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你住哪儿啊？”
他指桶——桶内一条毯子，说：“盖天铺地”。那时他脸上才显出一种怪异的笑。
我说：“外边在下雨啊，盖天铺地哪成？”
他说：“行者苦中求乐。”
我便断定，他是属于那类主观狂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忽儿明白，一忽儿糊涂。这会儿是糊涂了。
传达师傅便上前替我“解围”道：“你是‘齐天大圣’，这里可不是花果山，也不是天宫，剧本留下，你快走，快走。”他瞪目道：“你把我当成疯子？”
我赶紧说：“你若是精神病人，我便也是精神病人了！”又转对传达师傅说：“让我带他入厂，我要和他谈谈。”传达师傅愕然地问我：“带他到办公室？”
我说：“带他到我宿舍。”
传达师傅不放心地看着我，低声说：“小梁，你何必？”我说：“不会发生什么事的。”见他还不放心，又说，“我哥哥也是精神病。”
我带“齐天大圣”到我宿舍，待之为客，与之攀谈。他糊涂劲过了，又明白起来，谈吐很是文雅。
攀谈中，我知他是北大毕业生，五七年打成右派，劳改六年。现虽已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单位却不要求他上班。无所事事，便写电影剧本。
我心中对他充满了同情。
当晚，留宿我处。
第二天，送至火车站，替他买了回河北的火车票。送入站内，又送至车上，与乘务员特别交待了一番，望着火车开走才返……
想起这两件事，我觉得，自己算得上一个有责任感的编辑。尤其对业余作者，从未劣待过，即使对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于是倍感大有回一封信的必要。
我在信中写道：“你的父亲是高级干部，你的靠山可谓固矣。你的剧本由各级负责人推荐，你的‘后门’可谓大矣。像大作这种水平的剧本，北影厂每年收到数千份。我厂委派了一位编辑副主任和我这位编辑加以扶植，对你可谓另眼看待矣！你乃三十多岁人，感冒发烧，区区小病，你的父母便‘放弃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也忒娇贵忒宝贝你了吧？老实讲，按一般稿件处理，你只能得到一张退稿笺罢了，而且将在三个月后……”
写完，装入信封，填了地址，怕自己忽然产生什么顾虑，立刻寄走。
之后，静坐片刻，想到文化部成立了一个什么“剧本委员会”，在部长同志直接领导之下，遂生一智，便又给“剧本委员会”写了一封信。
大意是：该剧本系某负责人之子改编，且有文化部及电影局领导同志肯定之评语。我厂拍摄任务已满，现寄你们，你们指示其他兄弟厂拍摄，似更加顺理成章，成人之美……附在剧本之内，一并寄走。
仅仅五六日后，“完璧归赵”。剧本被“剧本委员会”退回，附函曰：“该剧本既然已经你们扶植，你们还是扶植到底吧！恕不提意见。”
碰上了和我一样不具慧眼，也无伯乐精神的编辑！走投无路，不再犹豫，不再顾虑，草草填了信封，便退。我想，主任要我来当这个剧本的责编，还真是选对了人。我自以为“不辱使命”。
我想，权力之与文学艺术，恰如铁树之与菊花，本非同科木，“嫁接”也难活。偏若移花接木，何类“狗扯羊皮”？
现今有种说法：一等智商者经商，二等智商者从政，三等智商者才从文。“文”的经济基础，在“倒爷”们之下；“文”的社会地位，在“政府官员”之下，因此某些干部子女，便经商，便从政。“三等智商”的，便往什么电影制片厂啦，电视台啦，以及其他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单位或部门挤。果有“文学艺术”才华的，自当别论。并无“文学艺术”细胞的，岂非授柄于人，传诟于世么？且“文”假以权，权佐以“文”，结果必然是“文”腐蚀了权，权亵渎了“文”。那才是悲夫哉！
我顶讨厌文学艺术领域内现今种种假权势而压“文”、而欺“文”的风气。
动辄：“这个电影剧本某某领导同志看过，给予肯定了！”“这个电视剧本某某领导同志非常欣赏。”
“这篇小说某某领导希望发表并配合评论。”
文学艺术的圈子里，也真真有些俗不可耐之人。
某某领导“看过了”，“给予肯定”了又怎样？某某领导“非常欣赏”又怎样？
某某领导的“希望”便一定要“照办”么？
某某领导究竟是“领导”，还是文学艺术工作者？
你是市长，我是公民，公民该尽哪些公民义务，我听你的。
我是编辑，你是市长，市长写电影剧本，或写小说，写诗，写话剧什么的，对不起，你听我的。
这才对劲。
否则，大不对劲。
这叫“社会分工不同”，应该彼此尊重彼此的分工。也是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原则之一。
一九七九年春，全国第四次高等教育会议在北京西苑召开。各新闻和文艺单位派代表列席参加。
我作为北影厂代表，参加了华南大组学习讨论。
会议最初几天，讨论内容是肃清“四人帮”极左教育路线的流毒，发言踊跃热烈。
“工农兵学员”——这建国三十年来“高教”大树上结下的“异果”，令每一位代表当时都难以为它说半句好话。而每一位发言者，无论从什么角度什么命题开始，最终都归结到对“工农兵学员”的评价方面。不，似乎不存在评价问题——它处于被缺席审判的地位。如果当时有另外一个“工农兵学员”在场的话，他或她也许会逃走，再没有勇气进入会议室。
我有意在每次开会前先于别人进入会议室，坐在了更准确说是隐蔽在一排长沙发后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我负有向编辑部传达会议情况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须记录代表们的发言。
我是多么后悔我接受了这样一个使命啊！然而我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领导改换他人参加会议。
第三天下午，还有半个钟点散会，讨论气氛沉闷了。几乎每个人都至少发过两次言了。
主持讨论者时间观念很强，不想提前宣布散会，也不想让半个钟点在沉闷中流逝。他用目光扫视着大家，企图鼓励什么人作短暂发言。
他的目光扫视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时偶然抬起了头。于是我品质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间笼罩了我的心灵，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怜的角色。
“你怎么不发言啊？也谈谈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
多数人仿佛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纷纷向我投来猜测的目光。
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尴尬。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转过身瞧着我，分明都没想到沙发后还隐藏着我这么个人。
我讷讷地说：“我……我不是工农兵学员……”几乎是不由自主的这么说了。
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讨论三天来说的第一句话，当着许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说的第一句话，当着华南大组全体代表说的第一句话。
谎话，是语言的恶性裂变现象。说一颗纽扣是一颗钻石，并欲使众人相信，就得编出一个专门经营此种“钻石”的珠宝店的牌号，就得进一步编出珠宝店所在的街道和老板或经理的姓名……
我说，我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文·革”·前的毕业生。我说，某某著名电影导演曾是我的老师。
我说，如果不发生“十年动乱”，我也许拍出至少两部影片了……
为了使代表们不怀疑，我给自己长了五岁。
散会后，许多人对我点头微笑。“·文·革”·前的毕业生，无论毕业于文、理、工学院，还是毕业于什么艺术院校，代表们都认为是·他·们·的学生。