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潮汹涌，灾民似的，我被撞得东倒西歪，还得奋力摆脱形形色色的粗暴拉客族。出站大厅，密密麻麻的警察和保安鹰一样的目光搜寻着人群，密集地抽查旅客证件。穿制服的总是让我这种人眼发晕腿发软，我问旁边一位河北旅友咋回事，他反问：“你买票没用身份证吗？”
“没呀。”
“那是你没赶上，查练功的。”
“没听说啊？”
“我也不知道。嗨，说得很严重，说是邪教。电视里不停地放。”
我心虚地经过筛选，一出广场，拥挤嘈杂燥热汗臭和汽车尾气让我几欲窒息。我饿狗抢食一样挤上20路公汽。在北京站广场又是一番挣扎，再次汇入另一片人山人海。看着巍峨的楼群开阔的街道闪烁的灯海，我如同十九世纪初到巴黎的外省人于连或拉斯蒂涅（注：于连、拉斯蒂涅，分别为法国作家司汤达（1783～1842）《红与黑》和巴尔扎克（1799～1850）《人间喜剧》中男主角。）一样局促不安。
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突入脑海：这个1000多万人的城市，每天拉的屎、撒的尿都顺着下水道流那去了？
汗流浃背的我拿出地图对照着走，穿过地铁通道，进入凉爽的恒基中心，然后通过长安街地下通道，来到长安大戏院背后僻静的贡院胡同里的四川驻京办。这儿位置好，凭四川身份证可打折。中国人是靠味觉来认知世界和自我的，对于异乡人而言，找到家乡客栈，听到乡音，吃到家乡菜，味觉上的认同就消弭了异域感，舒缓了紧张感，你也就获得了一种短暂而虚拟的安全感。
“没目的就不能来吗？这事够稀罕的。”看着登记薄上“来京目的”那一栏我就想笑。
“您第一次来北京吧？”那女子笑着问我。
“来过，前年还来过呢，住海淀那边一宾馆。”
“没让您填吗？我不信。”
“是会务组帮我登记的。”我想起来了。
“对吧，不是老乡为难您，规定不是我定的。”
“你说坏人来旅馆还会写下‘我是来犯案的’的？我算开眼啦。”我拿起笔来，飞速写下一溜字。那女子笑得直不起腰，另一女子纳闷地拿起登记簿念了出来：“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啊——！”
“人民想念毛主席——这理由正当吧？来一次首都我容易吗？全村都眼巴巴等我带回好消息呢。”在众人的笑声中，我拿起身份证、钥匙、出入证转身进了电梯。
房间正对西晒，踏进去就像进了烤箱。赶紧打开电风扇，还是大汗淋漓。我锁好钱包和手机，取出拖鞋，来到公共浴室。只有一男的。我一声不吭冲了一会，那男的和我搭讪：“四川人吧？”
“啊。”
“旅游还是开会啊？”
“瞻仰伟大领袖遗容——第二次。”
他大笑起来，笑声既像公公又像娘娘。我扫了一眼，斯文的中年男人，身子白得晃眼，如去了毛的行货。
“你身上好多毛啊！”他忽然说。
“嗨，我属猴子的，没进化完，嘢——，我直立行走了。”这无聊的地方，开开玩笑挺解闷。
他也大笑。突然，他一步上前：“哎呀，多雄性啊，好性感！”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搂住我，我吓得一退，呵斥道：“你干嘛呀你？”
“我给你搓背吧，我们互相搓吧。小伙子好性感啊！”他叫道，一只手伸到我背上。我奋力甩开他的手，让他滚蛋。这个放肆的“同志”尴尬退后，讪讪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草草穿衣滚蛋了。
次日，我并没有去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再伟大的木乃伊也是木乃伊。记得首次进京去瞻仰时，那宏大而阴森差点没让我当场晕过去，明明想挤出眼泪，结果却湿了裤子。打小就特怕死人，总担心那物事会突然坐起来冲你一笑什么的。我想如果伟大领袖在天有灵，一定大发革命雷霆，无神论领袖的遗体是尔等拿来展览的么？
我又看地图，又问路人，东拐西绕，走进一大片不见边际的迷宫般的胡同里，好不容易才找到“烧饼胡同”。这个压根就没烧饼铺子的胡同又窄又挤，一人多高的灰扑扑的老旧建筑，犹如八十年代初期的靀城背街，和胡同外宽阔体面的大街犹如两个世界。晨歌所在的赫赫有名的出版社就位于胡同深处。
老四合院门口，一老头命我登记。还好，登记薄上“来京目的”一栏换成了“来本单位事由”，所以“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就变成了“和晨歌谈稿”。老头拿起老花镜，看看我填的信息，再抬头扫视我一眼：“哦——四川的？出书的吧？”
我哼哼哈哈。他又问：“家乡人民生活还好吧？”
我有些吃惊，答道：“托您的福，家乡人民很幸福。”
他显然很满意这个答案，还做出礼贤下士状，亲自领我走进大院。晨歌正和一著名作家通电话。他看上去年轻，一表人才，站起来和我握手，捂着电话对我说先到对面主编室。冬阳娇小精干，前几年她和晨歌编辑的几套作品横扫中国之后，畅销书不断，名气如日中天，门庭若市。冬阳取下眼睛，看着我：“你是戈海洋吧？”
“是的。”我就像伪军见了太君似的点头哈腰。
“你这是专门到北京谈书稿来了？”
“好几件事呢。”
“你的稿子我看了。”她站起来给我沏了一杯茶，安排我坐下，接着说，“你年轻，有潜力。不过这部书稿要出的话还得大改，咋改，你听我的意见。”
“当然当然，给你们投稿，我不自量力。”我恭谦地说。
“我们社虽然名气大，但还是小社。”她说，“你看我们这办公环境，老民居，够寒碜的吧，来个人都不好意思。不过我们过两月就搬到写字楼去了，五a级的，以后有机会可以过来坐坐。”
然后她叫一女孩将我的书稿拿来，翻开，里面有一些用笔标出的记号，她随便指出几处：“你瞧，你这样写，看着倒痛快，出来肯定惹事。”
“那不过一个处级干部，这种芝麻官中国怎么也得上百万吧。”我小心翼翼地说。
“这个跟级别没关系，是写法问题，背后是态度问题。你这部稿子麻烦大了，还没出就被盯上了，出了你可没事，我们脱不了关系。也许别的社没问题，我们出过一次事，检讨个没完。”她解释道，“我们是出版社，上边不给你书号，你吃啥？”
“理解，理解。”我连连说。
冬阳要我把书稿拿回去动大手术，改完给晨歌。寒暄一阵，把我送出了烧饼胡同。为了确证烧饼胡同是否真有烧饼，我从另一头走出去，连烧饼味儿都没有，倒是有几家杭州包子铺把我的肠胃刺激得咕咕直叫。和四川包子相比，西湖边的包子实在难吃，北方饺子还行，个儿大，至少填个饱。
2
长安街上道路的宽阔、建筑物的宏大、车流的湍急和人流的密集，摧枯拉朽般让人产生蝼蚁般的渺小感。密集而警惕的警察、便衣和保安让人浑身痒痒，以致于我经过他们的面前时，努力装出一付上对得起党和政府下对得起人民的样子。我在王府井附近闲逛一阵，挤上1路公汽到了西单图书大厦这个中国最大的书店。这里不愧是个免费看书、免费纳凉的好地方。暮色苍茫时，乘地铁到大望路，然后倒车前往红庙。
几年前，李皓和杨星辰再也无法忍受清贫，从位于京郊的单位不辞而别，沦为京漂一族。后来，他们向我炫耀他们上报啦——被单位开除，报上发声明了。
1997年初夏到北京见了两人。李皓在一家翻译公司，没底薪，翻译千把字，可以挣一个盒饭啥的。还去杨星辰的“国际贸易公司”看了看。这是他从外贸公司辞职后刚成立的公司，光杆司令。我探头探脑地进去，吓了一大跳。地下室一间十平米小房，既住人，还办公。阴暗潮湿，散发着霉味，二十四小时开着惨白的吊灯，活像一处法西斯秘密专政场所。惟一有点公司痕迹的，是拥挤不堪的桌子上一台电脑、一台传真和一堆中英文文档，桌椅统统旧货。那个下雨天，天花板不断渗出水滴，杨总不得不在桌子和电脑上盖几张报纸，不停替换。他的生意是将国内小工艺品贴上自己的注册商标销往国外。杨总拿杯给我接水，饮水机活像患上慢性前列腺炎；我一坐下，屁股下的沙发发出哀嚎。我开玩笑说：“这哪是开公司，劳改啊。”
杨星辰苦笑：“劳改还管吃管住呢。哥们要真的撑不下去了，就学《警察赞美诗》里的索皮去。”
当时杨星辰和李皓都劝我留在北京，和他们构成“三剑客”或“铁三角”什么的，我也跃跃欲试，无奈老爸突发中风住院，放弃了。
在红庙站，我四处张望，后脑勺被人一拍，回头看一无所有，几米处一陌生人偷着乐。我正纳闷，脚腕处再被一击，我一个趔趄，顺势向下一看，两家伙正蹲在地上咧开大嘴笑呢。打闹着走向川菜馆。这是杨星辰的意思，先吃饭，再去他“家”坐坐。李皓还是光棍，住在老远的通州。两年不见，杨星辰风采依旧，李皓半头白发。
“一根白一段艰辛！”他叹气，又看着我，“你也憔悴了很多，哪像当年英姿飒爽下流倜傥啊。”
“一毕业七年啦，下岗，失恋，破产，老爸又走了，我容易吗？”我说。
“唉，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大伙惺惺相惜异口同声。
我问李皓：“你还准备考研？你觉得你还不够傻么？”
“职场混，没办法。”他说。
“幸好开公司没要求本科或研究生以上学历，要不我只好孟姜女哭长城啰。”杨星辰说。
走进餐馆，一桌边女子站起来。杨星辰相互介绍：“我媳妇陈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戈瓜娃。（注：瓜娃，四川方言，“傻小子”之意。）”
“也是当年名震校园的走廊歌星。”李皓补充。
“尽拿山里孩子开涮。咋就不说我时代的弄潮儿——下岗职工啥的。”我打趣。
陈菊人如其名，小巧玲珑，淡雅如菊，不像辣妹子。
我们东拉西扯海阔天空，散席时已酒酣耳热，醉意朦胧，进附近小区前，我笑问：“这里登记吗，‘来京目的’啥的？”
“一般填来本小区目的，这取决于你的形象——还好，你看上去不像民工。”杨星辰说。
“工人住宅，没啥可偷的。”陈菊说。
果然那个醉猫一样的保安瞅了我们两眼，没理睬。这是北京常见的老旧红砖楼，我们在黑咕隆冬的楼道里小心翼翼往上走，每走几步，杨星辰就跺一次脚，或者大喝一声，灯就应声而亮，功率不会高于十五瓦。人还没过，又灭了。杨星辰自我解嘲：“这就是领导阶级小区，路灯都舍不得装。”
李皓说：“杨总已经从地下室搬到五楼了，进步已经很大了。”
“你不也住楼房了吗？”杨星辰反问。
“我在北京边缘呢，你怎么也算打入cbd边缘了。”李皓说。
“啥叫cbd？”我傻冒了。
几人相视一笑，李皓说：“哥们，真落伍啦！cbd是centralbusinessdistrict的缩写，中央商务区，年度最酷名词之一。”
杨星辰：“也叫chinabeijingdabeiyao，中国北京大北窑。”
他们大笑。我一头雾水，这名字够土的。两居室，一间十多平米，摆着三张旧办公桌，那台旧电脑还在，又新增了两台，还多了打印机，新沙发，室内亮堂堂的。陈菊给我们每人取了一杯茶水，划开一个冰镇西瓜。
我四处溜达，说：“鸟枪换炮了啊？”
“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的日子刚过去。”杨星辰笑，“房子是租的，连自己的窝都算不上，就遮风避雨做饭办公睡觉。”
“还有一个功能吧？”李皓对两男耳语，我们暴笑，陈菊颇为窘迫。
我说干脆给他们打工算了，陈菊笑：“哪请得起你哟，就一夫妻店，都是义工。请了一个亲戚，还是干活多拿钱少，不干活不拿钱。”
“我就一瞎说。”我转而问，“这房多少钱？”
“你猜猜？”杨星辰反问我。
“七百？八百？”
“你租给我啊？”
“一千？”
“翻一番还差不多。”
“吃人啊！”我大吃一惊。
“就这个价，这里是cbd边缘，进去了更贵。我在通州和人合租，一间都要六百多呢。”李皓大发感慨，“你在北京待久了就知道残酷性了。就跟一个磨盘、筛子似的，使劲往外筛人，你要想留下来，你就得拼命变成大沙子。别一见‘北京欢迎您’的标语，就拿它当自个家了。”
“我还不致于如此傻逼吧，想当年也是闯过深圳的。”我站起来在屋子里转悠。巨大的书架，塞满了商务英语书籍、文件夹啥的。墙壁上一张英语版世界地图上布满了蜂窝似的小红旗，乍一看希特勒的军事地图似的。
“星火燎原啊！除了南北极，生意遍天下了。”李皓赞叹。
“看着多，都是小单，累个半死做一笔，也就赚几百英镑千把美金万把马克十万日元啥的。”杨星辰说。
“还嫌少啊？”李皓叫起来，“我累个半死，一个月才够你赚一笔的。”
“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杨星辰笑，“地下室的日子你不知道？半年开不了张，梦里哭醒好几回。”
“现在是开张吃半年。”我接下话茬，“你们都比我强多了，我累个半死，就赚一把浊泪——还是自己的，流胃里去了，倒也帮助消化。”
杨星辰兴致勃勃地演示着他的电脑技术，击键如飞，全部盲打，在喝彩中，他说他已经上网冲浪了。我惴惴不安地问：“啥叫上网？冲什么浪？”
李皓看我的眼神就像当年迅哥儿看闰土：“嗨，刚才叫你傻根还有点于心不忍呢。”
“都是山区来的孩子，都是一个师傅带出来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哩？我连电脑开机关机都不会呢，按现在标准成文盲啦。”我惭愧地说，“你们就给傻根哥扫个盲吧。”
“不可思议！不是哥们不长进，是这世界爱抽筋。”现场扫盲后我感叹。
“这在中国还是新事物，北京用的人都很少，但发展极快，你很快就知道了。”他给我一张名片，指着一个带@的地方说，“这就是我的email，以后联系。”
他又打开厚厚的硬壳文件夹给我们看，全是他签的外贸合同。看着犹如看天书，这才意识到晃荡了这些年，英语蜕化到石器时代去啦。杨星辰说这叫电子商务：“b2b，b2c听说过吗？”
“听说过u2——不是美军高空侦察机而是爱尔兰乐队，我最喜欢的摇滚乐队。”为了不失面子我东拉西扯。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李皓忍俊不禁，解释这是两种电子商务模式……
“老哥我一不留神成了中国电子商务的先驱，而且一开始就盈利——尽管只有点小钱。你看看那些大网站，烧了几个亿还没一分钱进账呢。山大无柴烧啊！下一步，老哥要建自己的网站了，老有外国客户要求看看我的公司网站。”杨星辰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生意经。看着他那高耸而笔直的鼻梁，深不可测的眼窝和色彩斑斓的眼球，愈发对他自我标榜的汉人血统表示怀疑，咋看咋像一个唐宋时期散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犹太人投胎转世。
陈菊忙打断他：“你们别听他瞎吹。”
杨星辰笑笑：“嗨，自己人嘛。”
分手时李皓拍着我肩膀：“哥们，咱们改天再聚，我做东。你最近几天有啥安排？”
“见一些编辑朋友，有个是大学女助教，她下月就去美国留学啦。”
“你真行啊！咋勾搭上的？”杨星辰说。
“请注意措辞。”我提示，“纯粹工作关系，我投稿，她是兼职编辑，审稿，我们谈稿子。”
“呵呵，你投稿，她审稿，再谈稿，不就搞——上了吗？”李皓伸出两根手指头，凑成一对，一脸淫笑。
“赶紧拿下，把你也捎带过去得啦。你也该结婚啦。”陈菊说。
“别拿我开涮了。我一下岗职工，天方夜谭啊。”我说。
“你也不要妄自菲薄嘛。”杨星辰说，“小米加步枪一样取得革命胜利。”
陈菊夫唱妇随：“爱情没任何理由，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那也得王八看绿豆对上眼。”我正经说，“她给我介绍一个做小生意的伙伴，明天见那人，开书店。”
“你喜欢书，又是读书又是写书，倒适合干这个。”陈菊说。
小夫妻把我们送到公汽站然后返回。在长安街，我像塞沙袋一样把李皓往最后一趟728路公汽里塞，他被夹在门缝里不能动弹，我拿出吃奶撒尿的劲儿，就差飞踹一脚了。李皓走后，我穿过地下通道，向朝西的汽车站走去，迎接另一场血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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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彤彤和想像中很不一样。她轮廓硬朗，犹如硬笔版画人物。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白不黑，短发整齐而精爽。她穿灰色短衫，斜挎黑布包，浅蓝色裙子，凉皮鞋。武彤彤脸上有些小痘子，疑似青春遗留物。她微笑起来显露的牙齿略有四环素色素沉淀。她小巧的黑色边框眼镜后的目光有诘问般的尖锐，让我本能回避直视。她走路说话风风火火，颇有男子风格。她不算漂亮，健康精干，一看就是工人阶级的女儿。
见我第一眼，武彤彤就像高速扫描仪迅疾将我上下瞄了一遍。我心里嘀咕，莫非名校的书呆子就不一样么？
我住四人间，客人都出门了。没空调，寒暄时，武彤彤不停用杂志扇风。我拿出新买的矿泉水，搬过立式电扇，抱歉地说：“便宜没好货，有空调的标准间要二百多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