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你替我点支烟，你就觉得咱俩不平等了?这是我家，你坐在我家的沙发上!我是主人，你是无家可归的个小破妞儿!刚才你还生怕我不收留你在门外哭，怎么转眼就想和我平起平坐了?!今天你非给我点烟不可!”

女郎将夹在手中的烟朝她伸过去——红卫兵肖冬梅备感屈辱，但是脸上却只得装出无条件地服从的乖顺模样儿。她从未见过那么美观的一个打火机——“它”是一个戴着小丑帽子的西方杂耍艺人。红卫兵肖冬梅不知怎么才能将“它”按出火苗儿来。事实上她只见过一种打火机，就是那种需要灌注汽油，有棉花捻儿的老式打火机。她的父亲就有一只那样的打火机。在她家乡那个小县城，除了李建国家县长的父亲，以及她自己的父亲等极少数有身份的吸烟男人，大多数吸烟男人和烟盒揣在一起的是火柴盒……

“你又装模作样地耍我是不?”

女郎等得不耐烦了。

“我……我不会弄……”

肖冬梅老老实实地承认。怕对方不相信，又补充了一句：“我不敢耍你。我真的不会。”

“谅你也不太敢!”

女郎从她手中夺过打火机，自己燃着了那支烟——原来开关是小丑的帽子，火苗儿是从小丑的口中吐出的。

“门锁也不会插，打火机也不会使，这倒使我有点儿相信你是1967年的一名红卫兵了!”

“我本来就是1967年的一名红卫兵。”

“岂有此理!你今年究竟多大了?”

“差几个月不到十六岁。”

“那你1984年才出生!”

“不对。我是1952年出生的。”

“那你现在就应该是四十九岁，而不是十六岁!……”

“那你看我像是四十九岁的人吗?”

红卫兵肖冬梅将自己的脸凑向了女郎。

女郎用手掌抵住她的头，将她的脸推开了。

“所以你不是1952年出生的!这他妈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不许再跟我犟嘴。否则我可真要生气了!”

“所以今年肯定不是2001年。因为今年我明明才十五岁多。我不是偏要跟你犟嘴，我是糊涂极了!”

“你他妈也把我搞得糊涂极了!”

女郎又站了起来，并且也将肖冬梅扯了起来，抓住她的手满屋这儿那儿走，指着大大小小一件件有商标的东西给她看。那些东西的商标上无一不印着2001年……

最后女郎将形形色色几十册杂志摊开在茶几上。显然的，女郎认为那些杂志最具说服力，因为每一册上都醒目地印着2001年某期。

女郎深吸一口烟后将烟按灭在烟灰缸里，拿起一册2001年首期的杂志，翻开封面，朝肖冬梅一递，命令道：“给我大声念!”

肖冬梅只得念：“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我们终于和全世界60亿人共同迎来了2001年这一千禧之年!”

“停!”

肖冬梅眼盯着那一行字不能移开。

“不只中国，全世界都进入了2001年!哎，我说你是不是神经真有毛病呀?”

肖冬梅默默将杂志放在茶几上，默默将一只手从两颗衣扣之间插入上衣内，表情极其庄重地往外掏什么……

她缓缓地掏出的是红塑料皮儿的“红卫兵证”……

她向女郎双手呈递……

女郎说：“今天我可真开了眼了!”

女郎第一次见识到“红卫兵证”——她接在手里，打开来一看，不禁地又嘟囔了一句：“还他妈是钢印!”

肖冬梅却斗胆批评道：“你满嘴他妈的，语言很不文明。女性这样，尤其不文明。”

女郎朝她瞪起了眼睛：“你别他妈教训我!你们当年那些所谓的‘革命’行径就文明了吗?”

于是红卫兵肖冬梅识趣地低下了头，保持着近乎高贵的革命者姿态，一副不与对方一般见识的模样。

肖冬梅的“红卫兵证”上，清清楚楚地填写着出生于1952年8月15日。没有任何一笔涂改过的笔画。被钢印压过了一角的照片上的肖冬梅，当然也和女郎眼前的肖冬梅一模一样，仿佛只要把她的脸缩小了，往照片上一按，就会五官吻合甚至纤发不差地复叠在一起。

女郎像格外认真的海关检查员似的，仔细地看一会儿照片，又仔细地看一会儿肖冬梅，如此数次。

三十四年前的红卫兵肖冬梅特别经得起端详地问：“大姐，您看出我的红卫兵证有什么破绽了吗?”

这回轮到女郎只有一声不吭地摇头的份儿了。

“我叫您大姐，您不会觉得我是在巴结您吧?”

“你当然可以叫我大姐，不过别‘您’、‘您’的。我不喜欢别人在我家里对我‘您’、‘您’的!”

“那么大姐，你认为我的红卫兵证是假的吗?”

女郎再看一眼红卫兵证，又摇头。

“我有没有可能是在冒充红卫兵证上那个叫肖冬梅的中学生呢?”

女郎依然摇头。

“那么大姐，我现在倒要请教于你了——红卫兵证是真的，而我正是照片上的人。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出生于1952年，而我现在十五岁……那么今年怎么会不是1967年，而是2001年了呢?”

肖冬梅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这……”

女郎一时被问得睖睁。

“我不想像你说我一样，说你神经是不是有毛病那种话……”

“可你他妈的已经这么说了!”

肖冬梅特有教养地微微一笑：“你又说‘他妈的’了，不过我想，如果你已经习惯了，我也会慢慢习惯的。”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真他妈的见鬼!”

“反正我可以肯定我自己的神经一点儿毛病也没有。”

“我的神经也一点儿毛病没有!”

女郎最后看了一眼肖冬梅的红卫兵证，生气而又不知究竟该对谁生气，迁怒地将它使劲儿摔在茶几上。

肖冬梅缓缓伸出一只手拿起她宝贵的红卫兵证，用另一只手轻轻地、反复地抚着彤红的塑料皮儿，如同那是有生命的东西，如同它被摔疼了，如同她是在怜爱它似的。她刚想重新将它揣入上衣内兜，却被女郎又一把夺了过去……

肖冬梅不禁有点儿不安地瞧着女郎，仿佛对方会把她宝贵的红卫兵证毁了似的；仿佛只要对方敢那么做，她则必须一跃而起与对方拼命似的……

女郎转身将红卫兵证放在了桌上。

她自我解嘲地说：“如果我认为咱俩的神经都很正常，显然是不怎么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我坚持认为你的神经有毛病，明摆着你已经出示了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神经并无毛病。如果我反过来这么认为我自己，我又不情愿……”

她掌心向上画了一段弧，接着说：“证明我神经正常的东西更多。这屋里各处的一切的东西都能证明。不过咱们不必继续争论今年究竟是1967年还是2001年了，我看这一点无论对我还是对你都不太重要……”

肖冬梅低声说：“不，对我太重要了。”

尽管她是低声说的，毕竟已打断了女郎的话。

女郎又生气地瞪她。

她赶紧讨好地一笑，宁愿服从地又说：“大姐，但我完全同意你的话，不再与你争论了。”

女郎由衷地笑了，摸了摸她的脸颊。

“现在，你给我站起来。”

肖冬梅表现很乖地站了起来。

“把你的帽子摘了。把你的上衣脱了。你用这么一身行头包装自己，神经没毛病，在别人看来你也是个神经有毛病的女孩儿了!”

红卫兵肖冬梅默默地摘下了头上那顶三十四年前女孩子们时兴戴的黄单帽，接着缓缓脱下上衣，一齐丢在沙发上。这么一来，她胸前仅罩着一件白底儿蓝花儿的小布兜兜了……

“裤子也脱了!”

“……”

“我叫你把裤子也脱了!我又不是男人，你脸红个什么劲儿!”

红卫兵肖冬梅一声不响地将她那条三十四年前的洗得发白的黄裤子也脱了，丢在沙发上。在2001年，要凑齐那样的一件上衣一条裤子一顶单帽，连电影厂的服装员也会犯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