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如果你们听了我下边的话，就不会表扬我了！”
他们见我表情严峻的样子，都催我快说。
我说：“我的话其实很短——花旗参枝子小姐失踪了！”
“失踪了？”
“失踪了是什么意思？”
“据我推测，很有可能被本市的黑社会组织绑架了！”
市长顿时表示怀疑：“你说我们市有黑社会组织？”
我说：“这有什么可惊奇的。至少有十几个黑社会组织吧。难道市长您此前闻所未闻？”
市长怔了怔，嘟哝道：“我一直分管经济嘛。治安方面，始终是市委书记同志在亲自挂帅抓着嘛！”——他将脸缓缓转向了市委书记，那意思是——如果花旗参枝子小姐真被黑社会绑架了，责任也主要应由市委书记承担。
自从这两位官员被我镶到高贵相框里，悬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以后，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他们了。也就有更多的“资料”对他们进行研究了。是的，我经常潜心研究他们。如同研究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并不艰深。研究起来还挺有意思的。他们真是既争又和的一对儿。他们争的时候，你就明白什么叫哲学上的“一分为二”了。他们和的时候，你又明白什么叫“对立统一”了。他们使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有了最典型也最标准的诠释。那句话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他们堪称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模范。比如本市有了什么似乎重大的成绩，而这一成绩又将被上边树为样板，或将由市里总结为宝贵经验自荐到上边去时，他们就必定的要争了。谁也没法儿劝止他们不要争。只不过有时明争，有时暗争罢了。哪怕那成绩是虚假的成绩。或虽算得上是成绩，但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成绩，仅仅是上边为了声势的热闹需要夸大宣传的一种成绩罢了。总之他们都是要争一通的。尤其在这成绩完全是由基层干部和群众实干取得的，他们谁都既不曾关注过，支持过和指导过的情况下，他们争得更其厉害。所争的实质有时很鄙琐，无非是在向上边汇报的文牍中写明“在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英明领导下”还是“在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英明领导下”——这一细微的差别，往往是他们争起来最计较最认真的。经过这一番争以后，他们一般总是要进行一次促膝谈心的。通常的情况下，达到了目的那一个，向没有达到目的那一个，主动说些表示希望进一步达到团结愿望的话，于是就又“团结”在一起了。反之，由于什么严重的事件，必须由他们中谁来承担主要责任时，他们互相推得也很激烈。当然，这一种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争。争的是“与己无关”。彻底的“与己无关”。写在检讨上的是“由于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什么什么责任，还是”由于市长和市委书记”的什么什么责任，这一差别，也是他们最在乎最耿耿于怀的。通常经过这么一次，他们之间的团结会出现相当大的裂痕。但是列位，一点儿也不必为他们的团结忧患。只要他们共同度过了危机，又确保住了官位，他们总是会重新团结在一起的。何况，也不一再地有成绩导至他们争，也不一再地有责任动摇他们的官位，不是还经常有批判甚至反击性质的“运动”么？这样的“运动”一经布置下来，便是他们同仇敌汽，空前团结，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像一只铁拳似的，极具战斗力的时候了……
但眼下，却又是他们各施高招要开始互推的时候了。
我可不愿搅到他们之间去。我往沙发后背上一靠吸起烟来。我只想看戏。只想暗学。
市委书记听了市长的话，愣了愣，望向我说：“不错。我是一直在亲自挂帅抓安定的问题。如果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我想任何人也不能否认，我抓的还是卓有成效的嘛！该开的会没少开。不是吗同志们？该发的文件没少发。不是吗同志们？该耳提面命强调的，也没少强调过。难道不是吗同志们？比如这一次，我要求宣传部长一定要出席陪同观看，人场券一定要发给那些讲文明有教养的公民，不得乱送关系票。不得有一张流失到不文明没有教养的人手里……”
他望着我，仿佛望着一位上边派来的“调查大员”。仿佛对我摆脱了责任，也就等于对上边摆脱了责任似的。
于是市长的目光也望向了我。这时我脸上一时不知该做出怎样的表情才好。任何一种表情，不是会使市长不高兴，便是会使市委书记不高兴。
我索性弯下腰，低下头，捂我那只被蜇过的脚腕。这样他俩就谁都看不到我的脸了。事实上我脚腕那儿也的确仍在疼。我夸张地发出噬噬的不停吸冷气的声音。
“宣传部长呢？徐部长呢？难道他当时不在么？他管干什么的呢！”
市委书记突然发起脾气来，一副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怒相，大步腾腾地跨到电话机那儿……
我问：“您要给徐部长打电话么？”
他说：“对！出了乱子到现在也不来汇报！我要他给我个交待！”
我起身走过去按住了电话。我对他说您不必打电话了。徐部长他此刻肯定不在家里，而在医院里。因为我已经初步审问了一下被逮起来的人中的几个。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当时的一些详情。据他们交待，徐部长当时也争着自荐要当“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来着。有人亲眼看见他的尾巴也被别人拽掉了。那么他这会儿不在医院里，又会在哪里呢？
市长问什么“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
他这一问才提醒我——最主要的一点倒忘了向他们汇报了。于是告诉他们，花旗参枝子的父亲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大银行家。除了是银行家，还是实业家。在日本的铁路、海上运输国际民航以及电子业方面，都占有着举足轻重的股份。她父亲只她这么一个女儿。而且他父亲已患癌症，估计将不久于世了。她不久将成为家庭庞大资产的唯一继承人了。那庞大资产几乎会直接影响到全日本的三分之一的兴衰。她若嫁给谁，谁还不意味着成了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了么？……
市长和市委书记不禁地互相看了一眼。
市委书记问：“当真？”
我说：“千真万确。这些情况，都是花旗参枝子小姐的私人秘书亲口对我讲的！”
市长却连连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仿佛出生以来，就只会说“原来如此”四个字似的。
市委书记指着我又说：“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重大的背景，你们尾巴旅游社怎么预先一点儿情况都不掌握？嗯？”
市长也随之将目光瞪向我连连重复市委书记的话：“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也有不可推……”
我只得低下头承认：“是的是的。我也该负一份责任！我也该负一份责任！对我自己该负的责任，我绝不往两位领导身上赖……”
这时电话猝然而响。市委书记离得近，一把抓了起来……
“对。我是市委书记。市长同志也在。您在哪里？”
“市委书记大人，市长大人，我是‘凶尾帮’的！我现在通知你们，花旗参枝子小姐，目前在我们手里！我们将她绑架了！她的身价，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我‘凶尾帮’要求你们通知她的父亲，派人送五亿美元赎回她的女儿！一个星期后我们若不见赎金，便撕票！……”
对方说话的嗓门儿十分大。每句话我和市长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市委书记另一只手捂着话筒，眼望着我和市长，一时呆着木鸡。市长伸了下手，似乎想接过话筒——而市委书记，当然立刻就将话筒朝他一递。市长却又将伸出的手缩回去了。不仅缩回去了，而且背在身后了。于是市委书记就以一手捂着话筒一手递着话筒的姿态僵在那儿了。
我犹豫了一下，为了解决两位官员之间这一种尴尬的局面，见义勇为地从市委书记手中接过了电话。
对方问我是谁？
我机智地说我是市长。怕我如实自报家门，对方拒绝和我说什么，把电话挂了。那么一来，线索不就断了么？
对方又问：“你再大声说一遍——你究竟是谁？”
我只得对着话筒大声说：“我、是、市长！”
我刚一说完，电话那一端静默了。我拿着听筒等了片刻，正要将电话挂上，却又传出声音了：“喂，你他妈的听着！你根本不是市长！你是‘v·文经集团’的王八蛋老板！你他妈的有什么资格和我们对话？快他妈把话筒给市长或市委书记！叫他们中的一个接着听！……”
显然，对方身旁有人。那人既熟悉市长的声音，也熟悉我的声音。而且非是一般的熟悉。
我不得不将话筒朝市委书记递过去。但他往后退，不接。脸上已淌下冷汗来。
我又将话筒朝市长递过去。但市长两只手都背到身后了。一个劲儿地朝我摇头。而后又一个劲儿朝我努下巴颏儿，那意思是还是由我来对付的好。
天可怜见这两位平素高高在上的官员，何曾想到过，有朝一日他们得跟黑帮打交道呢！分明的，他们早已都心乱如麻，半点儿也没了主张。
但我却和他们不同了。起码，我比他们早二三年就知道，本市确有几伙黑社会帮派势力。他们的势力也非同小可。帮羽遍插各行各业。甚至包括公检法部门都有他们的骨干分子。只不过他们一向从事的乃是经济犯罪，而且对共产党的法规政策倒背如流，最善于变非法为合法，所以有别于流氓团伙。我是作家时，便和他们之中某些人有过若深若浅的交情。我是儒商后，黑红两道，过从都很密切，颇积累了一些和他们打交道的经验。因而电话听筒虽然握在我手里，却不至于像市委书记似的脸上淌下冷汗来。
市长和市委书记都不接电话，我又不好当着他们的面儿将电话挂了，尴尬便转移到我自己身上了。将电话挂了太简单了，谅他们也不至于责怪于我。他们自己都不敢接，还有什么理由责怪我呢？但那么一来，我不是将自己降低到和他们一样的程度了么？不要说他们以后内心里是否还会一如既往地将我当成个非凡的人物，我自己首先就太瞧不起我自己了！何况我胸膛里逐渐产生了一股冲动。一股英雄豪杰面临大事件顶天立地叱咤风云般的大气概！我要向市长和市委书记证明——为我在市人民广场立镀金的全身铜像，那的的确确是立对了的！
我突然对着话筒破口大骂！
由着性子骂了一通之后，电话那一端又是一阵静默。对方既不挂线，也不开口说话了。仿佛被我骂哑巴了。
良久，一个冰冷冰冷的声音低问：“那么，你们是根本不在乎花旗参枝子小姐的身家性命了？”——已不复是原先那个声音了。冰冷冰冷的语调中，遥远地传达过来恶毒阴险的杀机。
他的问话正中我下怀。
我也以冰冷冰冷的语调说：“很好。你们已经认识到我有资格代表市长市委书记和你们谈判了。这是一个进步。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这很好。现在听清楚——你们要求市里替你们通过花旗参枝子小姐的父亲派人送五亿美元来赎她的命，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难道五亿美元她父亲还拿不出来么？”
“混蛋！首先不是钱的问题！对一位拥有三分之一个日本的资产的父亲，为赎女儿的性命，五亿美元算什么？但他的女儿在中国，在我们这座城市被绑架，再由我们通知他从日本派人送五亿美元来，你们置我们中国人的脸面于何地？结果必然是惊动国际刑警组织与我们采取联合行动对付你们，那你们将猴子捞月亮，竹篮打水一场空！”
话筒那一端再次沉默。几分钟后，又换了一个声音说：“老兄有何高见？”——语调比前几个人温和多了。温和之中带有套近乎的意味儿。仿佛我是他们的同伙，或一名绑架老手，有着丰富无比的经验，他们是在虚心向我讨教，希望我能指点他们绕出迷津似的。
我朝市长和市委书记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我已将对方稳住了。于是他们都趋向前来，一左一右站在我身旁，各自将一边耳朵凑近话筒，屏息敛气地倾听。
我大声说：“不许你们称我老兄！这是对我的侮辱！你们再给我竖起耳朵听着——我们会派人按照指定的地点和时间送去赎金的！但你们如果胆敢伤害花旗参枝子小姐一根毫毛，你们的狗命就得全他妈玩完儿！”
市长和市委书记，又一次同时从两边儿向我竖大拇哥。
“您的意思是，由市里出赎金？”
“对！”
“这可不行！这怎么可以呢？我们‘凶尾帮’的弟兄们，是打算狠敲小日本儿一笔！这年头儿，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嘛！但我们可没打算敲共产党！没打算敲国家！国家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还不是老百姓用汗水钱积累起来的么？我们‘凶尾帮’是有宗旨的。我们既不祸国，也不殃民！再者说了，我们知道我们这座城市的财政的底子，五亿美元的亏空不等于雪上加霜么？兔子还他妈不吃窝边草呢！那么多下岗的失业的工人兄弟，那么多上不起学的穷孩子，那么多需要救助的贫困家庭……”
对方越说越来气。越说话越急。越说火越大。说着说着，竟也破口大骂起来。先骂我连起码的爱国主义都没有。连起码的体恤百姓的心肠都没有。接着骂贪官，骂污吏，骂倚仗父辈权势窃国的衙内，骂与贪官污吏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巧取豪夺的暴发户……
总之是在电话那一端骂了个天翻地覆慨而慷！骂得我一次次将听筒举远。骂得市长市委书记脸上都白一阵红一阵的。最后竟骂得那听筒唾沫四溅，仿佛喷水的莲花头似的。显然，对方的唾沫是顺着电话线传过来的。
我和市长市委书记往后门脸躲避唾沫之际，对方将电话挂断了。
我们三个人一时你看我，我看他。因为对方的一通破口大骂，并非泛骂而已。也并非指桑骂槐。重点还是指名道姓地骂的我们三个。我生平第一次被那么狗血喷头地大骂。我想他们更是。对方历数我和他们权钱交易的种种勾当。痛揭我和他们的种种腐败丑行以及糜烂堕落的享乐方式。仿佛早就一笔一笔地为我们暗记了一本帐，终于有了个机会对我们进行一次模拟宣判似的。显然的，对我和本市最高官员之间的犯罪关系了如指掌……
市长和市委书记看着我的目光，好像很无辜，好像他们原本是廉洁无私两袖清风的官员，不幸名声受了我的玷污。我心说，老子还觉得自己的名声受了你们的牵联呐！我又没有当官儿的野心！这年头，不是仅仅因了一个钱字，有哪一个哪怕稍微有点儿自尊的人，愿与你们这等表面上道貌岸然，动辄满口冠冕堂皇的词句的伪公仆穿一条裤子啊！
市委书记终于首先省过神来，问我对“凶尾帮”了解多少？
我说“凶尾帮”是由本市一些长了最凶恶最丑陋并且最具毒性、进攻性、杀伤性的尾巴的男女纠集在一起组成。他们的平均年龄大约在三十五岁左右。他们的人数大约有二百之多。他们由于他们长了最受歧视的尾巴，理所当然地遭到我们这个以尾巴的等级化分尊卑贵贱的社会的拒绝和排斥。甚至也受到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亲人的拒绝和排斥。他们是一些被斩断了亲情脐带无家可归的尾巴人。
我问市长市委书记是否知道这样一件事——曾有一名长蟒蛇尾巴的男性尾巴人，用尾巴缠死了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以及邻家的一位女歌星，最终被武警用火焰喷射器彻底消灭掉了……
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连这一件使全市人一个时期内惊恐不定的事都不知道，足见他们一向高高在上，耳塞国盲，官僚主义到了何种程度！
我又说正是从那一件事发生以后，他们才纠集在一起的。他们对抗社会，报复社会，专门袭击长了高级的和极品尾巴的社会名流。致使一个时期内本市人寿保险业忙得不可开交。
我只顾向市长和市委书记解释，待想到电话时，“凶尾帮”们已挂断了。
我和二伪公仆便都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沉默。那一种沉默持续了很久。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都以接近白痴似的愚钝的目光望我。他们的目光证明了他们的束手无策。我有点儿同情他们，又有点儿幸灾乐祸。同情他们乃因他们与我的特殊关系意味着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进一步侵吞和掠夺本市的财富，我还不能不仰仗他们手中的权利之“协助”。还不能不邀他们一并参与瓜分。道理是那么的简单，没有他们这号伪公仆的存在，我的财富欲就不能满足；没有我的存在，他们手中的权力难以直接或间接地“变通”为他们由尊者而富人的财富。当上了“v·文经集团”总裁以后，我对历史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日理万机的百忙中我挤出精力潜心研究了中国自有阶级以来的历史，结论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中国的尊者们之所以被我们现在还当尊者纪念着，乃因其言也廉，其人也廉。比如尧舜禹，比如黄帝；近代的比如孙中山和他的民主革命的同仁；比如毛泽东和他那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今人可以从许多方面指责毛泽东，但毛泽东毕竟清廉。现在的某些伪公仆们则不大相同了。他们是人之将腐，其言也廉。心之贪极，其言廉极。例如果立在我面前的二伪公仆，他们对金钱和财富的贪欲，比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只不过他们尚披着“公仆”的外衣，不敢向我那么放手放脚地大肆侵吞和掠夺。只不过我非是“公仆”，见钱眼开之际没他们那么多顾忌，不像他们那么虚头巴脑。但我的哪一次获得中没有他们的份儿呢？我敢忘了暗中提成儿给他们么？我幸灾乐祸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因我常觉得对我而言他们是两个不折不扣的剥削者。他们天经地义地从我手中剥削去的那一部分金钱，每使我心刀剜一般疼！对这座城市的财富进行的一次次侵吞和掠夺，那都是处心积虑地充满了极高智慧的举措。不但要变非法为合法，还要堂而皇之地变，还要巧妙地严严密密地隐蔽了权钱交易的幕后勾结，也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掩护他们作为“公仆”的清廉形象，我他妈容易吗我？！而他们一次次从我手中接过巨款存折，或接过豪华别墅的产权证书以及进口名车的车证时，竟都他妈的那么理所当然似的。存折、产权证书和车证儿上，一向注明的都是他们的儿子、侄子、女儿、外甥女、小姨子、大勇子的名字。他们自己一如既往地住在市委大院国家按照干部级别限定了的公宅里，若用尺子量一量谁都不“超标”。而他们实际上又是本市许多幢豪华别墅的产权的真正拥有者。他们自己坐的是“奥迪”，而他们实际上又是本市许多辆“奔驰”、“宝马”、“公爵王”的真正车主。我对他们的依赖程度和对他们的嫌恶程度是相等的。我对他们的亲爱和对他们的鄙视也是相等的……
“太过分啦！太过分啦！五亿美元的要求太过分了！这是公然向共产党进行讹诈！”
市委书记突然挥舞手臂大声嚷嚷起来。
市长“嘘”了一声，不安地向会客室的门瞟。我悄悄走过去将门关严了。
市长愁眉苦脸地嘟哝：“五亿美元，四十多亿人民币啊！咱们这个小市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大半啊！”
听他的语调，像是要哭。
我说：“他们在电话里声明，本意并不想讹诈共产党……”
市委书记将脸转向我，手臂又是一通乱挥乱舞：“那他们是想讹诈谁？你说他们是想讹诈谁？你别光眨巴眼睛！你说呀说呀说呀！”
我觉得市委书记似乎有点儿歇斯底里了。他们这等伪公仆一向如此，平日高高在上，谈起“客里空”的大道理一套一套的，仿佛没有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克服不了的困难摆不平的事情。仿佛先天具有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似的。而有限之极的能力一旦面临挑战性质的大考验，就原形毕露了，方寸大乱了，毫无主张了。
我避开市委书记的目光，望着市长，卑恭地微笑了一下，慢条斯理地说：“市长，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们是不是在电话里声明，本意想讹诈的是日本人，具体讲是花旗参枝子的父亲。否则他们要求是人民币不就得了么？干嘛要求非得是美金不可呢？”
市长连连点头道：“你没听错。他们的本意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于是我将目光望向市委书记，又卑恭地微笑了一下。此时，对“凶尾帮”那方那一个既熟悉市长的声音，也熟悉我的声音的人，我已经判断出了可能是谁。而且我确信我的判断准确无误。于是一个火中取栗的计划迅速在我头脑中孕育成形。这计划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因而也具有极大的刺激性。是我此前一切谋财计划中最大也最高级的。成功了，我将摇身一变是真正的亿万富翁。我同时树立起了稳操胜券的信心。
“你还笑！你还有心情笑！你居然还笑得出来！我倒要问问你，你笑什么究竟笑什么？！”
市委书记不但焦躁，而且恼怒起来了。
市长低声说：“同志，你先别光火嘛！他笑，必有他笑的理由。就是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他反正已经笑过了，也不值得你发这么大脾气啊！别忘了你我是领导，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之下，更应该显得沉着冷静嘛！不要失了领导者的风度嘛！”
我及时向市长投去感激的一瞥。暗想我此前贿赂市长的钱，一向比贿赂市委书记的钱多一些，看来还是英明正确的。
“我够冷静的啦！够有风度的啦！市长同志，你给我听明白了——如果不能从‘凶尾帮’们手中营救出华旗参枝子小姐，日本政府将会向我们中国政府追究责任的！从省里到中央将会对我们逐级问罪的！美国之音正愁没有关于中国的世界性新闻评三评四呢！咱们二位，在政治上以后也就没戏唱了！
市委书记一步跨到市长跟前，铁青着脸对市长嚷嚷。那番话与其说是阐明利害，毋宁说是训斥更恰当。
我想我可长了见识了，亲眼看见一位市委书记如何训斥市长了。以前老曹告诉我，市委书记常常要在地位上压制市长一头，我还始终有点儿不信，果不其然啊！
我以息事宁人的口吻说：“两位父母官，稍安勿躁。都请听我解释我为什么笑……”
市长也迁怒地冲我吼：“别对我解释！他是第一把手。他决定，我配合，你对他一个人解释好啦！”
市长说罢，走向沙发，一屁股重重地坐将下去，低头吸烟。
我也走向沙发，也一屁股重重地坐下去吸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