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十 章 西行记

黄河东流去 李凖 第2页,共2页

徐秋斋是个爱干净的人,不管住在什么破地方,也要收拾得整整齐齐。哪怕是半块砖头,也要摆得方方正正。用他的话说是:“家贫常扫地,人贫多梳头。”这两间小茅屋,窗格上糊着白纸,墙上糊着从邮局捡来的报纸,特别是那扇木板钉的门上,还恭恭正正地贴了一副对联。这对联是:

一畦春雨菰儿菜,

满架秋风扁豆花。

李麦看了这个“家”的样子,感动地说:“大叔,你还是这么矜持啊,这屋子收拾得多干净。”徐秋斋自负地说:“人不是畜生,就是猪圈狗窝,我也叫它像个人住的样子。”接着他又指着隔壁的小屋说:“晴就住在那个小屋里。她原来在毛毯厂当工人。后来毛毯厂关门了,她就在车站口摆个做活篮子,给人家上袜底。”

李麦问起嫦娥的情况,徐秋斋叹了口气:“嫦娥来西安的第二年,考上了宝鸡一个‘工业合作社’当工人去了。才去时学织毛巾,后来听说又学做油墨。这闺女走时太小了,她不会写信。

去年我去宝鸡找了一趟,人家说她们的工厂在双石铺。有一百多里地,还没有车,我只得回来了。”他说着叹了口气说:“唉,天亮他娘,就是这件事,我觉得对不起你。孩子们跟着我出来,我却把她失落了。不过听说这个‘工业合作社’,是孙中山的太太宋庆龄办的,她是一国之母,想着也不会把孩子们流落了。”

李麦这时才清楚嫦娥的下落。她有点伤心,千行百里来在西安,女儿是见不到了。不过后来她听说宝鸡离西安并不远,就准备到宝鸡去找她。她对徐秋斋说:“徐大叔,我不埋怨你,这样的大灾大难,谁能顾上谁?上月我在渭南裴合那里,我们算了算,咱赤杨岗二百多户人家,哪一家不是父南子北,妻离子散?

光是现在知道已经满门死绝的,就有一百多家。裴合家十七口人现在死剩了九口:他弟兄三个带着孩子逃出来了。他爹他妈留在老家。他妈是个瞎子,就在咱们逃到寻母口以后,他爹把他家堂屋的檩条拆了两根,到渡口换了两个烧饼,回来让他妈吃。他妈还说:‘咱俩一人吃一个。’老头说:‘你吃吧’瞎老婆把两个烧饼吃了,老头一下子把老婆推到河里了。当时有人要跳下河去救,老头喊着说:‘你们谁救上来谁养活她,这样死了少受点罪。’就在这天夜里,老头吊死在他家的老槐树上了……”她接着叹息地说:“人,真是连一根柴禾棒都不如。就拿咱后街这十来户人家说,海老清饿死了,运来婶子淹死了,裴合他爹他妈死了,裴旺叫抓兵抓走了,媳妇也没有下落,长松家两个大闺女都卖了。申奶奶在逃荒的第二年就跳河死了,死前还朝咱赤杨岗的方向磕了几个头……”

徐秋斋眼里涌出了几颗浑浊的泪珠,“唉!大劫大难啊!天亮他娘!你知道吗?蓝五也死了。他是上吊死的……”

李麦很激动:“咱逃出来的人,没有一家人是全的。过去老人们常说。‘在劫者难逃,老天爷要收哪一方人,你想逃也逃不脱’,黄河水才冲下来时,我也有点相信。可是后来我才醒悟过来,什么天灾?屁!全是人祸!汤恩伯军队在咱河南住了五六年,派粮,派差,派款。连枪都是老百姓花钱给他们买的。可是日本鬼子还没有来,几十万队伍全放羊跑了。要这种队伍干什么?……”李麦说着,恨得头发几乎都要竖起来。徐秋斋这时却眯着眼从容地说:“天亮他娘,这些我都想过。我在西安住了七年,光是替人家写信,就写过几千封。什么样的苦,什么样的难,我都见过。老天爷有没有?我不敢说。孔夫子说是‘敬神如神在’,你不敬他也就没有了。可是我相信朱夫子讲的话,‘天者理也’,这‘天理’确实是万古不变的道理。孔夫子也有老师。他的老师就是老子,他曾说‘问礼于老子’嘛。老子说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天上哪有一张大网?不过说是说作恶作得多了,‘恶贯满盈’,自然会得到天的惩罚。其实这个惩罚也不是天对他的惩罚,而是人对他们的惩罚。‘天心即民心’嘛!老蒋行这个事,太叫人寒心。拿咱黄泛区的人来说,几百万口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不是为了抗战。他们抗的什么战?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不管文官武官,没有一个手上是干净的。难民们吃树皮,吃草根,吃‘观音土’,他们每天在大馆子里,吃喝玩乐,连抬出来的泔水里都漂着海参、鱿鱼,这能长远吗?要这样都能长远,那就叫‘誓无天理’了!”徐秋斋说到这里,眼睛里露出两条冷峻而自信的光芒:“别看小百姓都不敢吭声,都只会叹气、流眼泪,古人说过‘千人所指,无疾而亡’,别看眼泪是一泡水,流得多了,也能淹死他们这群龟孙,‘天下没有不倒的捻捻转’,总有一天,要叫老蒋这个杂种知道知道老百姓是不能得罪的!”他说着捋着自己的胡子,表现出无限愤慨和鄙视。

屋里沉默了好一阵子。徐秋斋才转了话题问:

“天亮在家干什么?”

李麦说:“徐大叔,他也不是外人,”她放小声音,“他参加新四军已经五六年了。和八路军一样,也是共产党的部队。如今就在咱黄泛区。”

“哦!”徐秋斋脸上顿时出现一种兴奋的表情。他说:“咱们黄泛区的难民,逃荒到甘泉、延安、保安一带去的人不少,都说八路军的政策好。这新四军到底怎么样?”

李麦说:“不赖。心里有咱老百姓,公买公卖,一到就给老百姓发麦种,发镢头、耙子,让老百姓开荒种地。看见女孩子。也规规矩矩,自己搭草庵住,从来不进老百姓的家。”接着她又把秦云飞带领的那个营,在红柳集一带活动的情况说了说。徐秋斋感叹地说:“要是这样,这一家行的是‘王道’。他们要是能在咱黄泛区住稳,将来咱们这日子还有个盼头。”他说着又兴奋地说:

“回家,好在路快通了。路通了咱就回老家!……”

吃罢午饭,李麦到梁晴住的小茅屋里休息。她看了看梁晴盖的那床被子,还是七年前从老家逃难出来时,背的那条印花被面,已经补了几个补丁,洗得倒还干净。床边放了个破木箱,箱子里放着几件换洗衣服。大约是徐秋斋每天教她写字,木箱盖上放了一个瓦砚和一支毛笔。墙上挂着一厚叠旧报纸,报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河南省”、“大华县”和“海天亮”的名字。

李麦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觉。她急切地想看到梁晴,想看到这个漂泊在外已经七八年的苦命闺女。她想到火车站离这里不远,自己下车时又走过这条路,就悄悄披上衣服到车站去了。

车站候车室门口南边有几棵槐树,树下有几十个妇女摆着一排做活的篮子。这些妇女专门给过往客商们上袜底、补袜子。

每个人都坐在一个小凳上,做活计的篮子摆在脚前。篮子里放着袜板、袜底和针钱,这已经成为难民妇女们一种职业了。

李麦逐个儿看着这些妇女。有的二十多岁,有的三十多岁。

全都是梳着髻的媳妇,没有一个留辫子的姑娘。她走到一个穿蓝格子小布衫的年轻媳妇篮子前停下来了。这个年轻媳妇正在低着头纳袜底。李麦看她的前额和眉毛,有几分像梁晴小时候的轮廓,可是身架、头发却完全像个媳妇。她不敢冒认。

她又走了个来回。那个年轻媳妇还在低着头做活。李麦就在篮子前蹲了下来,拿着她篮子里的一双袜底问:

“上一双袜底多少钱?”

“一元一角。”那个媳妇仍在做着活。

李麦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声音是河南口音,可是鼻子、嘴都不大像梁晴了。她又用手比着袜底的尺寸说着:“要说这一双,俺天亮穿上也可以……”

“啊?……”

李麦的话音还没有落地,那个媳妇激动地喊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声喊着:“婶子!……妈!……妈妈!……你是妈吧?……妈!……”

四行泪水从两张脸上一齐流了下来。李麦用颤抖的手,使劲地抓住她的肩膀喊着说:

“乖乖!……你是晴吧?……我是妈。我……专门来找你来了!”

梁晴抱住李麦的腿,把头拱在李麦的怀里,像个小孩似地使劲哭起来。她想把这七年的痛苦、委届、忍耐、怨恨和想念,一齐通过眼泪倾泄出来。多少年来,她盼星星盼月亮,就想这么大哭一场,可是每次都是在梦中哭醒。

两旁做活计的妇女们也都掉了眼泪。她们都是难民。这种场面她们看到不止一次了。她们同情梁晴。她们知道这个姑娘,六七年来挣扎过来的苦难经历。她们也羡慕梁晴,梁晴毕竟还有这一次哭的机会和享受。

“这是她亲妈?”一个妇女问。

“不,是她婆婆,一定是她整天说的那个婆婆。”一个妇女抹着眼泪答。

“唉!海嫂总算见到了亲人了。”一个妇女擤着鼻涕说。

“唉,我这辈子要是能和我妈抱头痛哭一场,也算前世烧了高香了!”另一个中年妇女用头上毛巾擦着眼泪说。

梁晴在哽哽咽咽地哭着,李麦一面用手擦着自己脸上的泪水,一面抚摸着她的头发,强颜作笑说:“晴,……咱不哭吧,咱娘儿俩不是见面了吗?……这不是作梦,这是真的。……你摸我的手,是热的。……”

梁晴果然抓住她的手摸着,可是哭得却更伤心了。

经过李麦的反复劝解,梁晴止住泪不哭了。李麦说:“走吧,咱回家吧,我已经见你徐大爷了。”

梁晴点点头,提起了篮子,李麦给她提着板凳。就在这时候,梁晴满脸泪花的头刚刚抬起,一丝幸福、纯洁而天真的微笑,立即出现在她的眼梢和嘴角上。

“海嫂,这就是你婆婆?”一个妇女问。

“嗯。”梁晴笑着回答。

“给你妈包顿饺子吃。”另一个妇女打趣说。

“嗯!……”梁晴满面春风地笑着对那个妇女陕陕眼。

李麦也笑着向那些妇女说:“谢谢您们!谢谢您们!您们对俺晴都费心照顾了。”

走在路上,梁晴忍不住地问:

“妈,就你一个人来了?”

李麦知道梁晴的心情。她说着:“就我一个人,来时,天亮把我送到了吕潭渡口。”她又对着梁晴的耳朵小声说:“他参加新四军了,还当上了个排长。现在你要见面,恐怕快不认识他了。五尺多高汉子,鼻子也……”

“我能认得出。妈,我能想出他变的样子。”她说着又站下来问:“妈!新四军不是共产党的军队吗?”

李麦向她摆了摆手小声说:“晴,咱到屋里再说。”

婆媳两个刚进到屋里,梁晴一把抓住自己头上梳的髻髻就往下解。李麦说:

“你干什么?”

“这多难看……”梁晴红着脸说。

李麦止住她说:“算了,别解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还是梳个髻好。管它结婚没结婚;只管把头盘起来,咱自家人知道就算了。”

梁晴又一次被感动了。她说着:“妈,你不知道,我已经盘过三回,解开三回了。初来时梳辫子,后来在车站卖洗脸水,把头盘上了。进打包厂时,人家只要姑娘不要媳妇,我又梳成辫子了;离开打包厂,我梳成髻;到毛毯厂时,我又梳成姑娘的辫子了。整天在变,就好像唱戏一样。”

李麦风趣地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接着她又叹着气说:“唉,还不是为了生活!过去那些老风俗,咱们穷人讲说不起了。”

梁晴和李麦已经七年没有见面了。就在这一刹那间,梁晴觉得婆婆对她的七年苦衷,完全理解了。她们不需要说什么话,也不需要作任何解释,她觉得自己这个婆婆心里清楚极了,清楚得像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