌地用火辣辣的目光表达自己的意向,这也是开宴后他与乌云珠进行试探性长谈的先兆。长谈中,福临步步进逼,乌云珠半推半就,引得福临终于问到他不该问的弟妇的闺名。庄太后一直暗暗注视着福临和乌云珠的动向,发觉他们亲热得有可能逾矩,便打发太监把福临支开,中止了他们的长谈。

这一节基本是实写,写环境,写庆寿,写宴会,写生活情趣,写微妙的心理状态,写细微的感触,人物的语言、行动、感情都力求符合各自的性格、身份和处境,不刻意追求戏剧性效果,也不带传奇色彩。这样写来,生活味道较浓,显得比较自然真实,较好地完成了这一节的创作目的。

求真的另一方面的努力,便是向人物的心灵境界深入,增强作品人物的真实感。

还以庄太后对待福临和乌云珠相恋的态度为例。庄太后平日雍容大度、仁爱宽和、明睿豁达,非常符合她尊贵的身份。当福临和乌云珠终于冲破束缚私自结合时,她身为皇太后,要维护满洲内部的团结;身为母亲,不愿儿子承受失德的罪名,所以坚决赶去制止;儿子的反抗,损伤了她的自尊,以致从来慈爱的“皇额娘”竟然发怒,果断地切断福临和乌云珠的联系,造成母子间谁也不让步的对峙局面;福临由害相思转为纵欲式的自我摧残,她仍采取静观的态度,以她过人的意志,极力维持她那皇太后的体面;直到儿子病倒,爱子之情才战胜了太后的尊严,主动走出母子和解的第一步;在儿子病榻边,她的母爱被充分激发,而福临的梦呓,更唤醒了久埋心底的与小叔多尔衮的那段情爱,正是这心灵深处感情的涌动,使她同情儿子、理解儿子,终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成全了福临与乌云珠的这段姻缘。

这样描写和刻画的庄太后,就不只是一般的端庄尊贵、慈爱明智。这个和常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具有较为丰富的心理活动、较为复杂的个性的皇太后,不是更为真实可信吗?

求真的同时,还要努力求美。要有意识地按照艺术规律去刻画形象、渲染氛围,强调意境之美。

“儿女情”这部分,对福临的形象是至关重要的。福临是拥有十数名后妃和许多宫女的至高无上的天子,乌云珠的什么特质能吸引他呢?政治上的知音、文化素养的相近很重要,但那是促成福临固执追求的原因;由于乌云珠是弟妻而使他们的相亲近成为“禁果”,这特别能激起热烈多情的少年福临的好奇,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使福临一见钟情的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乌云珠之美:美的容貌、美的身材、美的声音、美的气质。这些美需要正面描写,但只是正面描写又很不够。它必须有某种特色,才能使表面风流嗜欲、实则心灵孤寂的年轻皇帝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一首据说是白居易的短词给了我很大启示。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我认为,乌云珠在福临眼里,就应该这样神秘、朦胧,只有这种难以捉摸的、时隐时现的美,才对福临有巨大的吸引力,才能激起他心灵的震动。所以在处理乌云珠进宫之前有关两人关系的章节,我都尽力按照这首短词的意境去设置和渲染。

不过,求美是个综合性的复杂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对我的创作起作用的因素很多,如古典小说、戏剧、音乐、绘画、诗词等等,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我自己也不一定理得清头绪,这里就不多说了。

从《星星草》到《少年天子》,创作上有了一点长进。但《少年天子》存在的缺憾仍然不少。例如,前半部人物头绪多,显得驳杂、纷乱;朱三太子那条线索的传奇色彩与整体不够协调;缺乏从满族传统文化的角度去展示主要人物的心理和形象,因而不够丰富;对汉族文人的心理刻画比较单一、少变化等等。有些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把南明与清朝争夺天下的战争基本上放到幕后写是否妥当;把朱三太子处理成这样一个恶棍是否过分;乌云珠的形象是否过于单一纯净等等。这些都值得我认真思考,为今后的创作提供借鉴。

对于今后的创作,我也有一些想法。能不能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写完全虚构的人和事?能不能用现代的深层心理分析,去表现历史人物的心态、丰富人物的形象?能不能用现代文学的多种体裁和手法,如象征式、幽默式、寓言式、荒诞式等等,去写历史小说?……这些都需要进行新的探索,要靠今后的创作实践去回答了。

《少年天子》即将成书与读者见面了。我要借此机会,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对这部作品的扶植,对文学界、史学界的老师和同志们的热情关怀和指导,对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热心读者朋友们的鼓励和批评,表示真挚的谢意。

凌力

198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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